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年度英雄：伊朗妇女

规范转自《纽约时间》， 作者：胡安 

【编者按】

据《时代》周刊12月7日报道 在《时代》周刊的年度评选中，“年度英雄”这个称号颁给了伊朗妇女。在为这本杂志撰文时，伊朗裔美国作家、记者和学者Azadeh Moaveni提出了一个观点：当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似乎触手可及时，余下的限制就显得益发屈辱，而最后一段的抵抗之路也就越不令人畏惧。 

2017年冬天，在德黑兰市中心繁忙的主干道革命街上，一位名叫维达·莫瓦赫德（Vida Movahed）的年轻女子站在一个电箱上，用一根棍子挑起她的白色头巾摇晃。作为一种表达异议的行为，这个举动非常和平，给人一种举白旗投降的观感。尽管如此，由于不戴头巾，莫瓦赫德还是挑战了该国的着装规范。她在那里呆了一个小时，直到因违法被捕。她沉默而勇敢的形象在Instagram上刷屏。一个月后，一名名叫纳格斯·侯赛尼（Narges Hosseini）的研究生在同一条街上进行了同样的挑衅行为。很快，更多的女性发起了类似的抗议活动，她们的运动以一切开始的地方命名：#女孩革命街（#thegirlsorevolution street）。 

我20岁出头时住在德黑兰，为《时代》周刊撰写一个名为“口红圣战”（Lipstick Jihad）的专栏，那会儿我们常常藐视规则，穿鲜艳的颜色和更紧更短的大衣，反对官方着装规定中阴郁的黑色和海军蓝，在意图抹去独特性的着装范围内添入一些个性。这是一种拒绝成为模范伊斯兰公民的方式，是一种向国家表明其计划失败的方式，是一种我们拒绝接受其将女性视为贤妻良母的保守愿景的方式。2010年代末，千禧一代推动了女孩革命街的示威活动，她们在曾经的抗议地点留下鲜花，向下一代展示了公民不服从可以多么强大地挑战不平等。 

这些年轻的女性现在走上街头。她们受过教育、自由、世俗、从小到大被寄予了更高期望，她们渴望正常生活，包括希望上大学和出国旅行、体面的工作、法治、走进苹果商店、在政治中扮演有意义的角色、言论和穿着的自由。她们与前辈截然不同；有时她们感觉自己更像别的国家的Z世代，而不是伊朗人：她们吃素，她们的名字去伊斯兰化，她们不想要孩子。我经常想知道是什么让她们如此叛逆，因为早在22岁的“吉娜”·马赫萨·阿米尼（Mahsa Jina Amini）在一个地铁站被执行着装规定的道德警察逮捕之前，她们就已经明显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服从。阿米尼9月16日在拘留期间死亡，引发了这个伊斯兰共和国43年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起义。被捕抗议者的平均年龄很低，伊朗官员估计只有15岁。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一代人对自由的渴望似乎触手可及时，余下的限制就显得益发屈辱，而最后一段的抵抗之路也就越不令人畏惧。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年轻女性实际上已经自行取消了必须戴头巾的规定。去年夏天，在我对政府办公室进行的一轮访问中，年轻女性在这些即使传统中异常简朴的官方哨所里，穿着也非常随意和大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当时穿着长长的黑色长袍，戴着海军蓝头巾，觉得很可笑，就好像我是一个没找对旅游书籍的游客。一位亲戚告诉我，她因为不戴头巾开车而被罚款很多次，驾照因此即将被吊销，我很震惊。她被迫参加了一场相当于道德交通学校的大众讲座，在承诺遵守规则后，她的罚款被取消了。 

一段时间以来，该国政府已经知道自己在着装规范方面处于劣势，而且显然受到了惊吓。去年冬天，在德黑兰的Modarres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幅海报，画面里的主人公不再是一个穿着黑色长袍的虔诚女人传递某些关于谦逊的信息，而是一个穿着极简运动头巾的女人在山上奔跑，上面写着“由你绘制道路。#寻找你自己。” 

 为什么上一代人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 

 在撰写本文时，估计有400名伊朗抗议者被安全部队杀害，不过一些人权组织认为死亡人数更高，司法当局正在寻求对一些被拘留者进行严厉惩罚。尽管采取了封锁互联网的措施，但有关拘留期间死亡和虐待的报道仍在不断浮出水面。近三个月过去了，大学校园里的抗议活动并没有停止，学生们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朋友，并在广场和课堂上继续挑战性别隔离规定。在世界杯上，伊朗队在奏国歌时默哀，表示他们与抗议者团结一致站在一起。 

 挑战强制头巾是一种极其巧妙的方式，可以以此来表达对伊朗制度全面失败的看法，所以我经常想，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走上同样的道路。我们在平等婚姻和继承权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歧视上陷入了无法取胜的斗争，这些斗争要求我们在正式的政治空间内，通过正式的程序进行。这些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挑战，但国家无意允许这样的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活动人士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她们最终渐渐放弃了。这个空间根本不存在。女权主义者没有这样的空间，很快，为监管改革请愿的私营部门、环保主义者和劳工活动家也没有这样的空间。伊朗正在发生的事情可能看起来很眼熟，但它不同于以往，因为今天，所有寻求变革的人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她们高呼“女性、生命、自由”的口号，这是一场女权主义反抗，同时也承载着整个社会的各种不满。 

 很明显，就连女学生也卷入了这些抗议活动。一位亲戚的女儿告诉我，在她八年级的教室里，每天都有人在黑板上写下一段抗议口号，一个女孩甚至有勇气问独裁者是什么意思。这些语言与她们有着莫大的关系。她们都用Snapchat，可以窥探世界各地表兄弟姐妹的生活，她们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她们必须穿着包括连帽头巾的校服，就好像她们是本笃会修女一样。 

 她们的生活，尤其是在网上的生活，与这个国家传承下来的形象和意识形态信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个政权致力于向烈士致敬。在两伊战争中牺牲的士兵的庄严画像仍然矗立在高速公路上，尽管近年来，这个体制（伊朗人指的是他们的政府）已经试图在Instagram上传递更现代的宣传内容，但这些历史积怨和创伤记忆对Z世代年轻人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她们专注于自己的斗争：多年来，美国的制裁摧毁了伊朗的经济，她们在一个瘫痪的教条主义体系下生活，这个体系更喜欢孤立，而不是经济和社会开放。 

 叛乱持续如此之久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政府在承认抗议的合法性时反应迟钝。有一些老革命精英曾警告说，这个体制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再也无力支持其传统的社会基础，疏远了包括宗教人士在内的其他所有人，并将公民的福祉置于安全之后。外部分析人士可能会认为，伊朗政权是在数十年的国际孤立中成型的。伊朗分析人士可能会看到一个狭隘而脆弱的体制，不顾一切地抓住权力不松手。而伊朗少女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孩子，来自一个日益被遗弃的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与世界隔绝，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以谁的名义？ 

 为了实现他们对根本变革的要求，伊朗人愿意承受什么样的痛苦？这个问题将由伊朗人自己解决，伊朗国内的人将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就目前而言，伊朗女性起义在地区和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的影响是震撼性的。在针对妇女暴力行为非常普遍的邻国伊拉克和阿富汗，活动人士举着她们伊朗姐妹的海报。全球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女权主义者，将伊朗的结局视为她们自身斗争的风向标。无论是伊朗官员还是世界各地将对女性的敌意作为一种政治标志的政府，他们中没有人看到了一个女孩孤身一人站在电箱上呼唤自由时，所释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