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四卷1-9）】为什么说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核心是路线斗争

作者：李晓鹏博士

太平军严格的纪律，不仅表现在对底层老百姓好，也表现为对革命对象的残酷无情上。作为一支以“反满反官”为核心政治目标的军队，他们对满人和官员坚决执行了格杀勿论的军事纪律。各大城市都有供旗人居住的专区，俗称“满城”，多有城墙隔离和旗兵驻守。对居住于满城中的旗人，不论是官兵还是平民，都会被杀。这种屠杀相当残酷，妇幼不留。南京城破之后，太平军在杨秀清亲自指挥下，又花了一天时间才攻破其中的“满城”，城中两万多人被全部杀掉。其它如永安、武昌、九江、安庆都有此类行为，不过这些地方旗人不多，杀戮数量比较有限。

太平军的第二个屠杀目标是清政府的官员。杨秀清的武昌止杀令，也说的是“百姓勿伤，官兵不留”。根据清方的记载，实际情况是“于萌隶虽事杀戮，尤有纵舍，于官吏则杀不纵也”。“萌隶”是指在官方当差的编外人员，这些人会有选择的杀掉或不杀，而对有编制的官员吏员则不加区分一律杀掉。这种杀戮标准比明末农民起义严酷了很多，从侧面看出清末民间对官府的痛恨也大大超过了明末。官民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可以共存的缓冲空间。

对城中的富家大户，太平军视之为普通百姓，一概不杀，但会与贫民区别对待。从太平军占据武昌期间的做法来看，他们大致是把非官府人家分为了三个档次。贫苦人民可以“入馆”，到太平军中参加工作，获得食物和住宿；不愿意入馆的中等人家需要“纳贡”，也就是被强迫捐献一部分财物；富豪大户的院落会被强制征用，作为王府、官衙、兵营之用，财产会被大部分没收。这种“征用”和“没收”的手段会比较粗暴，没有什么行政程序，就是直接进来占据或暴力拿走，但它并非无组织的士兵劫掠，不会附带伤人、强奸、纵火这种事情，被拿走的财物都会上交“圣库”，充作军用物资。

农村地区的情况也类似，地主大户并不会被当成“革命对象”杀掉，只是金银钱粮难保。

从这些行为来分析太平军的革命目标和阶级属性：他们主要是按照和官府的亲疏关系来区分阶级的，而主要不是按照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多寡来区分阶级的。这和我们在第二卷后记中的分析结论一致。即马克思主义中以生产资料多寡来进行的阶级划分标准，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的人民革命并不完全适用——但也不是完全错误或完全无用，而是必须进行比较大的修正调整才行。财富和政权的关系，不是财富多的就是统治阶级，不是地主先依靠生产资料剥削老百姓，然后用剥削来的财富去控制政权的关系，不是这个关系——至少在明末和清末的革命者眼里不是这样的，他们并没有把地主当成比官员更可恨的后台老板。

在中国底层人民看来，最可恨的始终是掌握合法暴力而又腐败无耻的官府。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富商，都只是官府的附庸而不是背后的主人。国家暴力和意识形态控制，是比生产资料的占有更根本的东西，政府暴政也是一种比财富不均更令人痛恨的东西。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当然，在官场全面深度腐败、政府权力不受限制的情况下，“诚实的财富”必然会被逐渐的逆向淘汰。经过两百多年发展，大部分地主富豪的财富积累，都离不开与官府的勾结，他们的财富绝大部分不可能是依靠诚实劳动创造所得。这些人也必然是革命所打击的对象。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即使在清末，财富和官府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像韦昌辉家族就是以外来移民身份，在没有得到官府特殊庇护的情况下，积累起来了庞大的财富。他们家是在“露富”以后，才开始遭遇到本地豪强与官府的联合敲诈。这说明，这个体制还是给勤劳致富留下了一些空间。只是这个空间不大，逆向淘汰的力量势不可挡。因此，太平军对“官”和“富”区别对待，对官员格杀勿论，对地主富豪则一概不杀，只夺其浮财，“杀官留富”加“劫富济贫”，是一种正确的、符合清末中国阶级斗争实际情况的革命策略。太平军重点反抗的阶级压迫，主要是满汉官僚阶级的压迫，不是有产阶级的剥削。

以上这些，不管是杀谁留谁，都没有啥大毛病，是人民革命的基本特点和正确方向。但太平军还有一些特殊的地方，让一般的中国人，无论是权贵和百姓，看起来都会觉得奇奇怪怪。

太平军严禁奸淫妇女，但在进城以后，却搞了一轮强迫的“选秀”活动，从武昌城中挑选年轻漂亮的处女给天王洪秀全当小老婆。

对于“入馆”的老百姓，也统一分为“男馆”和“女馆”，男女分开居住，夫妻也绝对不允许同住。

此外，太平军遇庙必焚，各种神仙庙宇一律予以彻底毁坏。尤其比较恶劣的是，还喜欢破坏烧毁中国文化典籍。在刚进武昌、征收富家财物的时候，对书籍一般会予以破坏。有人看了心疼，见太平军不甚杀人，就壮着胆子劝告他们：“字纸当惜”。他们的回答是：“吾有天父看顾，何暇畏此？”

我们把这几件事串起来一起解读，太平军的以上这些行为有一个共同的驱动力，就是一神教的宗教意识。在洪秀全的教义指导下，男女之事被视为“淫邪”，坚决推行禁欲主义，不区分军人和老百姓，一律男女分开居住；破坏庙宇，是反对邪神和偶像崇拜；毁坏文化书籍，是认为一神信仰可以全知全能，无需再学习其它知识，与一神信仰矛盾的文字，皆为“异端”，应该予以消灭。

至于挑选秀女，则是专门为天王服务的。洪秀全本人可以一边让大家禁欲，一边选择秀女来当小老婆，则是因为他是“神”。神的特权凡人不可模仿，也就不存在需要领袖人物身先士卒、做出表率的要求。

认真分析洪秀全和杨秀清的地位。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的身份，主要不是“革命领袖”，而是“宗教导师”。东王杨秀清才是比较典型的革命领袖。洪秀全大约有八九分是宗教导师，一两分是革命领袖；而杨秀清则反过来，八九分是革命领袖，宗教导师的成分很少，“天父下凡”也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行使军政权力，而非号召大家传教信教。

从这两个关键领袖的差异再深入观察，太平军也一直具有双重属性——革命军属性和宗教军属性。认清太平军的这两大属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关键。

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开始，就始终存在两条路线的合作和斗争，一条是“宗教建国”路线，一条是“人民革命”路线。

“宗教”和“革命”在某些情况下是“兼容”的，并行不悖，甚至可以互相促进；但在有的情况下又会发生背离，甚至是尖锐的矛盾。

在早期，宗教促进了革命，将紫荆山山民等底层人民团结了起来，共同对抗政府和宗族；一神教的宗教信仰，有力的保障了中央权威，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和严格的军事纪律。这些，就是宗教和革命互相促进的方面。

但随着革命的发展，宗教的神圣含义与革命的世俗含义之间逐渐开始“貌合神离”。其中两个制度——男女分居和财产共有，就是“貌合神离”的典型体现。

洪秀全一贯反对“淫邪”，禁欲是宗教理想；太平军要在拖家带口的情况下保证战斗力和军事纪律，也要求男女分开居住，这是军事要求。在艰苦行军的条件下，“宗教理想”和“革命实践”的要求一致。等进了武昌，开始治理一座大城市，问题就出来了。如果按照军事要求，那么男女分开居住就只适用于军队，而不应该适用于平民百姓；如果按照宗教理想，则不限于军队。太平军征集了大量的城市平民来为军事服务，并提供食宿。这种类似于军队后勤工作的人员，而非一线战斗人员，就不应该跟军人同样对待。但实际上，他们仍然被强行分开到“男馆”、“女馆”居住，连幼儿和老人也要分男女，结果不仅是夫妻分居，而且母亲不能照顾儿子、父亲不能照顾女儿，家庭被强行拆散，在武昌居民中间制造了强烈的恐慌。这种极端的做法，就是宗教意识极端化的体现，而不是维持军队纪律的需要。

在财产共有上，军队内部必然要求财物统一分配，才能保证军事纪律；洪秀全的宗教理想，则是“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这里的“上主”就是他自己。也就是全天下的财富都应该归他所有，人民只是受到神的恩典施舍的使用者。按照这个理想，财产统一分配就不仅是军事纪律，而是国家体制，在非军事领域，也应该全面推行“圣库”制度，由天王来统一占有和分配包括土地、房屋、金银、粮食在内的一切财富。不论在武昌还是在南京，洪秀全都多次试图将这个“宗教理想”付诸实践，结果就是城市商业凋敝。

 “分拆家庭”和“财产归主”，是洪秀全比较期待的“宗教理想国”形态。在这个“理想国”中，除了“神主”洪秀全以外，人人禁欲——男女分开，不准喝酒抽烟，每天礼拜上帝，一切行动听“神主”指挥，一切财富由“神主”统一分配。人间的世俗生活将会变得完全的枯燥乏味，人们更多的只是为了死后上天堂而生活着。

——有很多历史研究者，将这些宗教理想的实践称之为将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军营”，这是有失偏颇的。洪秀全的理想，不是把中国变成“军营”，而是变成“教堂”、“天国”。人民并不是被军事化，而是被宗教化。

“军事化”和“宗教化”的区别，在军事斗争非常艰苦的时刻，很难分的清楚。杨秀清本人也是拜上帝教徒，对洪秀全讲的那些教义，多少还是相信的。因此，在遇到这种“军事纪律”扩大化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得很警惕。对普通市民家庭按照男女拆分，强制市民“纳贡”充作军事物资的这些行为，他没觉得有什么问题，坚决的予以了执行。

但是，有一个事情引起了他的警觉，就是“焚书灭孔”。这个事情跟军事化几乎完全无关，不存在为了保证军事纪律需要把民间的书籍和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消灭。军事化要求禁欲、要求财产共有，但不会要求毁坏知识和书籍。

“宗教建国”和“人民革命”两条路线的共同点和矛盾之处如下表所示：

进入武昌以后，在二者共同点最少而矛盾最突出的思想文化领域，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太平军内部 “宗教理想”和“世俗革命”两条路线的分歧和斗争。

进入武昌之后不久，杨秀清就出手制止了太平军破坏孔子像的宗教狂热行动。

一神教反对任何偶像崇拜，太平军所过之处，各种神仙庙宇一律砸坏。这是一种宗教行动，但也带有藐视官方意识形态权威的含义。杨秀清并不反对毁坏庙宇，但他不支持反对孔子和儒学。在武昌忙完最紧急的军事事务以后，他就立刻带人前往武昌府学——这里是科举考试所在地，也是科举生员们学习儒学和准备考试的场所，里边供奉着孔子和历代大儒的塑像、牌位。杨秀清来到这里，按照中国传统向孔子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然后将自己的东王衣冠放到孔子像前，又亲自书写了“天朝圣宫”四个大字挂到府学的大门口。有了东王衣冠和牌匾的保护，府学和孔子像就没有遭到破坏。[1]

这应该是杨秀清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次公开出手，对洪秀全的既定政策进行修正。作为上帝的第四个儿子、拜上帝教的二号人物、唯一真神天父皇上帝的代言人，竟然对着孔子的塑像三跪九叩，这从一神教教义来看绝对是大逆不道的举动。这也标志着“宗教建国”和“人民革命”两条路线的关系从之前的亲密合作逐渐走向公开斗争。

在武昌的这个举动还只是个开头，等定都南京之后，两条路线之争进一步公开和激化。

建都南京后，洪秀全更加变本加厉的推动一神教意识形态控制。经其批准，天国于1853年出版了一本文集《诏书盖玺颁行论》。其中一篇由高级官员黄再兴写的文章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洪秀全要求只有经过他盖章批准的书才能刊行，其它一切书籍全部禁毁。而这些盖章批准的书全都是拜上帝教官方文献，主要就是西方《圣经》和太平天国诸王言论选集。简单来说，就全是“神”和他的儿女们（也是神或带有神性）的言行，没有一本中国传统书籍。这一政令相当于明确宣布禁绝、焚除儒学经籍和诸子百家书籍。

这一荒唐极端的毁书行为，一下子将南京城变成了太平基督世界，让许多本来对太平天国的“反满”旗号多少有些好感的读书人，被惊破了胆、寒透了心，成了太平天国的坚决反对者。这一举措也随即被清军充分利用，对太平军进行舆论攻击。

对洪秀全的这种宗教极端行动，杨秀清感到无法接受。1853年5月，洪秀全禁绝儒学、焚烧古书的行动刚刚拉开大幕，杨秀清就借“天父附体”传达指示说：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以及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此事尚非妖话，未便一概全废。”（《贼情汇纂》卷十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出自《中庸》，“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出自《论语》。杨秀清认为这些话不是妖言，不宜全部废除，说明他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他理解的革命路线，不是为“天父皇上帝”的天国理想服务的。

但杨秀清这时候还没有把话说满，给洪秀全留了许多面子。洪秀全也就对这个 “天父”旨意不太上心，禁绝儒学和焚烧古书的运动愈演愈烈。

1854年正月二十七日傍晚，杨秀清“天父附体”传达旨意的语气变得强硬起来，明确指示：

“千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仗笥中书”；

“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

“真心忠正的臣僚传述，总要留下也！”（《天父圣旨》）

从这些措辞来看，杨秀清对洪秀全推动的焚书禁儒运动已经相当愤怒。就在说完这些话，宣布“天父回天”之后几个小时，杨秀清意犹未尽，感到还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完。于是，“天父”当天二度下凡，发表了一番长篇大论。

这一通讲话，代表了作为人民革命领袖的杨秀清，对儒学和其它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他指示说：

“转奏尔主天王：前曾贬一切古书为妖书，但四书十三经，其中阐发天情性理者甚多，宣明齐家、治国、孝亲、忠君之道亦复不少。故尔东王奏旨请留。

其余他书，凡有合于正道忠孝者留之，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

至若历代史鉴，褒善贬恶、发潜阐幽，启孝子忠臣之志、诛乱臣贼子之心，劝惩分明，大有关于人心世道。

再者，自朕造成天地以后，所遣降忠良俊杰，皆能顶起纲常，不纯是妖。所以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

今又差尔主天王下凡治世，大整纲常，诛邪留正，正是英雄效命之秋。彼真忠顶天者，亦是欲图名垂千古，留为后人效法。尔众小当细详尔天父意也。”[2]

这段话中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任何商量的余地，杨秀清借天父之口，点名勒令洪秀全必须停止疯狂的一神教意识形态清洗。这一番话起到了预想中的震慑效果，此后，再未见洪秀全有大规模焚书的记载，而是代之以删改四书五经的妥协政策。但洪秀全心中对杨秀清的不满和愤怒，已深深埋下。

杨秀清这番长篇讲话，今天读来，仍旧有一些令人感动的地方。他出生极端贫苦，没有机会像洪秀全、冯云山一样上学念书，很有可能是个文盲，最多不过略微认得几个字，因为机缘巧合成为革命领袖，却对思想文化相当尊重、态度开明，对儒家经典、史学著作，他毫无保留的支持；对各种非正统的著述，也只说对“近乎绮靡怪诞者去之”，大部分还是要保留。于中国古代的英雄人物，他极为尊敬，而且强调太平天国要吸引“英雄效命”，鼓励他们为“名垂千古”而奋斗，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思维，和洪秀全鼓励大家为了“上天堂享福”而去战斗牺牲大相径庭。

——文明和文化的传播与传承，并不总是通过文字。如杨秀清这样的许多中国底层人民，就算不识字，也会通过各种民间传说、戏曲、评书等非文字、非正规渠道，了解到许多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相关的故事、名言等等。这些东西，照样可以启迪人的心智、塑造人的品格，使目不识丁之人，也可以成为中国文明的继承传承者。中华文明为世俗文明，只要不被宗教迷信惑乱本心，大部分中国底层人民，从良知与本性出发，对文明和文化，总是一种尊重敬仰的态度。与杨秀清一样出身最底层、从未接受过正规文化教育的朱元璋，也很注意大力支持书籍出版和发展文化教育，正是这样的原因。反之，如洪秀全、黄再兴等人，书读得极多，但被一神教思想洗脑，反而忘却本心，试图毁灭孕育他们的中国文化。这里边的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1]《鄂城纪事始末》，《太平天国史料》，页36。转引自《天国之痒》

[2]《天父圣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第322-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