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賜香：革命與被革命(八)—— 打量魯迅之身前事與身後名

中共那邊發出三條電文。第一條是《為追悼魯迅先生告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書》。

電文中對魯迅作了激光式掃描：「魯迅先生一生的光榮戰鬥事業，做了中華民族一切忠實兒女的模範，做了一個為民族解放、社會解放、為世界和平而奮鬥的文人的模範。他的筆是對於帝國主義、漢奸賣國賊、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法西斯，以及一切無恥之徒的大炮和照妖鏡，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和被壓迫的大眾站在一起，與那些敵人作戰。他的犀利的筆尖，完美的人格，正直的言論，戰鬥的精神，使那些害蟲毒物無處躲避。他不但鼓勵著大眾的勇氣，向著敵人衝鋒，並且他的偉大，使他的死敵也不能不佩服他、尊敬他、懼怕他。中華民族的死敵，曾用屠殺、監禁、禁止發表魯迅一切文字、禁止出版和販賣魯迅一切著作來威嚇他，但魯迅先生沒有屈服；民族的死敵想用‘赤化’，‘受蘇聯津貼’等捏造的罪狀來誣陷他，但一切誣蔑都歸於失敗；民族的死敵，特別是托洛茨基派，想用甜言蜜語來離間他離開大眾的救亡陣線，但是魯迅先生給了他以迎頭痛擊。魯迅先生在無論如何艱苦的環境中，永遠與人民大眾一起與人民的敵人作戰，他永遠站在前進的一邊，永遠站在革命的一邊。他喚起了無數的人們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著青年們使他們成為象他一樣的革命戰士，他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立了超人一等的功績。」［1］

魯迅胃不好，不知聽了會不會胃疼？其它不說，這裡只說兩點。

其一，魯迅什麼時候與大眾站一起了？他寫祥林嫂、寫阿Q、寫華老栓給兒子吃人血饅頭，哪個不是殺戮民眾的？用他的話說：「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民眾的罰惡之心，並不下於學者和軍閥。」［2］

看到沒？在魯迅這裡，軍閥、論敵、民眾，都是他「橫站」的對象！

他說：「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裡，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3］

你說，他看中國民眾這麼洞透，他跟他們站一起幹嗎呢？

其二，魯迅什麼時候忽悠年青人搞革命了？都是年輕人忽悠他搞革命，後來他扛了左聯的大旗，最後又後悔了對不對？想當初他惡心上海那幫革命青年：「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才是天生的文豪。」［4］

在去上海之前他說：「老實說，遠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聽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罷，——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拚命去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5］

​看到沒？革命、革命文學、革命文學家，都是他不屑的。在上海，之所以有所摻乎，一是中共的統戰；二是孤寂；三是無所選擇，既然選擇了對著國民政府橫站，那麼就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四是既沒去延安也沒去蘇聯，也就沒啥發現，晚年有所發現，於左聯解散後不再加入任何組織，但生命旅程也即將告止。

這一切導致直到今天還有人在設問：魯迅如果活到新中國，政府會怎麼對待他？其實我更關心問題的另一面：魯迅如果活到新中國，他會怎麼對待自己？政府怎麼對待那是政府的事兒，自己搞了一輩子，最後搞得自己都站不住了。既然不能像胡適那樣未卜先知一走了之，那麼會不會像老舍那樣自沈湖底？

第二條電文是《致許廣平女士的唁電》——真偏心，為嘛不發朱安女士呢？不講程序正義，至少講個先來後到嘛！電文中對魯迅的蓋棺定論是：「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文學家、熱忱追求光明的導師、獻身於抗日救國的非凡領袖、共產主義蘇維埃運動之親愛的戰友！」［6］

魯迅牙不好，不知聽了會不會牙疼！

第三條電文是《為追悼與紀念魯迅先生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與南京國民黨政府電》。

電文中，中共把魯迅比喻為中國的高爾基。為此，「敝黨」「敝政府」將開展下述六項紀念活動：（一）下半旗致哀，並在各地方與紅軍部隊中舉行追悼大會；（二）設立魯迅文學獎金基金十萬元；（三）改蘇維埃中央圖書館為魯迅圖書館；（四）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魯迅紀念碑；（五）蒐集魯迅遺著，翻印魯迅著作；（六）募集魯迅號飛機基金。「貴黨與貴政府為中國最大部分領土的統治者」，為此，「敝黨與敝政府」向你們提出八項要求，你們不會拒絕吧？這些要求是：（一）魯迅先生遺體舉行國葬並付國史館列傳；（二）改浙江省紹興縣為魯迅縣；（三）改北平大學為魯迅大學；（四）設立魯迅文學獎金獎勵革命文學；（五）設立魯迅研究院，收集魯迅遺著，出版魯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廣州、杭州建立魯迅銅像；（七）魯迅家屬與先烈家屬同樣待遇；（八）廢止魯迅先生生前貴黨貴政府所頒布的一切禁止言論出版自由的法令。［7］

估計魯迅沒想到，自己死了還能被扛成大旗！用曹聚仁的話說：「中共當局，要把他當作高爾基來捧起來」。［8］

其實，與其說中共當局要捧魯迅，不如說毛澤東本人要捧魯迅。

1937年毛澤東在陝北公學紀念魯迅逝世週年大會上作了《論魯迅》的演講，他說：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但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的，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他還給魯迅總結了幾個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他的政治的遠見」，第二個特點是「他的鬥爭精神」，第三個特點是「他的犧牲精神」，並把這三個特點歸總為偉大的「魯迅精神」。［9］

魯迅精神也就罷了，把魯迅與孔夫子並列，可能要氣死哥也麼哉了。1935年魯迅寫《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惡心孔子死了之後，「種種的權勢者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不但被人戴上「大成至聖文宣王」這種「闊得可怕的頭銜」，甚而還有「摩登聖人」的隨機使用功能，但終歸不過是權勢者手中的敲門磚。老百姓再傻也知道「這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和民眾並無關係」。 ［10］

沒想到僅僅過了兩年，他本人竟然也被扛到神龕中端坐去裊，境遇與孔子不差多少。唯一的區別是，現在的百姓不知道那是大人老爺們的物事，還以為魯迅是自己的！

1938年，「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為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侵略，把它從中國趕出去；為了鞏固世界和平……」，［11］毛澤東發起創建了魯迅藝術文學院。

1940年，毛澤東作了《新民主主義論》，他說：「五四以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12］

1942年，毛澤東作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千夫’在這裡就是說敵人，對於無論什麼凶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裡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13］

1949年底，毛澤東出訪蘇聯，隨身還帶了魯迅著作隨時閱讀，他跟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就是愛讀魯迅的書，魯迅的心和我們是息息相通的。」［14］

不得不承認，魯迅在精神氣息方面確實有與毛澤東相通的地方，比如痛打落水狗，比如一個也不寬恕，比如睚眥必報。這一切都可以給毛式話語中的造反有理、暴力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等意識形態提供了話語支撐。

也許正是由於這種相通，李劼才有了《魯迅：通向毛澤東的獨木橋》之說，按李劼的意思，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魯迅，乃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四大最具實質性的棟梁架溝」，但能通向毛澤東的，唯有魯迅一人。他認為，魯迅之於毛澤東，正像韓非子之於秦始皇，只不過韓非子提供的是權術，而魯迅提供的是話語而已。［15］

附參考文獻：

［1］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5-6頁。

［2］魯迅：《答有恆先生·而已集》，《魯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7頁。

［3］魯迅：《經驗·南腔北調集》，《魯迅·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頁。

［4］魯迅：《革命咖啡店·三閒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頁。

［5］魯迅：《在鐘樓上·三閒集》，《魯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第30頁。

［6］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7頁。

［7］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8頁。

［8］曹聚仁：《魯迅評傳》，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4頁。

［9］毛澤東：《論魯迅》，《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44頁。

［10］魯迅：《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且介亭雜文二集》，《魯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328頁。

［11］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資料2》，文物出版社1977年版，第3頁。

［12］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頁。

［13］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7頁。

［14］徐中遠《讀魯迅著作》，《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208頁。

［15］參見李劼：《魯迅：通向毛澤東的獨木橋》，《梟雄與士林：20世紀中國政治演變和文化滄桑》，晨鐘書局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