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年纪事 | 不要那么自信地说：“永不忘记。”

1.所谓的存在主义危机 

四月了，纽约的春天真的来了。这是一年中最令人心动的季节，我知道这时若是走在傍晚的街道上，会路过街边餐厅坐满了客人的露天座位，光彩照人的都市男女面前的高脚杯里，盛着琥珀色或者柠檬黄的酒精，转角处拉小提琴的街头艺人在自我陶醉，放学后的年轻人聚集在广场上无所事事，连迎面而来的风都充满了微醺的荷尔蒙气味。

能够从回忆里得到一点安慰的是，我真的在那个城市度过了无与伦比的时光，那是值得放弃我曾经的所有去换来的生活，我为它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现在才难过得无以复加。纽约不仅仅是世界的中心，还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它的沦陷，意味着我失去了精神的家园，从此要魂不守舍。

可是，有什么比失去纽约，更能说明我已经失去了全世界呢。

昨天和滞留在拉斯维加斯的朋友通了个话，全程互倒苦水。她过年的时候回了中国，遇到国内疫情爆发，在家隔离。二月初美国对中国籍限制入境的时候，她赶着回到美国，在纽约自我隔离，好不容易隔离结束，她几乎和我同时离开纽约，去拉斯维加斯做一个项目，又赶上美国疫情爆发，继续在当地隔离。这小半年时间，不是在隔离，就是在去隔离的路上。

如今一个多月也过去了，下一阶段的落脚点还没着落。

她在国内的时候，每天熬夜参与援助武汉医院的物资调配，她说，那个时候感觉都没有现在这么难过，因为家里还有父母在支撑生活，加上可以行动起来做些事情，心态还能维持。

但是在这里，她说，寄一个邮件，都能被美国冗杂低效的邮政系统折磨得生无可恋。

4月4日全国哀悼日时，虽然明知道这是官方计划悲伤，按头哭泣的作秀，但作为中国人的创伤却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加入了一个线上默哀活动，大家点了满屏的蜡烛。结束后我被抑郁的气压窒息了一个晚上。朋友也说，她那一整天难过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这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就连写作都无法解救了。

有张图表达得好贴切：你以为心态崩了是个会触底反弹的曲线，但其实它会一崩再崩，没完没了。这段时间，我常常在重复默默崩溃然后默默拾掇再默默崩溃的轮回。

我看到很多在线上举办的讲座、分享会、网课，偶尔也参加一两场。想到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做点活动，毕竟这是我的长项，也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可是我却像被无力感缚住手脚，全身瘫痪。

我甚至也不再指望通过发展私人关系来消解这种无力感，当我意识到被渲染过的期望在落空后会带来更大的无力感。我尽量避免把自己的需求投射到他人身上，因为指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就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是很危险的。

好的地方是我一直在尝试理解自己，并且现在已经能够诉诸语言，我告诉朋友——我们失去了能动性，因为我找不到任何路径，可以对自己的生活、乃至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和改变，从而重新获得意义感。

我们单身、远离父母和亲人、远离自己日常生活的城市和社群、又处于学习和工作间的过渡期，没有一个稳定身份，甚至不知道几个月过去后还能不能合法留在美国。我们离中国社会的物理距离太远，离美国社会的心理距离也太远，在中美加剧对立的氛围里，更容易承受双方转嫁的压力，这导致无论在哪个层面上，我们的能动性都难以发挥。

而这很可能不是暂时的，瘟疫促进的是体制、权威和服从者们的胜利，曾经那个崇尚自由和冒险精神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会变成那个时代的遗产，像火种一样散落出去，或是在无人的旷野中熄灭，或是找到一小块避风处，偷偷燃烧着。

所以我们还是只能近乎无赖的乐观。“做下一件对的事情”，我反复告诉自己。先保证身心健康地活下去，抱着终有一天会捱到新天地的觉悟。

我也在尝试找回一点能动性，比如说掌控自己的身体，最近开始了居家锻炼，每天跟着视频流半小时的汗，等到夏天可以出去浪的时候，不至于屯满了一身脂肪吧。

好想再次走在纽约的街道上，对所有错过的人说对不起。

2.一则小插曲：波兰大盗

在湾区的生活进入新的一个月。我在三月底突然兴起了回纽约的念头，又被疫情的势头无情扑灭。川普说，接下来将会是非常痛苦的两周，也有媒体推测，幸运的话，感染人数将会在月中达到峰值。

然而就算人没回去，每月的房租还是要照交的。房东催房租的信息每日一发，一点都不带含糊。但和我一起租房的两个室友都遭遇了减薪和拖欠薪水，于是我们商量想让房东减租。我写了篇声情并茂的短信给房东，不遗余力地把对方架上了道德高地，果真幸运地拿到900刀的折扣。

之前我们都是教给房东现金，但非常时期，我的室友不愿出门也不愿意近距离接触他人，所以提出了网上转账，但房东让我们写张支票，并提供了他的全名和住址。

没想到的是，我室友居然去Google了一下他，然后扔了一篇2006年的新闻给我们。我们惊讶地发现，房东先生竟然曾经是一个连环盗车产业链的头目。他是上世纪70年代的波兰移民，之后获得了美国国籍，刚来时在Williamsburg开了个修车铺，但很快发现偷车是个高利润产业。他的团伙在过去十年内从纽约偷了超过两千量高档车，并租赁海运集装箱走私去俄罗斯销赃。原价十万美金的奔驰车，小偷得五百美金后，出手只卖两万美金。后来他用赚到的钱将修车铺改造成了一栋公寓——就是我在纽约住了四年的地方！

当年的法庭判他有罪，他面临了最高十二年监禁，和一百五十万美金罚款，还要交出他的家和他的公寓的所有权。但不知后来如何，他并没有在牢里呆那么久，并找到方法保住了他的家和公寓。

印象中房东是个性格比较容易暴躁的老年人，但也很有人情味。他一直尽心维护着这栋公寓，会亲自做每个楼层的清洁，家里需要修理任何东西也都是他带着工具箱亲自上门。没想到他是个波兰大盗。

昨天我跟他提出房租打折的事时，他很不开心地说：从来没有人给我打折！

但末了他又对我说：stay safe and strong！

3. 不要那么自信地说：“永不忘记。”

昨天晚上，我边写下一些牢骚，边听了洁平的一场线上讲座，主题是“今日中国”，是以08年的汶川地震和近期爆发在武汉的新冠病毒为田野，来分析中国在应对灾难时的种种行为和现象。

一月中我去台湾观察大选，幸运地与洁平见面，以及后来受邀参加matters的活动还历历在目。

我可能应该停止回忆新冠之前的日子，人在猛然失去常态之后，会长时间执着于重建常态，但可能开始接受新的常态的时候，生活才会往前走。

洁平讲到了08年的汶川地震，当时她还是个记者，多次前往震中一线做采访。她提到了豆腐渣工程、坍塌甚至粉粹的教学楼、展开公民调查行动的谭作人、艾未未的艺术作品、胡慧珊纪念馆、被迫高龄生育的失独家庭、官方从未公布的遇难学生名单……

很多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家就在四川，而且父母曾在建筑规划领域工作，所以关于豆腐渣工程的问题，我可能比身边的同龄人都听闻得多。但直播间里有很多00后的小孩，十七八岁的，会表示“没有听说过。”

历史啊。当年汶川地震死亡超过八万人，其中八千以上是学生，他们通常有两个父母，四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这是个多么庞大的创伤群体。但没过多久，局面就控制了下来，他们也在公众视线里销声匿迹。当年官方操弄舆情的套路，不过拿出来重复使用，却可以洗一代一代的人。

可是，如果只把这出戏码归咎于官方的领舞，是不是也忽略了民间心甘情愿的配合呢。在国内疫情平复下去的时候，我和朋友讨论时说，一旦解封之日到来，生活恢复正常，人们就会加速遗忘之前的遭遇，因为普通人很难一直承受痛苦，而且越是痛苦，越倾向于主动回避，遗忘得就越快。

遗忘痛苦是人之常情，但是在书写历史的议题上，权力才是导演，体制才是舞台。当追忆不再和追责相关，铭记也无法改变现状，灾难给我们带来的悲情体验，就变成了一种消费品，在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加工下，变成了全体中国人的消费品，供我们在一次次自我舔惜和众志成城的仪式中，构建集体记忆和家国情怀——它们是美丽的。

这种记忆和情怀，是不是和百年国耻教育一脉相承呢，否则为什么我们会沉醉于“多难兴邦”的寓言？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这一系列叙事，缘因这灾难叙事已经和灾难本身相辅相成。这个饱受苦难的民族，它在历史上承受过的屈辱和打击都太沉重了，正因为巨大的创伤无法修复，且一遍遍被叙事所强化，才会促成某些根深蒂固的，整体国民性的道德损伤：自卑自负、自怜自艾、互相斗争、绑架和剥夺，极端在意他人看法，不合意就疯狂反击。

就像我不明白为什么单纯指出一个体制问题，或者一个政策在执行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就会被另一个普通人用官本位的思维划分为敌人。是否不跟着这出戏起舞的人，就被排除在了这种集体记忆和家国情怀的构建之外？ 所以哪怕打扰到了他们入戏，都会伤害到他们的感情？

当我们的自我一遍遍在承受灾难的过程中萎缩，又从何指望我们能够重建自尊？大多数人不过是在自保中自相残杀而已。

这是残忍且愚蠢的。我没法止步于靠消费苦难来构建共同体，当你认识到在现实里，灾难都是一个个具体的人的毁灭，当你看到血与破碎，听到哭泣和惨叫，那层灾难美学的滤镜就变得异常恶心。

我曾经觉得，中国的希望在于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人，那些不再承受过历史重负的人，有足够的时间培育出道德完整性不受影响的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个民族才能挣脱过去。

当年轻人都有一个不受饥饿、贫穷、暴力损伤的健康人格，成长到足够成熟后，再去认知我们的过去和民族的伤痛，也许旧社会才会结束，而未来的故事会不一样。

但这个想法很快就变得过于天真——当我意识到维护灾难美学的叙事的最大动力是维护一个失去合法性的权力时。

不过，我确实是少数的幸运者。在这短短的四十年窗口期里，这个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的黄金时代里，我的父母兢兢业业，给了我一个圆满的家庭、不受匮乏困扰的童年、和源源不断的教育以及发展资源。

他们是饱受苦难和动荡的五十年代生人，但是他们做到了把这片土地上的绝大多数的暴力链条，都斩断在了代际传递之间。

这也是为什么，我始终认为在讨论这个社会（和外部世界）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别忘了向内看，去修复那些内生于我们的缺憾。昨晚洁平也说，别忘了灾难不是他者，灾难是内生于我们之中的。

我的父母也曾经历过一些灾难性的历史事件，有些他们说，有些不说，但很少会系统性地讲述来龙去脉。某些他们经历过但没说的事，比如六四，我后来花了时间精力自己弄明白了，就会想：为什么他们不告诉我呢？

我想我也能够理解。

今天是武汉解封的日子，我看到朋友圈里不少人都写了一些备忘，提醒自己不要忘记武汉封城之痛，不要忘记过去的两个多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

但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说：“永不忘记”的时候，到底在说什么？

仪式开始时有多投入的人，仪式结束时抽身得就有多迅速，但他们无法解脱，而是要在无尽的历史长河里等待下一场仪式：从非典到汶川是多少年，从汶川到新冠是多少年？

无奈的是，如果不跳出这个仪式所设定好的舞台，不动用凌驾于语境的理性和批判力去理解灾难叙事、理解被灾难所寄生的我们，我们的悲情终究已经结束了它的使命。回复常态的慰藉和狂喜被释放后，所有人都喜闻乐见的叙事就完成了对我们记忆的收编，然后擅自画上一个圆满句号。一如既往，长此以往。

所以不要那么自信地说：“永不忘记。”不忘记不仅仅是指传承，它的核心是背叛——为了夺回主权的背叛。它意味着，我们的记忆将不再和集体合流，从而我们的身份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