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許：當格瓦拉成為消費品

北京有一家叫做「A-che」的餐廳，就在使館區附近。「A-che」不是別的，它在古巴指的就是切·格瓦拉。因此，在這個餐廳裡，也處處可見切·格瓦拉（港譯捷古華拉）的圖片，大廚來自古巴，供應有正宗的拉丁食品、美酒。每到週末，餐廳變酒吧，正宗的拉丁音樂和舞蹈，吸引了不少中國人前來。

在這個物質主義的時代，反資本主義的「A-che」卻成為了消費符號，實在是一件饒有趣味的事情。

A-che與其同志屬於20世紀偉大的社會實踐——運用武器暴力改變不平等的所有權制度——的一部分。從淵源上講，這一努力一直伴隨著整個現代化進程，正因為現代化的巨輪碾碎了前現代的種種不平等制度——封建制、貴族制、等級制，從而將不平等的所有權制度暴露在了人類追求平等的前沿陣地。

早在19世紀，托克維爾就曾寫道：「平民起初希望改變一切政治機構來改變自己的現狀，然而每次變革之後，他們發現自己的命運並沒有得到改善，或者只是改善得極其緩慢……可以說，曾經隱瞞了所有權特權的一切特權都已經被廢除了，但所有權卻依然是人民平等的主要障礙，而且似乎還是這一障礙的主要特徵，這回人們不經意地要求廢除它……這難道不是必然的嗎？」

因此，從19世紀直到 20世紀，除去世界權力頂端的英語國家，從歐洲的1848，俄羅斯的1919，直到更多的第三世界國家的20世紀大部分時間，針對不平等的所有權制度的戰鬥持續進行並越來越蔚為大觀。切·格瓦拉的光榮，首先來自這一壯觀的行動實踐所帶給人們的震撼。

A-che們的努力與實踐，其實隱含著兩個追求，其一，對所有權的否定將帶來一個平等的社會；其次，對所有權的否定還將帶來一個富足的社會。而不幸的是，這兩個追求都不能成立。即使在一開始，對所有權的否定就被異化為了另外一種不平等。托克維爾記錄了發生在1848年法國革命中的一幕場景：「在起義開始的那天晚上，他（托克維爾的朋友布朗基）聽到這孩子一邊收拾飯桌一邊說：‘到星期天（那一天是星期四），就該我們吃雞翅膀了’，另一個在他家裡幹活的小女孩應聲答到：‘那也該我們穿漂亮的絲裙子了。’」針對所有權的革命看似從平等的要求出發，其實卻建立在對不平等的控訴之上，因此，其最終指向「翻身」也就是新的不平等，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所有針對不平等所有權的革命，在成功後都導致了另一種形式的不平等，也就不足為奇了。

而尤為重要的是，對所有權的否定通向的不是富足而是匱乏。在20世紀的實踐中，真正戰勝了絕對貧困而逐漸走向富足的社會，所遵循的都是分立產權的發展之路，而所有試圖取消所有權的國家，卻無不陷入到匱乏和消極的景況中難以自拔。因此，A-che們在反對不平等時候所煥發的活力與光彩，一旦轉移到建立一個平等社會的時候，卻變成了壓抑與窒息——在我的理解，這也是為什麼格瓦拉最終選擇從解放了的古巴出走，重新走上游擊道路的根本原因。

格瓦拉們的實踐，目標是不平等的所有權，手段是暴力的革命，而這也正是其全部魅力之所在。在其實踐的早期，人們熱愛他是因為他提供了一種改變社會的可能，而在今天，格瓦拉的實踐及其意義，已經很難得到嚴肅的認同，但格瓦拉依舊挺立在潮流的前端。這是因為，儘管人們已經難以認同其目標，卻依舊迷戀其手段，迷戀那種敢於以暴力對抗龐大體制的形象。

每當看見身邊的紅男綠女穿著印有A-che那著名頭像的T恤走過身邊，總不由得想起昆德拉在《不朽》中的一段話：「二十歲參加共產黨，或者拿起槍到山區參加游擊隊的男青年，被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所迷惑，正是他自己的這個革命者形象使他與其他人有所區別，使他變成了他自己。」

不幸的是，在這個後現代也就是後革命的時代裡，對於都市裡的男男女女來說，成就自己的革命者形象是極其困難的。儘管在追逐捕鯨船的綠色和平行動中，在抗議全球化的聲浪中，以及在反對皮草的裸體遊行中，這種努力依舊頑強殘存著。但大多數的青年男女都選擇了更為簡易的方式——穿上印有A-che頭像的T恤，又或者是到A-che餐廳消磨一個晚上，就「把他的這個自我送往匯聚著成千上萬道目光注視下的歷史的偉大舞台前」，從而使自己超越了日常凡庸的生活，獲得了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形象。

這，或許就是A-che這個革命者成為消費時代時尚符號的內在秘密吧：他提供了一個「生活在別處」的秘密通道。就這樣，失去了具體革命內容的格瓦拉，卻成為了這個龐大體制中的人們寄託反抗夢想的偶像，進而被這個龐大體制加以利用，而成為了消費的符號。對於一直致力於推翻這個龐大體制並為此獻出生命的切·格瓦拉來說，再也沒有比這更具有諷刺意味的了。

（莫之許，原名趙暉，資深媒體人、出版人，曾任《戰略與管理》雜誌編輯、《華夏時報》評論部主任。後為獨立圖書策劃人，策劃出版《非常道》、《哈耶克傳》、《我反對》、《美國草根政治日記》等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