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的传统中央集权制度的科普与具体集权问题的问答

中央集权制度，即以国家职权统一于中央政府，削弱地方政府力量为标志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已有两千余年。无论对该制度出于何等的看法，我们都必须承认的是，【中央集权】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同时也作为中国政治的象征而存在于世界的视线之中。

暂且不论国家问题，中央集权制度如今可以说是褒贬不一。支持者们认为，中央集权制度可以有效的整合国家资源，并将这份资源统一输送到国家所需的地方。而反对者们认为，中央集权制度的“有效整合”，实际上是以牺牲地方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而在缺乏民主监督的奉行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内，以牺牲地方人民利益所换取的”国家资源的整合“，存在被官僚所滥用的风险。

无论看法如何。如果我们要探讨中国的政治问题，我们理应优先了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了解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当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差异。本文将以此为主旨，以Q.A.问答的形式，进行叙述。

Q.有关于中央集权问题，我有一个疑问。我曾经听过一个讲座，他们说：”分裂的小团体更具备活力，而“团结”实际上并没有力量。请问是这样吗？

A.并不正确。

小团体确实更有活力，但团结本身具备着能够将力量集中起来的能力。这一点即便在民主政治之中依旧如此。例如：一个分裂的内阁或是议院，往往会因为大量无休止的争论而导致具体问题难以解决。而在真正危机的场合，一个团结的内阁活议院，则会显得格外重要。而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如此——
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央有着整合国家的整体资源并将其有效利用的能力，这便是春秋战国时代秦国能够在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变法后，能够国力大强并最终得以一统天下的原因。而这自然得归功于地方行政机构的“团结”。（实际上这是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绝对统治所诞生的“团结”。但无论主观意愿如何，客观上确实达成了团结的结果）
无论这份制度是否存在其他问题，中央集权制度有着能够整合国家的整体资源并将其有效利用的能力，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同理，无论是自愿的团结还是非资源的团结，团结也具备着能够将力量整合的能力，这点不容质疑。

Q.中国人似乎非常痴迷于“上下一心”的叙述，请问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是什么？

A.关于上下一心的叙述，实际上我认为这是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所衍生的宣传附属品。

正如我上文所述，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有着使用官僚体系，大规模整合一些地区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有效利用到其他地区的记录。无论这一行为是否出于自愿，但只要出于宣传的美化，我们都可以将其描述为“上下一心”的表现。
而在清政府倒台后，由于君主制在中国被取缔，因此在中国古老的宣传机器中，“皇恩浩荡”这一强调君主的宣传被逐步取缔，而“团结”与“上下一心”这一更加强调民众的宣传附属品也就成为了新的宣传重心。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尝试翻阅民国早年的会议记录以及公开演讲的记录，我们不难发现那时就存在着许多关于“上下一心”与“团结”的叙述了。这一点，或许也可以做为我这一看法的证明吧。

Q.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缺陷是什么？

A.最大的缺陷在于地区发展问题与制度僵硬的问题。

关于地区发展问题，这点正如上文所说的。在古代，由于大量的地区资源被中央所拿去，地区之间用以交换资源的商品贸易将受到约束，而中国的大量资源被集中于中央，这又导致了一个或数个违背了自然经济、通过吸取全国血液而建立的巨型城市的诞生。这从客观上压制了商品经济的萌芽、遏制了地区的发展、阻碍中国市民阶层的出现。
同时，由于代表国家的中央掌握着国家大量资源的分配权力。这使得国家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被几乎无限度的放大。这虽然在客观上比欧洲早近千年的诞生了爱国主义，但同时却给许多中国人建立了一套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的“官本位”思想。这导致了人们乐于接受官方的一切，而拒绝接受被官方所否定的一切，这也构成了古代中国人的集体观念（且一直延续至今）。
有趣的是，古代中国对于国人思想的影响超过同时代一个国家所能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更类似于一种宗教所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如果我们将与古代中国制度相近的古代日本制度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竭尽全力的压缩地方权力，而日本的中央集权制度却最终受制于地方的权利问题而无法实行；千秋万代过后，中国人信仰官员、天子可以随意的更换。而日本人信仰天皇，所以官员可以随意的更换。不得不说，这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之后有机会，我会详细的阐述这个问题。

说回正题，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制度僵硬的问题。

打个比方吧。你是一位县级的执政者。如今县里存在着洪灾隐患。现在，府库内存放的钱财足以修建水坝，来遏止洪灾隐患的进一步恶化。
如果你是一位分封制下的领主，无论是否出于自私的目的，在府库充足的情况下，你当然会尽可能的去修建这样的一处水坝，来防止自己的领土受到损害。
但如果你是一位古代中国的县级官员，你可能就不能擅自开府去修筑这样的水坝。中央集权制度下，府库并非官员的私产而是国家的财产。擅自动用府库，必须要有朝廷命官的批准才能够执行。可在洪灾隐患没有被彻底爆发之前，朝廷命官不可能通过私自动用府库的钱财去建设水坝的提议。因为洪灾没有来临，所以修建水坝不算救灾。中央不可能为一场尚未发生的事情，破坏整个中央集权制度的规定。所以你如果要合法的修建水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等洪灾确确实实的来临了，这时候在朝廷命官的允许下，你就修建水坝了，因为这算是救灾。

当然，我说的可能轻松了一点，事实上发现了洪灾后，正确的流程是这样的：

县级官员（县令）发现洪灾隐患，上报市级官员（知府）→
由于交通不便，可能在半个礼拜左右市级官员（知府）会受到这份通报。可能他为了确认确有其事，他在再花半个礼拜左右确认事情真伪，然后再确认真有其事后上报省级官员（知州/总督）→
省级官员（知州/总督）可能在半个月左右收到了这份通报。就像知府要去确认灾情情况一样，他也得去确认灾情情况。因此他可能也再花半个月时间确立真伪，然后再确认真有其事后上报朝廷→
朝廷可能在两个月左右收到了通报。那么朝廷这个时候去派朝廷命官处理此事，然后又花了一个月时间跑到省里，调查半个月。能处理的，就让地方自己处理了。不能处理的，再花一个月时间让人跑回朝廷说明情况，让朝廷拨银两赈灾。
这一来一去，可都快半年了，本来几百银子就能处理完的洪灾，可能现在几千几万几十万都来不及了。

洪灾如是，政事更是如此。由于集权程度过于膨胀，往往导致了行政效率的底下。同时由于古代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是依赖数量庞大的官僚才得以实施的，因此该制度本身缺乏弹性。

当世界环境发生了变化，小农经济已经不再足以支撑一个国家之时，这个制度因为本身的僵化而难以适应改革。一旦实行任何体制改革，纵使成功，其后果也是要裁退大量依附于传统中央集权制度的“忠臣”官员。而这些大量失业又拥有行政经验的旧官僚，毫无疑问又将进一步加深社会动荡。

如此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之局面。正是自近代鸦片战争始至辛亥革命后，清政府难以施行改革的根本原因。

可笑的是，身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制度的受益者，明清时代的皇帝由于被体制近乎强迫性的要求自己完成繁琐的工作，而常常使得自己苦不堪言。

服务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制度，到头来的结果是上头受不了、下头遭不住。某种程度上，这也算是“上下一心”了。

Q.那么在今天，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怎样的情况呢？

A.在行政上，地方权力被扩大了。但在实际上，这份体制依旧呈现僵化的情况。

相比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国当前的中央集权制度放宽了许多地方的权利。中央政府对于地区政府和具体机构控制上，采用【指导方针】的模式，而非传统的【命令执行】式的方法。
但在实际上，由于中国政府的权利不受人民的监督，且依旧奉行中央集权制度。因此，当地区政府内部出现了违背中央的【原则】（无论是怎样的原则），中央政府都将通过军事手段来处理地区政府的问题。
抛开这是否正确的话题不论。如果我们将传统中央集权制度与当代中央集权制度进行比较，我们显然会发现，地区政府与执行机构的权利是已被放大的。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必须由皇帝一人处理的许多决策问题（例如英国的商人来了广东，能不能让船上的女人下船这种问题），被分摊到了许多具体的机构与地区政府之中。而这一点，自然可以作为相比传统制度，当今的中央集权更加“多元化”的象征。
但是，由于地方官员的升迁取决于他完成中央【指令】的政绩。所以这导致了地区行政官员与具体机构执行者比中央更加热衷于中央集权体系，热衷于无条件执行中央的指令，甚至习惯将这些指令扩大化处理的结果。
事实上，扩大地区权利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政策执行时导致的僵化。但由于中国的政治权利缺乏民众监督、完全来自于上层的调派。因此，这导致了政策在具体执行时，必然的僵化。

关于这一件事，就拿我们众所周知的网络审查这一事做例子吧：

中国的网络审查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稳定，防止网络上出现动摇国家安全与稳定的舆论或是事件。
网络审查中，他们进行的每一次删帖行为，当然不需要来自于中央政权的签字。即便是网警组织要执行抓捕行为，他们也不需要中央签逮捕令。这些网警组织，实际上大多隶属于各地的司法部门而不是隶属于中央。至于网络审查，实际上也属于各大网络平台的自发行为。我们不难发现，这两者在网络审查中的具体行为，实际上并不受中央的直接影响。
然而，这些人在实际上往往比中央更加热衷于执行中央的【指示】，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
例如一座化工厂因为一场意外事故爆炸。这种事本身是瞒不住的，而国家可能也不想瞒，因为这事他肯定要出面解释；阻止这种肯定会暴露的消息的流通，实际上反而只会降低国家的公信力。
但这种东西，网络审查或是网警一看到，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将其删除。
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网络审查者和网警而言，“化工厂也好、地区政府也好、国家公信力也好，与我都没有关系。”
他们只知道一件事——跟自己有关系的，只有中央。如果我不封锁这条消息，后面如果出事了，那么我或我的平台要担负责任，我或我的平台会因此而被问责。而如果我封锁了这条信息，那么后面就算出事了，那也不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只是在“完成上级的指示”。

毫无疑问，这正是官僚主义的体现。

如果在观看的朋友们有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朋友，我们会发现在这些国家中有很多与此类似的历史事件。包括苏联的乌克兰饥荒、大清洗/大恐怖，和中国的反右运动以及大跃进运动。

事实上，发生此类官僚问题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利缺乏民众监督。关于这个看法，不仅仅是自由派与民主支持者的看法，这同样也是许多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共识。而具体的事例。我们就不一一讨论了。

有关中国的传统中央集权制度的问题，暂且写于如此。实际上还有许多未曾考虑的，或是被我所忽视的。若能有幸，希望能够与马特市内诸位爱好历史研究的朋友进行讨论。笔浊粗言，还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