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三部第8章第Ⅱ節：不情願的革命者
“革命發生的時候，我們這些黨員都快睡著了，就像《福音書》中愚昧的處女一樣。”1922年，社會革命党領導人之一謝爾蓋·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回憶道。對於首都所有的革命黨來說，情況大同小異。“當地沒有各個黨派權威的領導人，”蘇哈諾夫回憶說，“他們都被流放，不是在監獄，就是在國外。”列寧和瑪律托夫在蘇黎世，托洛茨基在紐約，切爾諾夫在巴黎。策烈鐵裡、丹和戈茨在西伯利亞。與首都聯繫的管道被切斷，領導人沒能感受到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所說的“在二月洶湧澎湃的波濤中即將到來的風暴”。他們花了一輩子的時間等待革命，但當革命真正到來時，卻沒有人意識到。列寧本人在1月份曾預言，“我們這些年長的人，可能活不到革命來臨的那一天”。甚至到了2月26日，彼得堡的布爾什維克領袖什利亞普尼科夫在克倫斯基的公寓裡對與會的社會主義者說：“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革命。我們必須為一個漫長的反動時期做準備。”
在党的主要領導人缺席的情況下，領導革命的任務落在了次要領導人的肩上。他們不僅是次要的，而且是次等的。什利亞普尼科夫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工會活動家和党的地下工作者。但作為一個政治家，用蘇哈諾夫的話說，他“完全沒有能力把握局面千變萬化的本質“。他的想法是“黨的過去決議的老調重彈”。對於首都的孟什維克，就更不用說了。革命的“教父”齊赫澤是一個和藹可親、材優幹濟但頭腦昏庸的格魯吉亞人，用蘇哈諾夫的話說，他“根本不適合做工人階級或党的領袖，況且他從未領導過任何人”。來自巴庫的國家杜馬代表斯柯別列夫是一個外省知識份子，他的視野只局限於一個小城鎮而不是全國範圍。至於蘇哈諾夫，他處於黨內所有派系的邊緣，瞻前顧後，不善於表達自己的觀點。像所有許多社會主義領導人一樣，他總是傾向于作為一名知識份子而不是政治家來看待政治。托洛茨基形容他是“一個有良心的觀察家而不是政治家，一個記者而不是革命家，一個理性主義者而不是記者——只有在需要付諸行動時，他才能堅持革命的理念。”索柯洛夫也同樣是一個搖擺不定的人物，他的信仰過於模糊，無法融入任何政黨。這個留著大鬍子的、戴著小夾鼻眼鏡的律師，在圖書館或演講廳裡比在革命人群中更自在。最後，在首都的社會革命党領導人也好不到那去。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和菲利波夫斯基發現自己是蘇維埃最接近“軍人”的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只是軍事學院的一名圖書管理員，而菲利波夫斯基是一名海軍工程師）才被推上領導崗位的，但他們的性格和技能都不適合擔任這些職務。至於克倫斯基——稍後再談。
這些次要領導人密切關注“二月革命”事態的發展。他們從一個公寓打電話到另一個公寓，想知道街上發生了什麼。高爾基位於克朗維爾斯基的公寓成為了一個中央電話交換機。領導人會在那裡聚會，打探消息，分享他們的看法。高爾基本人在彼得格勒有廣泛的人脈。直到27日，當革命已經成為既成事實，党的領導人才開始採取行動，領導街頭起義。這是一個“我們是他們的領導，所以我們必須響應他們”的典型例子。
所有的焦點都集中在國家杜馬所在地、民主堡壘——塔夫利宮。27日下午早些時候，有25,000人——其中許多是來自附近普列奧布拉任斯基軍團和沃倫禁衛軍團的士兵——聚集在宮殿前。他們在尋找政治領袖。第一批出現的是孟什維克的赫魯斯塔廖夫·諾薩爾（1905年彼得堡蘇維埃主席），以及格沃茲傑夫和波格丹諾夫（工人團體的領導人），他們由剛剛從克列斯特監獄釋放的人群護送。在宮殿裡，他們會見了齊赫澤、斯柯別列夫和克倫斯基，然後向外面的人群宣佈，“工人代表蘇維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了。他們呼籲工人們選舉並派代表參加定于當晚舉行的蘇維埃第一次大會。這一呼籲被印在臨時發行的《消息報》第一期上，這是當天唯一出版的報紙，並在街上廣泛散發。
儘管名字叫“蘇維埃”，但擠在塔夫利宮煙霧繚繞的12號房間裡，參加混亂的蘇維埃第一次大會的50名投票代表和200名觀察員中，幾乎沒有幾個工人。大多數工人還在街上，要麼喝醉了，要麼完全不知道蘇維埃的存在。他們的投票位置大部分被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佔據。索柯洛夫擔任會議的臨時主席，會議立即成立了一個由6名孟什維克、2名布爾什維克、2名社會革命黨和5名無黨派知識份子組成的執行委員會。這與其說是一個民主機構，不如說是一個自我任命的，由各社會主義派別組成、然後疊加在蘇維埃上的機構。第二天，當彼得堡的工人和士兵選出600名蘇維埃代表時，每個主要社會主義政黨——勞動黨、人民社會黨、社會革命黨、猶太人同盟、孟什維克、區聯派【1】和布爾什維克——又有兩名代表加入執行委員會。其結果是加強了右翼勢力，即那些最反對奪取政權的人。工人們的聲音被淹沒了，他們傾向於要求確實掌握權力。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中沒有一個工廠代表——而這個組織號稱代表工人階級。
齊赫澤被任命為主席，斯柯別列夫和克倫斯基為副主席。但是會議真的雜亂無章。執行委員們每時每刻都會被召集到大廳外會見代表團。會議經常被“緊急通知”或“緊急報告”打斷。各種未經選舉產生的團體——郵政和電報官員、地方自治會雇員、醫生和教師代表——都要求加入，有時還進去宣佈他們對蘇維埃的忠誠。還有士兵代表團，他們要求發言做報告，受到代表們的熱烈歡迎。他們站在凳子上，手裡拿著步槍，用簡單的語言講述著他們駐地發生的事情，並宣佈他們的軍團效忠蘇維埃。代表們興奮不已，以雷鳴般的掌聲歡迎每一個宣言，以至於甚至沒有進行正式投票，就一致決定成立一個統一的蘇維埃，從此稱為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代表蘇維埃。
對於那些希望擁有一個真正的工人蘇維埃的人來說，這是最後的死亡之吻。按排和連組織起來的士兵，在選舉蘇維埃代表方面比工人更為有利。此外，結果往往是，一個由十幾名士兵組成的排選出自己的代表，與一個有幾千名工人的工廠的代表不相上下。會議對投票程式幾乎沒有真正的控制權。28日晚，當蘇維埃第一次聯合大會在凱薩琳大廳舉行，工人們的藍色上衣被淹沒在灰色制服的海洋中。3,000名代表中，超過三分之二以上是軍人——而這是一個工人人數比士兵多三四倍的城市。大多數士兵都是農民，這一事實可能有助於解釋這些早期會議的無序性質，以及情況的一塌糊塗。“群眾大會！誰想說什麼就站起來，”一位代表如此描述第一次會議。蘇維埃沒有正式的議程、會議記錄或決策程式。每項決定都是通過公開辯論達成的，大廳裡不同區域的發言者都同時發言，決議以全體鼓掌的方式通過，就像在村社大會上一樣。由於這樣一個機構沒有能力開展任何建設性工作，它很快就扮演著一個純粹的象徵角色，而真正的決定是由執行委員會和它的大多數成員所屬的社會主義政黨作出的。發動革命的工人和士兵實際上失去了他們的政治話語權，被自稱以他們的名義發言的社會主義知識份子所取代。
與此同時，塔夫利宮的右翼，進步党和長老會的國家杜馬成員正在開會，決定他們是否應該服從沙皇前一天晚上下達的解散國家杜馬的命令，或者是否應該違抗它，把自己推上革命運動的風口浪尖。激進派和社會主義者以克倫斯基為發言人，敦促採取後一種做法。但比較溫和的國家杜馬成員，特別是作為他們“老大”的米留科夫，顯然被群眾的景象嚇壞了。在宮殿裡，“暴民”（他們傾向於稱其為“暴民”）的聲音越來越大，越來越具有威脅性。有一段時間，這些溫和派試圖通過躲在厚厚的憲法文書後面，以此來拖延時間。他們認為，通過自行組閣篡奪沙皇的權力是非法的；但可以向君主發電報，請求他允許這樣做。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講，這種推理有一定的邏輯性：街上的群眾無權將權力移交給國家杜馬，在此基礎上組建的任何政府都缺乏正式的合法性。但如今這些法律上的細枝末節已無關緊要了。畢竟這是一場革命；而所有的革命，就其性質而言，都是非法的。唯一真正的權力——暴力的權力——現在就在街頭，而杜馬溫和派拒絕承認這一事實是懦弱和短視的行為。毫無疑問，他們害怕如果他們掌握了權力，走上街頭的群眾會試圖把改革與和平的社會主義方案強加給他們。換句話說，他們不願意把自己置於革命政府的領導地位，即使革命剛剛發生。國家杜馬主席羅江科——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俄國最胖的人”——仍然在談論一個“公眾信任的政府”（這可能意味著一個沙皇任命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公眾或國家杜馬的政府。
然而到了下午，隨著彼得堡蘇維埃開始作為宮殿左派權力的競爭對手出現，來自進步黨的12名國家杜馬成員與克倫斯基和齊赫澤一起，向奪取權力邁出了小心翼翼的一步。他們組成了一個“恢復首都秩序並與個人和機構建立關係的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其名稱的長度暴露了它膽怯的意圖。這是一個由杜馬成員組成的“私人”機構，目的是説明首都“恢復秩序”，而不是一個杜馬執政的機構。直到當晚晚些時候，當蘇維埃全體會議正在召開，有報告稱首都正在進一步陷入無政府狀態，這些不情願的革命者，在最後一次勸說米哈伊爾大公成為獨裁者的努力失敗後，才最終挺身而出，宣佈自己當權。除了蘇維埃政權，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到2月28日，出現了兩個對立的權力中心：塔夫利宮的右翼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它擁有最接近正式權力的東西，但在街上沒有權力；而左翼是蘇維埃，它在街上擁有最接近權力的東西，但沒有正式的權力。
與此同時，戰鬥仍在繼續。儘管民眾已經佔領了首都大部分地區，但仍存在一種危險，即哈巴羅夫少將可能會像沙皇27日下令的那樣，在前線部隊的協助下鎮壓起義。“用傳統的軍事術語來說，”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回憶道，“我們的處境岌岌可危。我們既沒有大炮，也沒有機關槍；既沒有指揮員，也沒有戰地通訊，”如果哈巴羅夫用有組織的部隊發起進攻，“我們成功的機會就像大海撈針一樣渺茫。”一切都取決於起義士兵的戰鬥精神和他們執行蘇維埃命令的意願。許多士兵似乎對爭取和平的興趣遠不如“加入人民”和喝醉酒。什克洛夫斯基被安排負責守衛火車站，他發現幾乎不可能說服進入彼得格勒的部隊承擔起那怕最基本的警戒任務。尼古拉夫斯基火車站是從莫斯科出發的重要列車進站的地方，整個警衛隊由一名“獨臂學生和一位穿著似乎是少尉制服的年邁海軍軍官組成”。在塔夫利宮，情況要好一些。優雅的凱薩琳大廳現在變成了紅色彼得格勒的軍事總部。蘇維埃成立了一個軍事委員會，向部署在城市戰略要地的特派旅發佈命令。數百名士兵在塔夫利宮的走廊上紮營，等待著保衛這個革命堡壘的命令。林德把手中的霍爾丹撂在一邊，接過了大門口警衛隊的指揮權。在被他所在的芬蘭軍團選為蘇維埃代表後，他有了一個額外的理由用手中的槍保衛宮殿。這兒屬於全副武裝的新政治家。食物和槍支在宮殿的房間和走廊裡堆得高高的。圓形大廳中央有一台縫紉機：沒有人知道它是怎麼到那裡的，也不知道它是用來幹什麼的。也許有人一直在計畫一場長期戰爭，認為可能需要它來修補制服。納博科夫描述了宮殿內的場景。
士兵，士兵，還有更多的士兵，面容疲憊，神情呆滯；到處都是臨時搭建的營地：滿地的垃圾和稻草；空氣像濃霧一樣厚重，有一股軍靴、衣服和汗漬的味道；從某個地方，我們可以聽到演講者在凱薩琳大廳開會時歇斯底里的聲音——到處都是擁擠和忙亂。
此外，在首都還有一些負隅抵抗的反動勢力：在冬宮、總參謀部大樓、海軍部和阿斯托利亞酒店。28日，整個革命中最血腥的戰鬥就發生在阿斯托利亞酒店。酒店裡擠滿了高級軍官和他們的家屬，當屋頂上的狙擊手向下麵的人群開火時，革命士兵用裝甲車運來三挺機關槍，開始向所有窗戶射擊。與此同時，武裝人群沖進大樓，搗毀了豪華的內部設施，洗劫了葡萄酒酒窖，並在房間裡搜捕“反革命分子”。幾十名軍官被槍殺或用刺刀刺死。在破碎的枝形吊燈和門廳的鏡子之間發生了一場長時間的激烈戰鬥，據一位目擊者稱，戰鬥結束時，“旋轉門在血泊中緩緩轉動”。
塔夫利宮裡的領導人——無論左翼或右翼——的主要目標是恢復街道秩序。革命確實存在淪為無政府狀態的危險。數千名酩酊大醉的工人和士兵在城市裡遊蕩，洗劫商店，強闖民宅，毆打和搶劫街上的行人。反對員警和軍官的革命鬥爭正在滑向無節制的暴力和報復的淵藪。“若不停止這一切，”蘇維埃一位代表警告說，“革命將以失敗和恥辱告終。”
令塔夫利宮擔憂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安全、有序地逮捕沙皇的部長和官員。27日晚，部長們在瑪麗亞宮開了最後一次會議，正式向沙皇提交辭呈。在會議進行中，燈光突然熄滅，人們以為革命者要衝進宮殿。實際上，這只是一次斷電，幾分鐘後燈光重新亮起時，人們發現好幾位部長躲進桌子下面。儘管如此，他們的恐慌並非沒有道理。大約有4,000名沙皇政府官員在“二月革命”中被群眾抓走，其中許多人的命運令所有人感到齒寒。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下令逮捕所有前部長和高級官員，並將他們送交杜馬“繩之以法”，部分原因是為了使他們免遭“暴民法”的恐怖。前司法部長謝格洛維托夫是第一個被群眾帶到塔夫利宮的人，此舉再恰當不過，也很有象徵意義。即將成為下一任司法部長的克倫斯基在那裡接見了謝格洛維托夫，他清楚地意識到事態的戲劇性，向囚犯宣佈：“伊萬·格裡高利耶維奇·謝格洛維托夫，你被捕了！你的生命沒有危險！”然後帶著諷刺的口吻補充道：“要知道，國家杜馬是不會流血的。”幾位前部長甚至向杜馬自首，也不願冒著被群眾抓走的風險。普羅托波波夫就是其中之一。他試圖通過揭露不利於沙皇的證據來拯救自己，當這一做法失敗後，他失聲痛哭，發出可憐兮兮的哀鳴。3月1日，前戰爭部長蘇霍姆林諾夫帶著自己的武裝護衛抵達，激起起義士兵們極度的瘋狂。他們勉強被勸阻不要當場處決他而已。但他們還是成功地撕下了他的肩章，以示對舊軍事制度的蔑視。
所有這些落馬高官都被關押在塔夫利宮的部長閣，然後轉移到彼得保羅要塞接受審訊和監禁。負責護送部長們前往彼得保羅要塞的人是維克多·晉季諾夫，他自己曾經是那裡的囚犯，這是此次革命一個小小的、但極具象徵意義的諷刺。晉季諾夫回憶說，當他——現在的政府官員，與曾經是司法部長，但現在只是另一個“政治犯”的謝格洛維托夫一起走進監獄大門時，有一種特別異樣的感覺。
我們開車駛進大門，轉了一兩個彎，穿過拱門，在門前停了下來。現在站在那裡的衛兵和我七年前記憶中的一樣。然後出來迎接我們的是——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伊凡尼辛上尉，就是這個伊凡尼辛上尉，七年前曾管理著特魯別茨科伊要塞，那裡關押著單獨監禁的囚犯，1910年我在要塞被他關在潮濕的石室裡達六個月之久……現在他對我彬彬有禮。我毫不懷疑，伊凡尼辛立刻認出了我，就像我認出了他一樣，但他沒有任何表示。
應晉季諾夫的要求，克倫斯基下令將伊萬尼辛調走。但這一命令並沒有得到執行。直到幾個星期後，人們發現伊凡尼辛接受被監禁部長們的賄賂，他才最終被解職。
令塔夫利宮擔憂的第二個問題是如何讓軍隊返回他們的營房。這對於恢復秩序至關重要。28日，軍事委員會——現在由臨時委員會控制——命令起義的士兵返回軍營，並承認其軍官的權威。但士兵們擔心他們會因為參與嘩變而受到懲罰，要求在返回之前保證他們的豁免權。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信任臨時委員會——有些人稱之為“反革命”，因為它支持軍官——轉而求助於蘇維埃來保護自己。結果是頒佈了《第一號命令》，這也許是二月革命中最重要的文件。它列出了士兵們的要求和他們返回駐地的條件。它規定建立士兵委員會，作為對軍官權力的一種民主制衡。它宣佈，士兵們只承認彼得格勒蘇維埃的權威，杜馬軍事委員會的命令只有在與蘇維埃的命令不衝突的情況下才會被執行。在不執行軍事任務時，士兵享有公民的權利，包括不向軍官敬禮的權利。軍官對士兵的無禮行為，包括使用稱呼兒童和家奴的“爾”，從此作為對士兵尊嚴的侮辱而被禁止。軍官的尊稱，諸如“大人”和“閣下”，這些農民士兵特別憎惡的農奴制殘餘，將被新的、民主的稱謂所取代，如“將軍先生”或“上校先生”。
《第一號命令》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群眾創造。蘇哈諾夫看著索柯洛夫坐在一張桌子旁：
周圍全是士兵，他們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靠在桌子邊上，一半口述，一半向索柯洛夫建議他應該寫什麼……沒有議程，也沒有任何討論，每個人都在發言，所有人都全神貫注在工作中，在沒有任何投票的情況下制定他們的集體意見……工作完成後，他們在紙上寫下一個標題：《第一號命令》。
幾分鐘後，該命令在當時正在凱薩琳大廳開會的蘇維埃面前宣讀，並在士兵們雷鳴般的掌聲中一致通過。這份至關重要的文件誕生只用了幾分鐘，卻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能摧毀軍隊的紀律，從而在某種意義上推動布爾什維克上臺。
雖然蘇維埃領導人希望恢復秩序，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並無意掌權。他們整個基本策略就是向國家杜馬領導人施壓，迫使他們組建一個“資產階級政府”。於是就產生了托洛茨基後來所謂的二月“悖論”：街頭革命導致了沙龍政府的產生。這是整個1917年政治中一種反復出現的模式：有幾個時刻（2月、4月、7月和9月），蘇維埃領導人可能奪取權力，事實上，當時群眾走上街頭，明確要求他們這樣做，但每次他們都回避政府的責任。這樣一來，他們就錯過了以民主和社會主義方式解決革命的機會。布爾什維克從中獲益匪淺。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種政治失敗呢？在二月革命中，有三個主體邏輯思路，決定了後來大部分的政治。
首先，是黨的教條問題。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都僵化地秉持一種理念：像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在俄國社會——特別是工人階級——先進到足夠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之前，必須要經歷一場“資產階級革命”（指長時間的資本主義和民主）。正如普列漢諾夫曾經說過的，在俄國農民的麵團裡還沒有足夠的無產階級酵母來製作社會主義的蛋糕。就孟什維克而言，這種對兩階段革命的信仰來自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就社會革命黨而言，它主要來自於孟什維克。這種信仰是建立在另外兩個進一步的假設之上的，這兩個假設都具有抽象意義，但在現實世界中卻行不通。這是一個試圖將19世紀的西方教條強加於20世紀俄羅斯現實的典型例子。第一個假設，據說農民（以及全國各地的省份）不會支持城市中的社會主義政府，因為他們太迷戀孟什維克所謂的“小資產階級”的小產權概念，結果城市社會主義革命要麼像巴黎公社那樣被餓死，要麼更糟糕，被農民的反革命打敗，像旺代或1849年的歐洲保皇黨軍隊那樣。但事實上，俄國農民對社會革命的渴望，可以說甚至比工人還要迫切。他們只想要土地，如果“社會主義”意味著把土地給農民，那麼他們就是“社會主義者”。也就是說，正如社會革命黨人應該意識到的那樣，農民不會加入反革命，只要這意味著——在俄國幾乎必然如此——恢復地主對土地的控制。第二個假設，有人說：群眾文盲太多，政治經驗不足，無法承擔政府的任務，在這一點得到糾正之前，受過教育的階層的支持和領導仍然必不可少。蘇維埃作為以階級為基礎的機構，可以在地方政府中發揮作用，但他們缺乏管理國家的手段。作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現在需要的是讓群眾接受民主學校的薰陶——尤其是對工人而言，這意味著要以歐洲勞工運動為榜樣——而這只能在政治自由的框架內實現。但這也是為了將西方的民主模式強加給一個缺乏民主基礎的國家。蘇維埃的“直接民主”更接近俄羅斯民眾的經驗——它讓人想起了農村公社——它可能成為一種新的、不同類型的民主秩序的起點，一種比西方的自由民主更分散的民主，前提是蘇維埃以某種方式與更廣泛的代表機構（如城市杜馬、地方自治會和立憲會議），在一個國家政治框架內結合起來。
毋庸置疑，蘇維埃領導人之所以死守這一教條，部分與他們自己在政府中無所作為有關。不管是在國家杜馬還是在地方自治會，資產階級領導人都有多年的立法經驗。但社會主義者並沒有真正的政府工作經驗，只有在半合法的反對派和地下組織中漫長而徒勞的政治歲月。此外，他們的政黨領袖都還流亡海外，如果他們掌權，可能會被視為一場“上校叛亂”。然而，這真的應該成為一個障礙嗎？儘管他們一直在談論“原則”和“意識形態”，但最終還是他們的本能和氣質阻礙了蘇維埃領導人掌握政權。他們長期以來一直敵視所有的政府當局，以至於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可能突然成為——甚至認為自己是——政治家。他們堅持地下革命的習慣和文化，寧願反對政府。
其次，蘇維埃領導人擔心，如果他們掌權，可能會導致反革命，甚至是內戰。當時的局勢動盪不安；還不清楚阿列克謝耶夫和前線指揮官是否會執行沙皇鎮壓首都革命的命令；也不清楚革命是否會蔓延到各省和前線的部隊。事實證明，很快就看出蘇維埃領導人嚴重高估了反革命的真正危險。阿列克謝耶夫幾乎立即取消了鎮壓首都革命的遠征計畫，部分原因是他確信國家杜馬領導人而不是社會主義者將掌權，部分原因是他意識到，為此動用軍隊將冒著嘩變蔓延到前線部隊的風險。此外，革命沒過多久就燃燒到了喀琅施塔得海軍基地、幾個北方駐軍和莫斯科。幾天之內，君主制將連同其省級機構一起垮臺，而軍隊和教會都將宣佈支持革命。當然，這一切在3月1日尚未明朗。事件發展的速度讓所有人都大吃一驚。正如蘇維埃領導人之一尤裡·斯特克洛夫在1917年4月所解釋的那樣：
在考慮達成這一協議[組建臨時政府]之時，根本不清楚革命是否能取得成功，無論是以革命的民主形式還是以溫和的資產階級形式。同志們，你們中那些不在彼得格勒、沒有經歷過這場革命狂熱的人，無法想像我們是如何生活的……我們每時每刻都在等待他們（效忠沙皇的軍隊）到來。
然而，或許可以公平地說，蘇維埃領導人在評估形勢時，再次縱容自己受到19世紀歐洲經驗的過度影響。所有社會主義者都深受1848年歐洲革命歷史的薰陶。他們根據1789年、1848年和1871年的歷史來解釋1905年和1917年的事件，這使他們相信，反革命必然會隨之而來。
最後，蘇維埃領導人甚至不確定他們自己對街頭群眾的權威。他們被“二月革命”中群眾表現出來的暴力和仇恨、無政府的搶劫和破壞行為所震驚。他們擔心，如果他們掌權，如果他們自己成為“政府”，所有這些不受控制的憤怒可能會轉而針對他們。姆斯季斯拉夫斯基聲稱，“從革命最初的幾個小時起”，絕大多數蘇維埃領導人就與臨時委員會成員團結在一起，“因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決定了一切：那就是他們對群眾的恐懼”：
哦，他們多麼害怕群眾啊！當我看著我們的“社會主義者”對群眾發表演講時……我能感覺到他們令人作嘔的恐懼……我能感覺到內心的顫慄，以及面對擠在他們周圍的工人和士兵們那一雙雙信任的、睜大的眼睛，他們花了很大的意志力才沒有把目光降低。就在昨天，成為這些工人群眾的“代表和領袖”還是比較容易的；和平的議會社會主義者仍然可以毫不眨眼地說出“以無產階級的名義”這句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話。然而，當這個理論中的無產階級，以全部力量——疲憊的肉體和叛逆的血液——突然出現在面前時，情況就不同了。當這股力量真正的基本性質——既可以創造也可以毀滅——變得觸手可及，甚至連最麻木不仁的觀察者也能感覺到——然後，幾乎是下意識地，“領導人”蒼白的嘴唇開始不由自主地說出和平與妥協的話語，代替了昨天的口號。他們很害怕——誰又能責怪他們呢？
是啊，誰呢？然而，這種恐懼也反映了當涉及到權力的責任時，人們普遍的怯懦。這是對政治家精神的放棄。幾年後，策烈鐵裡說，二月革命的蘇維埃領導人幼稚且不負責任。他們中的許多人對雙重權力體系——1917年俄羅斯長期政治弱點的根源——表示歡迎，因為它使他們處於有利地位。他們被賦予了權力卻不承擔責任；而臨時政府承擔責任卻沒有權力。
對大多數蘇維埃領導人來說，有一個特殊的因素使得杜馬政府的談判成為最緊迫的事情。3月1日，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左翼少數派（3名布爾什維克，2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1名區聯派成員）要求在蘇維埃的基礎上組建一個“臨時革命政府”。這項決議得到了彼得格勒最無產階級的維堡區布爾什維克委員會的支持。因此，真正的威脅是，除非蘇維埃多數派把一個政府強加給國家杜馬領導人，否則街頭可能會把另一個政府強加給他們。
3月1日午夜左右，一個蘇維埃代表團（蘇哈諾夫、齊赫澤、索柯洛夫和斯柯別洛夫）從塔夫利宮的左翼走到右翼，開始與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談判成立政府。“這裡沒有我們那樣喧囂和混亂，”蘇哈諾夫回憶說，“但房間裡還是給人一種亂糟糟的感覺：煙霧繚繞，醃臢不堪，煙頭、酒瓶和髒杯子散落一地。還有數不清的盤子，多是空的，也有盛著各種食物的，這讓我們眼睛發亮，口水直流。”蘇哈諾夫和“右派大佬”米留科夫進行了大部分的談判。身材魁梧的國家杜馬主席羅江科在一個角落裡喝汽水，悶悶不樂。無論是李沃夫還是克倫斯基，他倆將分別是臨時政府的第一任和最後一任總理，都沒有對臨時政府的成立說過一句話。
國家杜馬和蘇維埃雙方都對他們之間的共同點感到驚喜。每個人都為一場大仗做好了準備。但事實上，真正的衝突點只有一個。米留科夫希望保留君主制，儘管由阿列克謝擔任沙皇，而米哈伊爾大公擔任攝政王。齊赫澤指出，這個想法“不僅不可接受，而且是烏托邦式的，因為人民群眾普遍憎恨君主制”。但米留科夫沒有堅持自己的觀點——幾乎沒有其他國家杜馬領導人同意他——最終大家達成一致：在召開立憲會議之前不決定政府的形式。除此以外，沒有什麼可討論的。每個人都同意必須恢復秩序，組建杜馬政府。
談判在淩晨時分結束。所謂的“資產階級集團，”正如蘇哈諾夫所說，將被留下來組建一個政府，“理由是：這是從大局出發，符合革命利益的”。但是蘇維埃，“作為唯一擁有實際權力的組織”，只有政府遵守如下條款才會給予支持。
立即赦免所有政治犯。
立即賦予言論、新聞和集會自由。
立即廢除一切基於階級、宗教和國籍的限制。
立即準備召開立憲會議，通過“四則選舉”（指普遍、直接、秘密和平等四大原則）來決定政府形式和國家憲法。
廢除所有員警機構，取而代之的是建立一支人民民兵，由選舉產生的官員對地方自治機構負責。
這些機構的選舉也採用“四則選舉”制。
保證參加革命的軍事單位既不被解除武裝，也不被派往前線。
承認士兵在休假期間享有完全的公民權利。
沒有提及蘇維埃領導人的目標與國家杜馬的目標直接衝突的兩個基本問題（戰爭和土地）。鑒於後來在這兩個問題上出現了激烈的政治衝突（導致了前三屆內閣倒臺），這也許是一個關鍵性的錯誤。
這就是雙重權力體制的框架。引用一句著名的話：蘇維埃只在遵守這些原則的“範圍內”，才會支持臨時政府；它將作為政府的“看門人”以確保執行。其結果是使臨時政府陷入癱瘓。因為沒有蘇維埃的支持，它什麼也做不了。然而，與此同時，蘇維埃的存在創造了一種不受控制的自由氣氛，迫切需要更強大的政府。正如列寧所說，俄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國家”——而他是第一個利用這一點的人。
3月2日，米留科夫選出了新內閣，並於第二天在報紙上公佈，同時還發表了蘇維埃的倡議書——《致全體同志和公民！》，呼籲人民支持新政府，儘快恢復秩序。對於塔夫利宮外的人群來說，這些新統治者的名字大多鮮為人知。他們全部出自有產階級精英；其中大多數人自1915年以來被自由主義反對派提名出任各種“信任部”。12人中有8人是第四屆國家杜馬的代表（還有2人是早期的杜馬代表）；7人是地方自治會或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成員；而6人屬於同一個共濟會團體，【2】後者在二月革命中的確切作用，歷史學界長期以來一直眾說紛紜，但幾乎沒有確鑿的事實。
無論從哪個方面看，總理兼內務部長李沃夫親王都堪稱眾望所歸。戰時在地方自治會的工作，為他贏得了自由主義教育階層的普遍尊重。這使他成為一個真正的全國性人物，至少給了新政府一個假像，說它建立在比國家杜馬更廣泛的基礎上。此外，李沃夫是一個絕佳的團隊合作者，一個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之人，且沒有強烈的黨派背景，這體現了政府所提倡的聯合精神。這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政府——它包含了從十月黨到社會革命黨的社會光譜——而是一個民族救亡的政府。這種無黨派的特點，再加上他生性溫和的性格，也使李沃夫成為調解內閣中真正的權力掮客——米留可夫和克倫斯基——的理想人物，如果不是這樣，他倆早就齟齬不合，從一開始就分裂政府了。他倆中的每一個人都準備接受李沃夫，哪怕只是因為這能阻止另一個人成為總理。然而，當公開宣讀李沃夫的名字時，群眾中一些人大喊：“特權階級！”一個士兵叫道：“你的意思是我們所做的只是用一個沙皇交換一個親王？”
新任財政部長捷列先科的名字受到群眾的嘲笑。“誰是捷列先科？”人們問。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報紙也對他知之甚少。他們只能說：他來自烏克蘭，29歲，是個百萬富翁。農業部長辛格列夫也是從類似的默默無聞中崛起的。作為一名省級醫生和國家杜馬的立憲民主黨成員，即使是他最親密的朋友也不得不承認，他只不過是一個體面的平庸之輩。科諾瓦洛夫（貿易和工業）、涅克拉索夫（運輸）和馬努伊洛夫（教育）的知名度也不高，儘管古契科夫（戰爭和海軍）和米留科夫（外交）肯定是家喻戶曉的名字，而且似乎一開始就得到普遍的認可。
內閣中只有唯一的社會主義者克倫斯基的名字獲得群眾的擁戴。“廣大士兵們，”斯坦凱維奇回憶說，“覺得克倫斯基是‘他們的’部長。”作為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他本不應該接受——更不應該要求——司法部的職務。因為蘇維埃的官方政策是不參與政府。齊赫澤已經拒絕了勞動部長的提議。但克倫斯基一心想當上部長。克倫斯基風華正茂（他還只有三十五歲），雄心勃勃，他堅信自己的偉大使命，不忍心看到與這個機會失之交臂。過去幾天，他一直是幕後的關鍵人物。只有他一個既是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又是國家杜馬臨時委員會的成員。他從塔夫利宮的一翼跑到另一翼，使自己成為左右兩派不可或缺的人物。然而，他的立場在哪邊是很明顯的：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右翼度過，只是偶爾到蘇維埃來發表一通關於“人民革命”的高見。他一次也沒有上過街。雖然克倫斯基深信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但他實際上是一個資產階級激進分子，一個國家杜馬議員和民主律師，被打扮成了“人民的代表”。從組織上來說，他屬於勞動黨。後來，當不得不劃分陣營時，他加入了社會革命黨。但在他的內心深處，他並不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國家杜馬，他總是穿著一件燕尾服，搭配上漿的禮服襯衫和領子。但當他在蘇維埃發言時，他扯掉領子，脫下外套，使自己看起來更像“無產階級”。這不是一個革命者。正如托洛茨基所說，這僅僅是一個“徘徊在革命周圍”的人。
3月2日下午2點過後不久，克倫斯基來到蘇維埃，發表了可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講。他需要大會批准他那天上午早些時候未經大會事先同意而作出的加入司法部的決定。“同志們！你們相信我嗎？”他用一種抑揚頓挫、哀惋動人的聲音問道。“我們相信，我們相信！”代表們喊道。“同志們，我在用我的全部靈魂說話，是發自內心的，如果需要證明這一點，如果你們不相信我，那我就準備好去死。”一陣激動的情緒掠過大廳。代表們紛紛起立，長時間地拼命鼓掌。克倫斯基看準時機，聲稱他不得不接受這個職務，因為沙皇的部長們“都掌握在我手裡，我不能讓他們溜走”。他告訴他們，他擔任司法部長後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並以英雄般的儀式歡迎他們返回首都。代表們聽到這個消息，激動萬分，報以雷鳴般的歡呼聲。此時此刻，克倫斯基轉而詢問他們是否同意自己加入政府的決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他願意從蘇維埃辭職。但是，人們瘋狂地喊著“我們贊成！我們贊成！”沒有經過正式投票，他的行動就得到了認可。這是一幕精彩的轉捩點。本來可能是他的至暗時刻，實際上卻成為他的高光時刻。克倫斯基現在是唯一一個在政府和蘇維埃都任職的政治家。他是無可爭議的人民領袖。
這即是“克倫斯基崇拜”的開始。他的人氣確實非常高。“只有一個名字能把大家團結起來，”吉皮烏斯在3月1日寫道，“那就是克倫斯基。在革命的頭幾個星期，工廠裡的工人、船上的水手和軍營裡的士兵都會問同樣一個問題：‘亞山大·費多羅維奇有什麼話要說？’而且無一例外，答案總會成為最終結論。克倫斯基是民主知識份子的寵兒。“我們熱愛克倫斯基，”吉皮烏斯回憶說。“他身上有一股活力，一種小鳥般孩子似的稚氣。他蒼白而年輕的臉龐，清澈而敏銳的眼睛和神經質的舉止，使他成為學生激進分子的完美形象。
這種山呼海嘯的頂禮膜拜很難用政治家的傳統美德來解釋。克倫斯基幾乎沒有這些優點。他在國家杜馬的職業生涯並不特別突出：他缺乏米留科夫的地位，也缺乏馬克拉科夫或費多爾·羅迪切夫的風度。而且還有其他律師更有資格擔任司法部長。但克倫斯基是二月革命的理想人選。正如吉皮烏斯所說，“他是在正確的地方的正確的人。”首先，克倫斯基是一個偉大的演說家——在議會這個要求雄辯和理性相平衡的背景下，他的演說並不特別出彩，但在某種意義上，他的演說足夠吸引大眾。他的演講激情四射、情感充沛。它們關心的不是具體的政策，而是道德原則和精神價值。它們聽起來往往更像神甫的佈道，而非政治家的雄辯。克倫斯基年輕時曾夢想成為一名演員。他的演講充滿了戲劇性的悲情、舞臺式的手勢，甚至突然昏厥（這些都是真實的，但克倫斯基不知怎麼設法使它們與他演講的高潮相吻合）。所有這一切都牽動著聽眾的心弦。克倫斯基表達並支持國家團結的情感，代表著人民的復興，而這正是二月革命的本意。他被稱為“自由詩人”；“民族的良心”；“人民之魂”；“祖國的大救星”；以及“革命的初戀”。
在革命最初意氣風發的日子裡，出現這樣一種個人崇拜也許不足為奇。人們愛上了“革命”，這波及到它的“領袖”克倫斯基。民主的制度、心理，甚至民主的語言，都還沒有在俄國的政治處女地上紮根。大多數人仍然認為政治就是君主專制。畢竟，這是一個沙皇的國度。早在尼古拉退位之前，俄羅斯人民就已經有了自己的新“沙皇”。
【1】 區聯派是彼得格勒社會民主工黨的一個左翼派別。它贊成統一該黨的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兩派。托洛茨基和盧那察爾斯基在1917年夏天加入布爾什維克之前一直屬於該派。
【2】李沃夫、克倫斯基、涅克拉索夫、捷列先科、科諾瓦洛夫和古契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