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红卫兵领袖王大宾对话录:我亲历的“揪彭德怀”事件之前前后后

王大宾，1941年生。四川凉山州德昌县人。1961年考入北京地质学院。文革中参与造反，风云际会，成为地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第一把手，更是与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一起，名列“五大红卫兵领袖”。 

文革中王大宾最为世人所知的事件，是于1966年底奉中央之命，把时在四川的彭德怀元帅从成都“揪”回北京。文革结束，王大宾获刑九年，其最主要的一个罪状，也是参与了此事。王大宾的后半生蛰伏于成都边上的都江堰小城，兴办实业，谨小慎微，但念兹在兹，终其一生，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 

我第一次与王大宾相见是在2013年5月16日。见面的当日，王大宾就非常详尽地向我介绍了他参与的“揪”彭德怀回北京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他的这个畅所欲言的态度，令他当时在都江堰的亲密朋友彭伟先生很惊奇，因为王大宾一向封闭自己，很少对外人谈起这些。但那次见面，王大宾非常不一样，他不仅仅是在5月16日当天就给我讲了很多事，我们又于次日上午长聊。我整理了那两天的对话录音，整理出7万字。

在2013年的那次见面之后的几年中，我几乎每年都会跟王大宾在都江堰见面，每次见面都会聊及一些我们都感兴趣的话题，包括文革往事。2016年4月，我还打破了他的另一个“禁忌”，拍下了他的口述影像。2019年6月26日，王大宾病逝。

此《与红卫兵领袖王大宾对话录》的成文，即是基于我第一次见王大宾时的那次长聊，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史实：

王大宾入读北京地质学院前的主要经历；文革前夕王大宾在北京地质学院的主要经历；文革之初王大宾参与造反的主要经历；王大宾参与“揪”彭德怀元帅回北京的前前后后；王大宾取代朱成昭成为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一把手的来龙去脉；北京造反派“天派”、“地派”的分裂；文革结束前后王大宾的主要经历……

限于篇幅，会分前后两部分刊出，此为第一篇。第二篇的标题是《与红卫兵领袖王大宾对话录：我们是文革的“败军之将”》。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此文中对话当事人的口述内容，不代表本文作者的观点。本文作者要做的事情，主要旨在提供更多的信息，以对还原历史事实有所帮助。 

【刘向南日记】2013年5月16日 周五 

……上午打电话给王大宾，他正在都江堰，我说今晚会过去，约了明天见面聊，后他又打电话来，说可以马上过去，我们下午见面，晚上他请我吃饭。

我立即去车站坐车，去都江堰。车很快就到了。我在一个叫做xx大酒店的地方住下来。下午16时许，王大宾与一个名叫彭伟的先生来我的房间。彭伟是当地人，也是文革亲历者，聂元梓曾给我介绍过。彭伟稍坐了一会儿便离开。我也与王大宾到外面去走，一边走一边聊，在跑马河边小坐，后又一起去吃饭，饭后又到跑马河边走，在一个小桥石凳上聊到过21时。我录了音。后王大宾送我回房间，约了明天上午继续聊。

刚与王大宾分开，彭伟打来电话，说王大宾能这么跟我聊，已经非常不错了，之前他都把自己封闭起来，有人过来也不接待，这次，几乎是破例…… 

2013年5月17日 周六

……昨晚与王大宾在走马河一石桥下聊天时，有点着凉，好像感冒了。……早餐后回房打电话给王大宾，他说一会就过来。他来后，又一起聊到中午近13时。后与过来接我们的彭伟一起去吃饭。饭后，彭伟让司机送王大宾回家……

刘向南：刚才你讲的是地院学生“四进地质部”、成立“东方红公社”的事情。之后呢？

王大宾：成立东方红公社后，当时还是朱成昭是第一把手，我是第二把手。那年，也就是1966年，国庆节一过，十月十几号吧，我就外出串联了。我是准备到湖南，到韶山。我和10多个同学一起，刚刚坐火车到郑州，我就病得很严重。 

刘向南：主要是什么病？ 

王大宾：腿走不动，痛。主要是腿的毛病。没有办法，另外三个同学，严三九、郭西萍和黄蓉良，他们陪我在武汉下车，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武汉人。别人继续去串联，我就住在武汉的协和医院。一住就住了一个多月，病很严重。住到十二月八九号才出院。出院后，我们武汉那个同学，是黄冈农村的，非要我到他家去不可，我就和另外两个同学一块，又到他那里耍了几天。我妈也知道我病了，让我回家治病。那时候，1966年12月10号左右，都已经停止红卫兵串联了。我们买票，从武汉坐东方红轮回四川。我是准备到重庆，从重庆坐火车到成都，再从成都坐车到西昌，回我老家去。我们买了学生票，我们三个同学一起到了重庆。是在12月15号到的重庆。16号就参观渣滓洞这些。17号上午，我们东方红公社的重庆联络站告诉我朱成昭来电话了。

朱成昭没有出去串联，他主持北京的工作，说是中央有指示，叫把彭德怀从四川揪回北京。之后，我就带着在重庆的二三十个同学，停止红卫兵串联，只在重庆留了几个人，在12月18号，我就把这帮同学带到成都了。当时我们的总联络站设在成都。

这件事，是这个时候，朱成昭知道我到四川了，他打电话过来，说中央有指示，必须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刘向南：中央的指示？

王大宾：中央指示。

刘向南：中央文革的指示？

王大宾：中央文革的指示。那是总理主持的会。

刘向南：揪彭德怀？

王大宾：是戚本禹让中央文革的阎长贵传达给朱成昭的。这个过程，你可以找一下2012年12月份的《炎黄春秋》，我有个同学写得很详细。

刘向南：你这个同学也参加了揪彭德怀？

王大宾：他参加了，他当时是个五年级学生，他的父母是成都军区的干部。我从重庆把他带着一块回成都的。 

刘向南：当时彭德怀在四川搞三线建设，为什么中央还要开会把他弄回北京？

王大宾：关于这个，有很多文章，都写得不清楚。彭德怀给我们讲过，516通知以后，他已经回到三线建设指挥部了，三线建设指挥部机关就已经开过批判彭德怀的会了，他们给中央的关于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材料，当中就有彭德怀的态度，估计是上面看到这个，才要把他揪回北京去。 

刘向南：你从重庆到成都后发生了什么？ 

王大宾：我到了成都以后，才知道成都联络站的人在一天以前已经把彭总找到了，他们跟彭总的谈话记录记得很厚，100多页纸。包括王大来、郑文卿、钱新他们，都已经跟彭总谈过了，谈了两次话，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谈得很详细，他们说彭总很好，都给我反映说不应该揪他。

刘向南：他们谈过话了？

王大宾：嗯。因为见了两次彭总，他们就觉得彭总是被刘少奇迫害了，彭总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说现在要揪彭总，中央判断有问题。

刘向南：他们是在什么谈话里知道这个的呢？

王大宾：他们和彭总谈了两次话了嘛。

刘向南：说他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王大宾：他们说彭总不光是支持文化大革命，而且还指出红卫兵的错误在哪里，说你们千万要注意，不要犯哪些错误。彭总非常诚恳的。

我一来成都，他们就给我汇报。他们要等我来做决定，因为我在这是头啊。我12月18号一到成都，上午9点钟他们就给我汇报了。吃过中午饭，我马上就去找彭总。他们就带着我去见他。 

刘向南：到哪里去见他？ 

王大宾：就是在他的驻地。

刘向南：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王大宾：是三线指挥部。我和他谈了将近两个小时，谈得很好。

刘向南：你们谈什么？

王大宾：我们谈得非常好。因为他对我的家乡了解。三线建设主要有攀枝花的攀钢，我老家德昌就在攀枝花旁边。我就谈谈我的一些情况。他谈得很好。我就下决心，不能揪。我就觉得彭总这么好一个人，干啥要揪他。我就同意他们给我汇报的观点。

我马上回四川省地质局，也就是我们的总部所在地。我打长途电话给朱成昭汇报。我说判断有误，彭德怀是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红卫兵的，是毛主席的人，是被刘少奇整的，他是反刘少奇的，可能上面判断有错误，不能揪。又觉得电话讲得不是很清楚，我说我派人回来做汇报。

刘向南：你说派人到北京去？ 

王大宾：派人回去做汇报。朱成昭说，行，你暂时不揪吧，你派人回来汇报。这是12月18号的事。12月19号，四川省地质局机关开了证明，给王大来、郑永卿买了上午的机票，他们带着跟彭德怀的谈话记录，还有我们的看法、判断，坐飞机回北京汇报。我们成都这呢，就不揪。 

到了22号，突然，朱成昭又派了一个人来，是地质东方红作战部副部长胡乐成，他在22号上午坐飞机赶到成都来了。 

刘向南：回北京去的那两个同学怎么样呢？

王大宾：那两个回去了，回去向中央文革、总理他们汇报，向江青、戚本禹他们汇报。他们挨批了，说我们被彭德怀征服了。还批评了我，因为我是头，说王大宾犯了政治上的严重的右的错误。朱成昭也挨批，他就另外派了胡乐成坐飞机来，还是要揪。胡乐成一来，首先传达中央指示，首先把我给臭骂了一顿，骂我右倾，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胡乐成是专门来揪彭德怀的，他带着尚方宝剑，因为有总理的命令，总理给朱成昭有指示。

刘向南：总理给朱成昭什么指示？

王大宾：就是要很安全地和成都军区一起把彭德怀押回北京，不允许在成都批斗，不允许坐飞机，要坐火车。这是总理的指示。

本来上边让把彭德怀揪回北京，就是总理主持的会，叫地院来揪，地院没有揪成，一汇报，总理就再指示。阎长贵把这个事写得很清楚。

刘向南：后来呢？

王大宾：胡乐成从北京来是12月22号上午，到了就开会，我们被批了一通，就吵吵起来了。我说既然你要揪，你来揪，我不揪了，我说我回家看我妈去了，不干了。但是这事不好办啊。一个叫刘志耕的老师就出来打圆场，说这样不行，中央有命令，总理有指示，既然下指示了，就是否定了我们过去的不揪，现在要揪，就必须要执行，必须要安全地把彭总送回北京。然后他就做我的工作，说你不协助他搞，以后你回北京，没法给中央给总理做交代。他说总理都知道你王大宾在这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同意。我说好，你胡乐成负责，我们协助你。那就决定揪彭德怀了。我们马上分工，有些人到成都军区去联系，有些人去铁路局联系。下午不到三点钟，就回来汇报了。因为我们那个驻地离火车站很近，两站路就是成都军区。

到成都军区的，回来说军区也接到总理的命令了，要让军区协助红卫兵把彭德怀押回北京。联系成都铁路局，铁路局说给你们安排12月23号下午的火车，给你们三节车厢，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当时我们地院东方红在成都有100多人。

本来是12月23号要走的，结果23号早上天一亮，六七点钟去接人，发现没人了。彭德怀的人说，两三小时之前，已经被北航的人把他弄走了。北航的人已经提前几个小时把彭总给弄走了。

刘向南：是北航驻成都的人吗？

王大宾：北航驻成都的，他们在成都也有联络站。彭总被他们抓走了。

胡乐成说怎么办呢。我就和胡乐成去找北航联络站谈判。当时支持我们的四川造反派的力量很大，他们说不怕。我们很快就找到彭总的下落了。

我们找北航的人谈判。北航的三个学生跟我们谈，他们就是不愿意交出人，也不告诉我们人在哪。左谈右谈，谈了一个多小时，都谈不拢。我说胡乐成是奉中央的命令，有总理指示，但是人家说韩爱晶也是中央指示，他们就是不交人。最后我们退一步，说这样子吧，我们共同把他揪回去。这样北航都不干，说要请示一下韩爱晶，看他是不是同意共同来揪。他们当中就有个人去给韩爱晶打电话。去请示韩爱晶的那个人还没回来，我们的人已经跑过来悄悄地说了：已经把彭总找到了，已经接回地质局了。

刘向南：彭总在哪啊？

王大宾：北航的人把他关到成都地质学院了，在他们联络站旁边的一个楼。

知道找到彭总了，我们就跟北航的人说不谈了，你们请示完再说。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找到彭总了。

刘向南：这样你们就把彭总带上火车上了？

王大宾：没有，当天没有走。当天就回到我们在四川省地质局的联络站了。彭总被带回来后，就到局长的办公室休息，里面有一间大卧室，有会客厅，有厕所卫生间。彭总住在那里。在这种情况下，成都军区马上派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来。

刘向南：来看着？

王大宾：负责安全啊。这样，又重新来联系。12月24号没有火车了，已经安排完了，只得安排到12月25号了。是12月25号下午的车。成都军区派了谷万才参谋长，带着一个排的部队，来护送。我们坐的是专列，专列的后面三个车厢是我们的，两节硬座，一节软卧。彭总住在软卧，谷参谋长也住在软卧，我和几个同学也住在那，陪着彭总。12月27号才到北京。

刘向南：你在火车上跟他聊了吗？

王大宾：聊啊。

刘向南：聊什么？

王大宾：天南海北。

刘向南：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王大宾：都很好。而且地院学生对他都非常好。你看，北航这帮笨蛋，大冬天啊，他们把他关在成都地院一个教室里边。那个教室好冷嘛。把他和他的秘书两个人搞到那儿去，也不知道吃饭是怎么搞的。我们地院的学生一把他找到，彭总一看到是地院的学生，就很高兴。地院的学生对他特别尊重。当时把他弄上去就跑了。

刘向南：关于这个过程，有很多文章，现在听你这么讲，他们写的应该是不对的。比如有文章说揪彭德怀时朱成昭也在成都，说在押彭总回北京的路上，朱成昭和彭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由此他认识到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才萌生了退意。

王大宾：瞎说八道。朱成昭是在北京坐镇指挥。我一直陪着彭总，和他谈了很多。连彭总的警卫景希珍写的回忆录《在彭总身边》，都讲到了这一段，说从成都到北京的路上，地院的学生到每一站都要下去，买好吃的东西，都要送给彭总，说要给老头子送去。

《在彭总身边》这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但是作者把很多东西记错了，有些地方是张冠李戴，说是我，其实根本不是我。有些日期他也记错了。

刘向南：当时，在你们还没有跟彭总交谈之前，还没有见到他之前，你们认为彭总有什么问题啊？

王大宾：都不了解他。其实在没有谈话之前，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他在1959年就是受冤枉的了，因为饿死了人啊，1960年、1961年饿死很多人啊，大家都说，如果听了彭德怀的意见，不会饿死那么多人。还有，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很多都平反了，唯有彭德怀没有平反。当时，我们的印象就是，庐山上中央如果不反彭德怀的话，中国要少死多少人。早就有这种印象。我们这些人，很多都是经过“四清”的，也了解农村的情况，都有这种意识啊，首先就没有把他当成敌人。

刘向南：关于你们坐火车押送彭总回北京这段，野史写过很多。

王大宾：我们地院对他很好的。然后，在12月27号就到了北京了。在下午5点钟左右，火车到了北京站。车刚停稳，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李钟奇就带了10多个解放军过来了。他们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李钟奇拿出一个大信封，信封印着卫戍区的字样，是给我和谷参谋长的。我打开一看，说是奉总理命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我把这个信给谷万才，我还给谷参谋长介绍说，这是北京卫戍区的副司令，谷参谋长说不用介绍，我们两个是老战友了，我们这个事就交给他。

正准备下车，这个时候，朱成昭带着人来了，朱成昭不同意把彭总交给卫戍区，一定要把彭总弄回地院。这样，又在北京火车站折腾了一个小时左右，包括给戚本禹通电话，做工作，最后才同意还是先回地院。当天晚上，彭总就到了地院。

回地院，是火车又开到西直门，地院派了四个大车和一个小车，大车接我们这100多名师生，小车由彭总坐。到地院都晚上了，10点钟左右，我们吃饭，我记得还给彭总煮了一碗鸡蛋面条吃，是我叫食堂给他弄然后送过去的。

这样，我就把彭总交给朱成昭了，包括给彭总带回来的两箱东西。当时带走彭总的东西是有清单的，钱新签了字，彭总的秘书也签的字。这些都是一些材料和资料。我说这两大箱的材料是彭总的，就交给了朱成昭，让他交中央。在地院，朱成昭就和彭总谈，谈了两三个小时。然后北京卫戍区就派人来，把彭总接走了。

刘向南：彭总两大箱子的东西，里面都是什么东西？

王大宾：他的万言书啊，文件啊，都是这些东西，包括庐山会议上的很多文件，他的发言，别人人对他的批判，他的反驳，都有。还有他的三线建设的调查报告。他在庐山给毛主席的那封信实际上只有几千字。后来他又到基层去调查，61年、62年写了为自己的声辩，也就是所谓万言书。

刘向南：这些资料是本来就在那个箱子里呢，还是你们找到以后放到那个箱子里的？

王大宾：是钱新他们和彭总的秘书共同把彭总的东西收拾起来，放进的这两个箱子。重要的东西要带走啊。另外，彭总有很多书，有二十四史，有很多线装书，半屋子，带不走。那些书都是他从北京带到成都的。

刘向南：带走的都是文件。他的生活里的东西呢？

王大宾：生活用品是用另外一个提包来装的，比如洗漱用品和茶叶这些，就放在这个另外的提包里，由彭总随身带着。两个箱子主要是装文件，还有两盒人参，是真正的高丽参，也装到箱子里头了。

刘向南：在地院朱成昭和彭总谈的什么？

王大宾：他们之间谈，我没有参加。朱成昭对我很不高兴，因为这个事没有弄好。但是后来办公室的人告诉我，朱成昭接着就把彭总的箱子打开了，就把彭总在庐山会议上给主席的那几千字的信，还有后边为自己翻案的万言书，都抄下来了。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啊，说十多个人抄了一晚上。所以在那个时候，彭总的那些资料，在地院就传开了。朱成昭大概也受了一些他的影响。当时，地院就有一股风气，认为彭总是冤枉的，说1959年彭总是对的，是不应该搞彭总的。

刘向南：他的万言书你们都看到了？

王大宾：都看到了，因为都传啊。

刘向南：原来不知道情况？

王大宾：原来没有啊。原来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向南：看了之后呢？

王大宾：我当时没有去看，但是我们之间谈了很多。

彭总在地院呆了四五个小时，北京卫戍区就把他接走了。我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就是揪彭德怀的过程。

刘向南：现在外面有很多说法，甚至说你们打他了。

王大宾：我们不会的。就是因为我们不同意揪了，在上边挨批了，所以戚本禹才另外指示韩爱晶他们，韩爱晶他们也要来揪。地院不愿意揪，那就派另外的人来揪。

刘向南：那后来召开的批斗彭德怀的万人大会呢，是什么情况？

王大宾：那是1967年7月份的事了。我给你讲了，1967年7月16号我就到小汤山疗养去了。7月20号左右，地院革委会的副主任聂树人来小汤山给我汇报，说中央文革办公室有电话指示，叫地院和北航一块，联合批斗彭德怀。这是大事啊，地院革委会做不了决定，就赶快派聂树人给我汇报。

聂树人说中央文革有指示，而且也送来了批彭德怀的材料，问我怎么办。当时地院已经有一股为彭德怀鸣冤叫屈的风。我说，这个事我们只能应付。我还说对于地院这么多师生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个事，千万不要向上面汇报，不准向北京市革委会汇报，也不准向中央文革汇报，如果汇报了，老账新账一起算，地院吃不消。聂树人说常委会开会也是这个意见，那就采取应付的办法吧。

北航开批斗会的头一天，他们才来邀请我们地院参加。过了几天了，又来给我汇报了，说昨天在北航开了万人批斗彭德怀的会，还把张闻天拉来批斗了，把彭德怀打伤了。而且7月19号北航已经开小会批斗过彭总了，又开大会批斗。开大会那天，我们地院只是派了一个系的几个战斗队打着旗子过去，表示到场了，要不然不好交代。

附记：

王大宾于2013年5月17日上午到我的酒店房间里找我再聊往事时，随身带了一些他保存的书面材料，包括他在中学时代的日记（文革期间的日记被抄），以及他在文革后被判刑的《起诉书》、《判决书》以及《庭审记录》等资料。

《起诉书》是由武汉市检察院于1983年做出的，王大宾的案件的开庭审判是于1983年8月18人在武汉市中院进行的，同日宣判，下达《判决书》。《起诉书》、《庭审记录》以及《判决书》这三份文书，无疑是重要的历史文件，对于还原历史事实特别是关于“揪彭德怀”事件的来龙去脉非常有帮助。关于这些，我会另择文章予全文披露，现只摘抄《庭审记录》中有关于“揪彭”事件的相关内容如下。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记录（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上午8时开庭）

参加者：审判长、二位陪审员、检察院二位公诉人、书记员、二位律师及省市有关领导，地院代表总计约五十人

审判长问：籍贯、年龄、民族，曾任何职务？

被告答：四川德昌县，42岁，汉族。曾任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初中任学生会学习宣传部长，高中三年任班长，大学五年任班长、团支书、系团总支委员。文革初期66年8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大队”成立，8月17日“东方红公社”建立，朱成昭（革干之子）同学任一把手，我为二把手。1967年3月5日开始，我任一把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1967年4月2日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4月20日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检察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庭调查。

审判长问：起诉书指控你参与揪彭回京是否有此事？

被告答：有此事，但我是反对揪彭的，并向中央报告过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意见。

审判长宣布：由法庭宣读证言如下：

（1）戚本禹供词：……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说彭是修正主义头子，在成都不老实，决定要揪彭回京。根据中央的决定与上面指示，我派阎长贵当面给地院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2）阎长贵证言（阎是江青秘书，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戚本禹指示，要我找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负责揪彭德怀回京。我给地院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打过电话，在地质部找到朱成昭，当面向朱传达了中央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3）朱成昭证言：中央文革指示，阎长贵叫我们地院东方红负责将彭揪回北京。我就向西南联络站和在南充的联络站打电话，下达中央揪彭指示。后来王大宾到成都了，曾给王通过电话叫王揪彭，因王不执行，后又派胡乐成坐飞机去成都揪彭。

（4）费安琪（重庆地院东方红联络站负责人）证言：总部朱成昭给我，南充联络站电话指示揪“海瑞”回京，我接到成都、（南充）电话。十二月十五日东方红公社的第二把手王大宾由武汉到重庆，得到我传达的指示后，就带地院在渝的部分学生（除了办红卫兵展览的人之外），于十八日到成都，张家声等同往。

（5）王大来（干部，地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证言：我们在南充接到朱成昭指示说中央文革上面指示，要想尽办法不惜代价，把“海瑞（彭）”揪回京，揪不走就在当地批斗后也要揪回京。我们从南充于16日赶到成都，在成都联络站负责人钱新、郑文卿我们同去与彭长谈话后，到底揪不揪这是件大事，我们做不了决定，要等公社主要负责人之一王大宾到成都后，由王大宾做决定。王大宾十八日上午到成都，我们向他做了汇报。决定打电话给朱成昭，要朱向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汇报，我们认为上面党中央、毛主席可能是不了解彭总一年来的工作、思想情况，彭是拥护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对刘少奇的。现在揪彭，上面判断可能有误，所以我们决定暂不执行揪彭的指示。王大宾派我和郑文卿次日立即坐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在京，我被朱成昭等臭骂一顿。后来，过几天朱成昭派公社负责人之一胡乐成坐飞机专程去成都揪彭。

（6）费安琪证言：12月22日胡坐飞机到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坚决揪彭回京。在地质局开会，王大宾参加了会议。决定23日揪彭回京。23日上午七点，发现彭已被北京航空学院驻成都地质学院联络站的人，奉韩爱晶的指示于23日凌晨将彭揪到成都地院。胡乐成、王大宾等人，胡带队去成都地院与北航学生谈判，共同揪彭回京，但一边谈判，张华清等同学从彭所在的屋里将彭拥出来，坐上车就到了地质局。12月27日傍晚回到北京火车站，北京卫戍区拿上面指示来，要把彭交卫戍区。指令拿到火车上给王大宾了，朱成昭不同意交卫戍区，当晚就到了地院。

审判长问：以上证言是不是真实的？

被告答：是的。但我要说明一点，27日到北京站后，我接到上面的命令后，我是和谷万才首长商量过，要坚决执行上面的命令。周总理给我和谷首长的指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是别人赶到车站，不同意交卫戍区的。所以当晚到了地院，次日才由卫戍区接走的。另外，我由武汉回四川，是生病后回家治病，在重庆得到传达的朱成昭电话内容的。18日上午到成都，听了有关汇报，看了他们同彭总的谈话长篇回忆记录后，我动摇、犹豫过，决定暂不同意执行上面叫揪彭的指示，所以才打电话请示，和派王大来、郑文卿次日下午乘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面呈我们的看法的，是去请示汇报。后来朱派胡来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后才揪的。关于费安琪说，我去成都地院一事，不实，我没有去。胡虽也是公社负责人之一，但我是主要负责人，是政委，由成都揪彭总回京一事，由我承担主要责任。

法庭出示证据：被告笔记本有朱成昭电话指示。

被告答：这是我的工作笔记本。

出示证据，还有“18日派王、郑乘飞机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的被告的笔记。

（7）綦魁英（彭的秘书）证言：12月20日北航学生XX和成都地院红成XX等学生，以找彭了解刘少奇等人问题为借口，到了彭总住处，23日凌晨他们把彭揪到成都地院。7点北京地院学生谭保华、卢庆生等人了解到彭已被别人揪去成都地院，他们和王大宾就去成地，在屋子里揪彭总拥上汽车到了地质局。郑文卿等人12月16、17、18日曾到彭住处与彭谈过话。23日彭被北航揪走后，北地学生卢、谭等抄查了彭总的东西，王大宾去后，还翻看了一些书籍材料和看过我的笔记。抄查的东西装在两个皮箱中，他们带走了，交了一份抄查的清单给我，我把清单交给了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了。

被告说：我要说明一点，抄查东西时，我到场时已收拾完毕，两个皮箱已锁好，钱新给我看了清单。二份清单，钱和綦秘书都签了字。我问綦，清单是否准确，他说已写清楚。我并没有看过什么材料的事。

审判长问：1967年中央文革是否有指示叫批斗彭？

被告答：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给地院有电话指示。还送来批判材料几份。

法庭出示证据：中央文革电话指示：“与北航联合批斗彭，不要军事院校参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不要太限制群众，要批斗时与北京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

（1）贾振远（地院革委会常委）证言：67年7月15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礼堂召开各大专院校、机关部负责人参加的要“立即掀起对刘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会。7月16日晚王主持常委会，贯彻执行15日会议精神，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小撮开展大批判。会上分工，成立了大批判组和领导班子。

（2）侯力平（地院革委会常委）证言：大批判，物探系XX班为主成立了批斗彭联络站。

（3）李贵（地院革委会副主任）证言：革委会贯彻执行过中央15日会议精神和有关中央文件，大批判的事。

法庭念：7月16日常委会记录和有关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念7月28日东方红报大批判文章，“诬彭总里通外国”、“军事政变”等话。

被告：15日中宣部礼堂会议后，我支持过常委会，只研究贯彻执行一事，是说的大批判，并没有研究过要批斗谁的事。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指示批斗彭，我没接到电话，是被人向我传达的。我没有参加过关于研究批斗彭总的会议，也没有参加北航召开的批斗大会。当时，我身体很不好，工作已交给别人，然后我就去小汤山治病去了。“东方红”报上的大批判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叫别人写过，其稿件，我也没审查过。但，我是革委会主任，在地院出现的问题，我都应负领导人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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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姚启超辩护：尊敬的庭长，陪审员，我们是王的辩护人，我们查阅了有关起诉指控被告的档案材料，证人、证言、证据，我们两次会见了被告，听取了他的陈述，我们的辩护如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在65年底，姚文元写《海瑞罢官》大毒草，矛头直指彭总。后来是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划迫害彭总的，罪魁祸首是江青。第二，揪、批彭总是上面的指示。这仅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环节的组成部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王大宾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且在执行中他曾有过动摇犹豫，不同意执行，请示过，并有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京请示、汇报的情节；第三，王大宾应当同韩爱晶在揪、批彭总的问题上有原则的重要的区别，这点，我们也要提请法庭注意。（姚律师摘要念韩爱晶的判决书有关迫害彭的部分）说：“可见，7月19日北航开小会批斗彭总，是韩首先带头拳打脚踢彭总，彭被打倒在地，然后其他打手又打，头撞地，揪起来又打，将彭肋骨打断三根、头部也重伤；7月26日韩主持在北航召开联合批斗彭总大会，地院是有人参加的，但以上事件王大宾都没有参与。反革命分子韩爱晶是残酷直接伤害到彭总的，是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情节是恶劣的。再次提醒法庭注意，这是王和韩的原则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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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周忠武发言：（先声讨江青迫害彭的罪行）揪批彭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大宾红卫兵串联到武汉，本是回四川老家治病的，他身体本来很不好，有病在身，可是当他在重庆联络站接到叫揪彭的指示后，就放弃回家养病看望母亲的打算，便积极行动带领在重庆的学生于12月18日赶到成都参与揪彭。于12月27日将彭揪回北京地院。王供认不讳。我们认为，王参与迫害彭是有罪的，但我们要却别罪责的大小和情节，我们同意律师的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王是一个学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罪，请法庭酌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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