对话黄泓翔：致力于培育世界公民的中南屋创始人 | 讲座摘要

2021 年 3 月 24 日

社会企业与国际问题

Q｜黄老师好！非常高兴能够与您对话。首先，可否请从您个人经历出发，介绍一下您现在在做的事？

黄｜我本科在复旦大学学新闻，2011年去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国际发展专业。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我去厄瓜多尔做了一个调研，去了解当地的中国企业对环境保护的影响。这个机缘巧合让我了解到原来今天在非洲、南美洲乃至世界上很多我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国家里，其实已经有了不少中国人的足迹。一方面我们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贡献，另一方面当地有很多环保问题和社会问题也跟我们有关。这个话题当年我们管它叫“中国走出去的可持续发展”。后来这个话题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就是“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在厄瓜多尔之行以后，我一直有关注这个话题，后来又去了秘鲁，去了巴西，一直都在做类似的调研。2013年哥大毕业之后，我到非洲做了关于象牙贸易的调研。

在那之后，我看到非洲、南美有大量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到中国青年在里面能够扮演的角色之后，我不禁去思考：为什么现在在国际可持续发展的舞台上，中国青年、中国民间组织的声音仍比较匮乏？其实今天的中国青少年有越来越多人对公益、对动物保护、对遥远的世界感兴趣，想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创立了中南屋。中南屋的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带着中国的青少年到世界各地调研社会问题，并基于调研做公益行动，这有点像我自己当时在南美和非洲所做的事情。我们关注的话题有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也有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如何与世界融合的话题。

Q｜您如何看待NGO的作用以及它与政府的关系？NGO是政府工作的补充吗？

黄｜NGO的出现不单是因为有很多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在一个良性、健康的社会中，政府、企业还有NGO其实应该是社会运作的三大支柱，在整个的社会结构里面，任何一个部分都有自己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NGO不只是政府工作的补充。

如果大家对于这一点感兴趣，可以多去了解NGO。在我还是大学生时，我以为做公益就是简单的志愿者做好事，有一颗善良的心就可以去做了。但后来当我越来越多地了解NGO、国际组织的世界之后，我发现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NGO在一些地方上的角色可能比我原来想象的要大得多；另一方面NGO也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样完全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其实企业会有的问题，NGO一样会有。但我认为，理解NGO的世界对于帮助这个世界更好进步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Q｜在您看来，我们该怀着怎样的心态去做公益？

黄｜我们要去做公益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圣母型”。我不太喜欢大家把我自己看作是一个志愿者，因为“志愿者”常伴有一系列的假设：来自一个好的地方，见多识广能力强，来这里是来帮助你的，你很明显也应该按我的想法做事。如果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做公益，给当地带来的不一定是积极的东西，甚至有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

所以在我眼中，我们要去关注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要有公益心，但当我们去做公益的时候，或者去看待一些我们觉得比较落后的地方时，不要把自己摆在一个高高在上的姿态，觉得自己做公益多么伟大多么崇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也常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人去做动物保护、去冒险调查，就把他看作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人。在我眼里一个人选择去做公益，和他选择去做律师，或当医生没有本质区别。因为他只是做了自己想做并擅长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而已。

当我们能够把心态放平和，无论我们关注山区还是非洲，我们能够去做的事情还是之前提到的那样，先去做调研学习，了解当地情况。然后基于对当地的了解，再看自己能去做什么样事情，而不是带着一个救世主的心态，因为那样的心态会阻碍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

Q｜现在很多义工旅行，由于志愿者缺乏专业知识，很多时候不能给当地带来实质性的帮助，只能给自己的履历添彩。您怎么样看待义工旅行的现状？

黄｜义工旅行涉及志愿者、公益这些概念。刚才提到做公益不简单是志愿者怀着爱心做好事，要做公益先去做调研。原因很简单，不花时间好好研究了解某一个状况、某一个问题、某一个地方、某一些人，就自以为能够帮助别人，在这种情况下给当地带来帮助的可能性恐怕不大。所以专业的公益项目一定是从调研学习开始的，基于调研发现，再去尝试进行一些公益项目的设计和执行。而义工旅行很多时候做不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义工旅行不一定是不好的，因为义工旅行对于参加者来说是一个比一般旅游更深度的旅行方式，并且义工旅行者要交的费用，很多时候对于当地机构确实是有帮助的。中南屋之前带学生在巴厘岛去调研中国义工旅行者在巴厘岛的现状时，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有很多的孤儿院、海龟保护基地每年很重要的一部分收入就来自于义工旅行者所交的费用。所以义工旅行可能没有一些人想的那么伟大，也不像一些人说的那么糟糕不堪；不过当义工旅行者缺乏专业性，或者没有调研或学习的意识时，也确实可能给当地带来一些伤害。

炉｜在您看来，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理想的关系是怎样的？

黄｜我自己最开始的一个出发点其实是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保护动物和保护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我们保护动物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人类，也有的人会认为我们保护动物不是为了保护人类，就是为了保护动物本身。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我自己个人的立场总体来说是后者。我最初去厄瓜多尔调研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保护那边的亚马逊雨林，并不是为了帮助在那里的中国公司。但后来当我越来越多的去了解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的一系列问题之后，我发现如果我们真的想去保护动物和保护环境，我们就需要去理解人在里面的角色。

比方一个中国企业在亚马逊雨林里开矿，如果我们单纯想要保护环境去跟企业对抗，最后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但是如果我们逐渐了解这家企业，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需求与烦恼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更好的、让企业和环境双赢的发展道路。

回到这个问题，我觉得理想状态下，自然并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我们保护动物保护环境是因为自然以及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与我们人类一样，都有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权利。但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我又非常现实，不会只单纯考虑动物和环境，我会更多考虑如何找到人与自然共处的方法。

走向世界公民

Q｜在您看来，身处不同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中，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自己的民族认同和身份认同？我们在成为世界公民的过程之中，要坚守什么，又要追求什么？

黄｜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到一个小一些的范畴里面去看。比方说，在一个班级里，每一个同学肯定都相对更关注自己，但是他们依然可以凝聚成一个集体，拥有班集体的意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逐渐从只把自己看作单独的个体，到把自己视为集体中的一员。

同理，现在中国走向整个世界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样的。一方面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我们会保留着一些中国人的属性，但是我们又确实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外面的世界，去和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群沟通。我们每一个人的发展都是离不开集体的，而每一个国家的发展，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强大，他也一定都离不开外面的世界。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交融已经进入非常紧密的状态，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反而需要国内越来越多地形成有“世界公民”意识的青年群体。

只有当我们怀着“我们不仅是中国人，也是地球共同体的一员”这样的认知走出去，才能够更多地与其他国家的人达成共识，互相理解，更好地进行交流和合作。当我们去行动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把中国如何看作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相反，可能需要把世界的角色放在更高的位置上去看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去融入世界。当谈到我们要变成世界公民，不是在说我们要变成外国公民，而是从价值观上，要更多具有世界公民的理念，不要只想着自己的国家，要认识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国家，也是世界的一部分。

Q｜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非常追求成功。很多人都会面临一个矛盾：究竟是去追求世俗定义的成功，还是去探索和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对于青年人的人生抉择和价值排序，您有怎样的看法？

黄｜首先，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选择，并不是说一个人的选择一定就比另一个人好。我个人可以提供的一个建议是，应该去探索和理解世界上到底有怎样的可能性。只有当我们真正理解了有什么可能之后，才能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对我自己而言，我认为人的一生大概可以达到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所谓的“有钱”，不一定要多么富有，而是说你平时的衣食住行不会觉得很缺钱；第二个层次是开心，每天所做的事情能够让你喜欢；第三个层次我认为是有意义，在若干年后你回顾过往时，会觉得我这一生过得还是有价值的。当你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之后，所需要的只是去选择一条符合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已。

我最初认为做公益一定是没什么收入的，但我在哥大的同学说过一句很触动我的话:“如果一个人最后没有办法挣到钱，只能说明他在这件事情上没能做到足够好。”事实上，我后来也接触到了做各种事业的人，做公益，做动物保护，他们当中做得好的人，我确实没有见过一个人是为钱发愁的。这也是我说的“理解可能性”，当我认识到去做公益并不一定会导致糟糕的经济状况之后，我就更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了。视野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了解选择背后所代表的东西。如果在都清楚以后，选择一个而放弃另一个，这就完全属于主观选择的范畴了。

Q｜我们可能需要很多次试错才能找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但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试错或者选择的权利其实是一种特权，而并非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的。不知道您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是否很多现象都源于这种选择权利的缺乏呢？

黄｜从很现实的角度来说，这个世界确实是不公平的。有的人可能生来会有更多选择的权利，拥有更多的资源，这种不平等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其实认为我们在做的世界公民教育也确实是一种精英教育。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人连明天吃饭的钱都还没办法挣到，这时去和他说“我们需要世界公民意识”“去非洲做公益”，并不是一个非常切实的状态。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中南屋的活动中，我也经常会去说，我们尝试去影响的是中国所谓的“精英群体”，把这些人聚拢起来，希望他们中少一些人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多一些人将自己的力量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我的大多数同学最后想要去做的都是金融、投行、咨询公司，这一点让我非常遗憾。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而这些人都比我优秀，比我聪明，比我有资源，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精力和资源用来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来说可能更迫切重要的事情。

Q（观众）｜国际上的很多环保问题都会出现责任推诿的现象，比如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中的责任推诿，或者于各个部门之间。中南屋开展项目时是否也会遇到类似的壁垒？又是如何促进跨国、跨地方部门合作的？

黄｜责任推诿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比方说关于象牙贸易，非洲人可能会说，“都怪中国人要买象牙，所以才会在非洲有这么多盗猎”；中国人有些也会说，“都怪非洲不好好保护好自己的大象，如果保护好了，没有象牙，我们买什么？”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之中，你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推诿。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并不会太在意责任到底归谁的问题，我们在意的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例如我们会在当地开展一系列的社区工作，一些诸如反走私的工作，去尝试影响当地；而在中国人这边，我们也会尝试针对部分国人进行野生动物保护的宣传和教育，减少购买野生动物制品。

Q｜您对于中南屋的未来会有怎样的愿景呢？

黄｜从个人的角度，我觉得现在的中南屋还是一个很弱小的机构，但我希望有一天它能拥有美国和平队的规模，每年送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人去世界各地，去做一些社会调研，去做一些公益项目。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事情，改变世界各地对中国人的看法，让这些青年人成为沟通的桥梁，甚至也可以帮助这些青年人更好地发展事业，达成传统意义上的成功。这其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毕竟中南屋只是一个纯民间的机构。但是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我觉得我们去做事情不只是看它困不困难，而是看它重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