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必要的作孽—— 我們不得不默認童工的存在

一個人總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裡，尤其是切近的利益。一個涼山少年在深圳，吃住都比在自己貧困的家鄉好，而且每年還能為自己的家裡帶去較穩定的收入。把這些少年遣送回鄉，其實是斷了他們的進路，讓他們陷入和原先一樣無助的貧瘠。這樣固然可能滿足一些人的道德感，比如那些童工舉報者以及力主遣送的那些人。但，不知這些人可曾想過，這些少年本來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來逐步改變自己，現在你讓他們靠誰。靠政府麼，那是最靠不住的。如果靠得住，他們也就不用出來做童工了。

人們對童工的同情以及對童工現象的憎惡，除了年齡因素，更多是和剝削一詞聯繫在一起的。記者這樣報道他們的工作和收入：「幾乎每天平均工作12個小時以上，除了午餐時休息半個小時以外，中途不允許說話、看手機發短信，連上廁所或喝水時間過長都會被罰，每次罰款60元。工資每小時僅12元，還要被介紹他們來打工的中間人抽成3元。」如果每小時12元要被中介抽去3元，還剩9元，一天就是108元，一個月就是3240元。這和他們出來打工路費500元還要家中湊上幾個月相比，每個人都清楚這筆賬。

那麼這裡剝削了嗎，至少剝削不是一個嚴謹的概念。假如這些童工的工資不是每小時12元，而是24元或36元，只要資方賣出的產品有盈餘，依然是剝削。按照剝削理論的邏輯，剝削的消除必須是高於成本的所有盈餘一律歸生產者。從常識角度，這個詞包括它的知識理論該有多荒謬。如果我們找不到一個可以數字化的剝削的點，那麼，糾結於雇傭與被雇傭之間的工資問題就是一個雙方可以博弈的空間。這些童工自然沒有博弈能力，因此廠方存在的問題是，除了那些鐵的紀律不人道不人性外，工作時間太長且工資空間可能被壓的夠低。

如果我們不能解決西部貧困地區青少年家庭的貧困問題，童工的存在就是一種合理。換言之，貧困存在，童工現象必然存在。與其取締，不如默存。可以想見，那些被遣送回去的少年，還會想方設法出來。改變自己的命運，是他們的願望和權利。如果我們不能實際解囊幫助他們，也就不必無謂地也是空泛地呼籲政府解決，而且明知政府無意也無能解決。這時我們的道德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現實感。意圖倫理有時無以解決問題，特別是罔顧責任倫理的意圖倫理，徒然只是一種道德姿態。那些報道和探路的記者，最後促成了這些童工的遣送。在我看來，這不但不是對童工的負責任，反而是把他們推上了貧困的不歸路。好心未必辦好事。儘管這些童工在工資的彈性空間中處於低端；但，有總是比無要好，而且並非不可改變。

饒有意味的是，當年詩人徐志摩也被此類問題困擾過。1920年代，詩人回到自己的家鄉，參觀他父親辦的紗廠，那裡面多是婦女和童工。也是每天12小時，每個月放假兩天。工資按鐘點算，每小時可得四角五甚至更多一點，每月刨去飯錢可剩十元光景。也就是說「一個女工到外府來做工每年年底可以捧一百多現洋錢回家，確是狠可自傲的了」。但，詩人是人道主義者，且又受蘇俄布爾什維克那種邪惡主義的影響，先在地認為資本主義就是惡。他問自家賬房：為什麼不能讓工人每天少做點時間呢？得到的回答是：工人自己不肯，因為多做多得，少做少得。又問：為什麼不按每星期放工呢？賬房說：工人連那兩天都不願意閒。

既認為資本家剝削工人勞力，又實在感到這些婦女和童工得到了她們需要的利益，並且改善了自己。你說這詩人是在為誰著急呢。「資本主義（在現在的中國）是怎樣一個必要的作孽」，這是詩人最後頗含感慨的歸結。其實，今天的童工現象，又何嘗不是一個必要的作孽。但，作孽的不是招收童工的工廠，而是滋生童工的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