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录》
动笔写下这些：就像是利用一种不平等来发现自己。类似于结尾的开头：突然发生的爱，既无法解决也无法消失。这是笔录，是对记忆最即时的欺骗。一种自首。只有说出它的性质，我才敢接受位于虚构和非虚构间的叙述。
现在我坐在这个位置，腿悬着，第三天，她不会再出现。她回到了她来的那个国家。我的护照不被允许通过。这是我第一次出国。3月，来这个靠近墨西哥湾的国家最便宜的时候。
前几天，就在举行她的同胞的悼念会之前——一场火灾——我们在写一个故事。一个属于我和她的日记本——蓝色的，A4纸，正在我的书包里。
要在激情发生的同时写下故事，在每晚做完爱之后——这时候往往精疲力竭，一个人离开另一个人，坐在旅馆房间的阳台写。从这里往外看，有时候可以看见远处的闪电，没有雷声的、安静的、别处的闪电。桌椅有一点高，我坐在椅子上，脚几乎悬空。
我们接着对方前一晚停下的地方写。
我无法提起她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可以隐瞒，我总是希望对真正重要的因素避而不谈。为了不伤及什么，我好像天生就学会了欺骗。或者，随时在一种事实的真实和内心的真实间往复。那个完全不熟的——或许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她的名字。一个念出来就会被死亡的气息覆盖的名字。我侥幸地想，如果没有记录，那总有一天，我会忘记她是从哪里来的，忘记一个地名，不至于和一个陌生的地方有所牵连，而且，遗忘之后，她就在任何地方了。
一起写作是我提议的。自从来到这个岛上，我几乎处于失联状态，沉浸状态和被爱神抓住一样，求之不得，这些时候我又会朝着那些不知名的信仰多看一眼。甚至当我发现，离开中国的原因逐渐模糊，好像只是为了遭遇一场爱情。每天占据着我的是她的身体、声音、做完爱之后的写作。在那个本子上，我们用自己的母语书写。
除了免签的原因——获得签证的要求，学历、经济状况、婚姻，我没有一项符合，“西方”似乎与我绝缘，世界公民是上个世纪剩余的口号，进行这样实践的人恐怕可以无视国境线。而且，它足够远。那些相似的在当前世界里为数不多的方向，一个国家曾经是无数个国家，人们消除了饥饿，还是走向了革命——经济下行是官方的说辞。过去的语言无法完全解释；被接二连三的独裁者眷顾的土地。
遇见她之前，占据着我的是那场持续的灾祸。三年里，世界在我的眼里，膨胀到只有一个国家那么大。只有亲身经历能使人们看见别处的地狱。那时候我想，那些遥远的，最多是一次感叹、遗忘。太近了，我几乎看不见其他的。眼前的成了我的全部。远方的人们收起旗帜时，抓捕已经开始。这和爱相同，仿佛只有事后才能说出真相。近处的苦难具有迷宫和迷雾的性质。身在其中，却无法找到出口。有时候，谣言塞进储米箱和人们的嘴里，时间的尺度变化了，钟表磕磕绊绊地转动。今年刚过，人们已经不再眷恋城市风光，那些到处都有的建筑、标语，被剩下的核酸亭，自然景色成了新的选择，雪景、海、沙漠，成了冬季的热门目的地。我生活在内陆地区，大病一场之后，人总是做梦，梦见城市里一个人也没有了，没有暴君在笑，梦见森林里的一颗树在说，自己才是奇迹。
我决心要远离自己生活的城市——借助游客身份——进行生命的缓冲，看见了无数的死之后，我很难确认自己还活着。我感觉刚从一场漫长的潜水中伸出头来，接近无法呼吸。而在昂起头换气的时候，又意识到生命几乎原封不动的漫长。一个写作计划，它在我做体力活的时候浮现，终于，我攒够能在那个靠海的目的地生活半个月的钱。我算是幸运的，如果仍然活着算是一种幸运。我掌握了一种介于竞走和散步之间的速度，不至于失去这份工作，也不至于显得迎合。我总是想起一类小说情节：父亲传授给他的儿子一门真正的手艺——手锯切开树木，将它放在紧靠森林的河水上游，滑下去。我一直着迷于这种依靠体力劳动（它无比直接）来锻造身体和意志的方式，不需要语言，就能无限靠近。我的父亲显然没有任何手艺——他的强项是连累家庭中的其他人，他的撒谎技艺甚至可以骗过自己。我试图在工作的时候构思故事的大纲，但没能做到，胸前挂着的机器，它能听见每一次走神，它说：请尽快。一个很温柔的声音。为了尽快出行，我几乎不吃不喝，只维持生命的基本所需。
很快，我意识到我无法同时兼顾两件事情——高强度的工作和构思，我决定，等到了新的地方，再开始写出现在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至少，写一篇短篇小说。
我在出发前一晚看了一部六十年代的宣传片，那是我对目的地唯一的了解。四个革命的人的不同遭遇，最后，他们捧着一只被警察打死的白鸽，唱着国歌。国歌是模棱两可的音乐。国旗盖在白鸽身上，人们在一次真正的深呼吸中走向死亡，无数个同样的念头凝聚在黑白电影的这一帧里。两次转机，时间往后十三个小时，就在这十三个小时里，在我第一天的旅行中，我就遇见了她。
在我写下这些遇见她之前的事情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快要忘记当时的痛苦，又或者，是一种欺骗——此刻，我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似的抓住那些筹备阶段的事情，我试图用遇见她之前所有人都经历过的悲剧盖过我自己的，这些悲剧是有年份的，它留有记忆，那由我承担后果，但不是我造成的。但现在，我感觉自己在读一个迟早被遗忘的故事，一次一对一的决斗，它只与我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或许，还有她的。有罪的念头在她离开的这几天里涌现，我甚至第一次仔细追溯自己的出身，经历这一切的必然性和从童年就显露出来的端倪。
我问她：我们在正在发生的里面一起写一个故事怎样。我想表达清楚这些词的意思；比如里面，比如正在发生的。当时，我觉得，过于肯定的表达会让一切都变化，就像在一张白纸上盖了一个写有自己名字的章——我说不出来：我正在激情中，或者，这种爱颠覆了我。很多时候，我只能说出它不是什么，很难解释清楚它是什么。第三天晚上，我们做爱的叫声盖过远处的海浪声，一切停止后，世界恢复了它原有的宁静，声音的按钮在我们手中，回到了一切初始，城市的绿色被掩盖了，我感觉自己在一种模糊的灰色中，吸蜜蜂鸟正站在枯萎的灌木丛上。高潮后的寂静有一种巨大的魔力，或者，完全可以说那是疯狂。
她接受了这种心不在焉，我们开始吧。一个不需要躲在一边进行另一种生活的故事；在激情中不要转过头去。对两个写作的初学者，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我们正在发生的感情的强度和写作是否矛盾。夜晚的到来让我们恐惧、兴奋。有时候，我们看见对方的身体在收紧。
医生死的时候，蜡烛已经提前燃起，三年里我什么也没有写，甚至在这份工作之前，我有过完全的闲暇。河对岸也是火灾，所有人往窗外看去都是一片红色。今年，再去翻开当时的备忘录，只有黑色粗体字：逃脱无力，我只想一睡不醒。没有记录的日子被不可思议的感觉完全掩盖了，三年后，我才克制住了这种颤抖。在和她约定好之后，我很想知道，这样的故事有可能吗。现实就是混淆。我已经很久没有陷入过这样的爱中，它有着一种痴迷带来的包容。或者，我猜测，我试图在这样强烈的激情中，分清楚虚构和事实——就像人们通常对一件过去的事件进行自我分析一样。需要一些时间，才知道自己是否说过谎。也可能，文字是一种留存，我希望保留。在确认和她的相遇几乎是我人生的至高点之后——我对这种新出现的感觉非常敏锐，同时又悲观地感觉到失去是注定的，这是只会出现一次的奇遇——一个声音这样告诉我。我分不清是哪一个念头占了上风，可能，我藏着一个不道德的愿望，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希望她留下一个故事，一个和我有关的故事。
那几天，我们是这样度过的（也就是几天前）：去海滩散步、在临近的第七大道的某家餐厅吃米烧鸡，那里总是有人弹着钢琴，我们大概会花两个小时吃一顿饭。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活着的感觉——每一个细节都在告诉我这绝非平常之事，最后，她总是沿着钢琴声走到那个乐手面前，把小费投进一个圆柱状的纸箱，然后直视着我的眼睛走回来。她看上去非常享受，走路的姿势非常轻盈，偶尔像是要旋转起来，而我在认识她之后才分清作曲家和演奏它们的人之间的区别——我总是非常害羞地吃着米饭，就像正在踏入诊室的大门，遇见一位正在走神的医生，感觉自己像一个贼。我常常有着发生的事情往往有限度的感觉，一夜之间，我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居然降临了？这里的菜式很合我的口味。大多数时候，吃完饭，我们去超市买酒，回旅馆。
那座西班牙风格的黄色小楼是卡莫旅馆，进口处有一块小木板，写着它在1928年第一次建起，1980年第一次重新粉刷。这两个日期我记得很清楚，像是为了给这段记忆增加锚点。数字是我确认真实的习惯。我们在2023年初来到这里。住在第二层，每一间房间都自带阳台，可以看见海的一角。我没有来过这么奢华的旅馆，说它是奢华的，因为它的每一个细节看上去都非常考究——以至于有时候我感觉这也像一个博物馆。后来，它就像是我们的家。在我眼里，它完全可以称作激情发生的最佳承载地。我总说：这是一个完美的场所。她总是回答说：那是因为我们，然后用手指向自己和我。她的手在我面前停留的时候，我总是注意到她指甲月牙的白色。她离开之后，一想起她，卡莫旅馆的样子也会出现，就像我现在不在这里。我看着我们从棕色的旋转楼梯走向二楼，然后互相推搡着走进走廊的第二间房间。三年，我已经忘记了旅行的滋味，一处泛黑的海留下的贝壳也能被我抚摸很久，我们捡回了很多海边被冲上来的已死的生物。当我踏进这个旅馆，命运之神第一次低下头眷顾我，只因为我一无所知，在这里，完全是个被她带领的新手。
我们在这里度过了十天。房间在我来之前已经有她的味道了。所有的事前准备像是为了铺垫，对这个城市，我只知道卡莫旅馆和那些每天和她经过的地方，我不曾打开地图看过它们的名字。从遇见她开始，我就试图把名字和记忆分割开，像是为了保命，但——她成了古巴，或者说，古巴成了她。那些彩色、斑驳的建筑，一个总能看见阳光的地方，我不知道它们何时被毁坏、重建。某种疯狂被这种共同行走唤起，这种疯狂只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发生过，我当时做出了一些决定，这些决定表示着一种自信地走向疯狂的产物：否定教育以及它带来的那种优势，并且从不做解释；以一种近乎严苛的标准看待自己正在经历的爱情，在夜晚无人的街上，一种分不清楚是在疗伤还是诅咒的感觉总是萦绕着我，我和当时的恋人走在街上，彼此的沉默像是在和没说出口的话搏斗。疫情刚刚开始。谁也不去工作，谁也没有工作。我每天在我们的出租屋里跳两小时的绳，直到楼下的邻居用某种尖锐的物品猛敲他的天花板。然后，转眼间，疯狂成了谋生，成了时间安排，每一次出行都需要有严格的“健康证明”。
现在，书包里的日记成了我的旅行纪念品——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好奇的故事。在来这里的飞机上，我想起那些平常下班后在家看的法国故事，阅读的时候，通常已经很晚，寂静的时刻。我保持着这样的速度，在繁复的工作之后进行阅读，并非是在现实中保留一片空地——一块自留地的反抗之类的，而是，它们保留着我的现实。对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或许，它不用解释这种阅读的嗜好。那是理所当然的，有人则需要去解释他的动机——看看是否纯粹、足够感人，人们总是期待着自圆其说。在一些非常恶劣的追问之后，我们的脸正变得扭曲、苍白，那不只是文学而已。我感觉到一种无法被命名的快乐，没有谁可以将它收入囊中。这种无法被占有的快乐带来一种少见的公平。我在镜子里看过自己这副甜蜜的模样。十二岁，奥运会刚刚结束，我经历了一次大地震，有一些夜晚，当我的父亲发病时，我写信给一本书里的人物。男人说：凡事都要有中庸之道。然后，他拿起刀去找他的朋友。我照常去读书，我们换了一个受损比较小的教室，每天午休的时候，看着教室绿色的窗帘，我期待着拉开窗帘后，外面并非是下一次升旗仪式而是一片海——一些完全充盈的事件，我期待着，一种完全的爱，完全的死，夜里，它们伴随着我的睡眠，我踏入了一个不属于我但非常亲近的世界，在威胁中尽量安睡。
然后在某一天，更准确的说是在这三年里，我不再能够那样阅读，我开始想起来自己的身份，想起来人们的不同死因。死因和死亡通知书上写的并不相符。如果说幻想意味着真空，我在那些时候，看见了疯狂在不同环境里的差异，它们有时候甚至是反义词。就算是和最亲近的人对话，我们越来越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个已经被压缩的词，我们问：这具体是什么意思？那些词隐含的高低之分开始横亘在我的阅读中，共鸣逐渐被关于差异的怀疑替代。这些感受，对于我这样一个生活在21世纪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算是什么？某天，这个问题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如果不是这份笔录，认识她之后不自觉的自我分析，或许这句直白的、带有某种倾向性的话甚至不会出现在我最私密的日记本里。我试图弄清楚一些东西，试图对已经出现过的感受加上注释。我开始攒钱，我当时想，如果还有一次出国的机会，我可以死在那里。我想去看看其他的，我的念头那么强烈，像是为了证明愿望的虔诚，我总是梦见来到了海边——梦里，一阵风吹来。封控仿佛毫无尽头，我们的语言在燃着火的窗前只能被一些冷笑话消解。我更不明白的是，我与他们的距离有多远，这种距离包含着天生的不平等，也包含着能对抗这种不平等的因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就像一些经历可以成为人的点缀，代表他不是对生活一无所知，而却会让另外的人置于死地。不公平连同人和人的差异不停地混在我的生命的灰水中。
她的出现。我们在卡莫旅馆的日子，改变了一切。就像是重拾了——或者，发现了一个词的第二种意思：这是真的。有时候，她一开始说话就无法停止，先是用极慢速的汉语——她并不熟练，然后，开始说她的母语，这时候，蒙尘的家具被擦拭干净了，我躺在这张白色的床上，感受着这种洁白。她吐出的每个字都那么灵巧，就像是一个人物还没有名字之前。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吐出的每一个字。随着她的语气变化，我时常感觉自己要在这个房间里炸开了。我总是想着，那里可能是最大的仇恨，也可能是一件让她快乐的事情——大量的自我独白，有时候，我们忘记吃饭，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擦拭彼此，一次又一次地擦拭语言，不知疲惫，我看着她，听着不熟悉的语言带来的歧义，这种一定会出现的歧义，又像是一种关于真实的游戏。
还有三天，那班回到中国的飞机就要起飞。在这之前和在这之后的时间同样遥远。现在是最触不可及的。我快要忍不住翻开我们的日记。但忍耐是必须的，它不适合现在。我本来想换一个住处，逃避这段短暂的激情带来的后果，但很快，我回到了卡莫旅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打扫，我在前台办理了续住，还是那间房间？是的。从阳台往外看，旧城的路已经拓宽，楼和楼之间，架起过很多摄影机。无数的过去的影像。那一角的海呈弧形，躺下的时候，我想象着一场海啸——现在，天气非常晴朗，25度，我穿着黑色的裙子，为了纪念，像是在纪念我的亡妻。我的钢笔正在触碰着这张纸，绿色的墨水，继续写，写现在的这个东西，为了拖延时间，为了不在现在就立刻回顾，为了延长这段和她有关的时间。我想我最应该做的是：坐在这张椅子上写到出发去机场的时候，甚至在登机的时候，也不能停下，直到真正踏上飞机，突如其来的睡意会蒙蔽一切。
记忆似乎完好无损，记忆有时候可以骗过依赖它的人。这个房间里的一切和我第一次进来一样。除了一种寂静已经完全消失。她身上的柑橘香气已经渗入这些木头家具，还有让她背离宗教的酒精气味——我不让任何人进来打扫，最后一晚呕吐物的味道还停留在这里。半夜，我们走在海滩上尖叫，她朝着来往的人用她的语言打招呼，我也跟着她学，她说，每一个现在，都有新的问题。这些我从未见过的建筑物正变得神圣——我可以盯着一块砖头看很久。海和被海冲击着的这些石墙——我幻想着过去的人经过未经修缮的城堡。
在那些散步中，我重拾注视的乐趣，之前，我的眼睛停止使用，它在痛苦中学会了转移视线，学会了无视，直视前方，理直气壮地走过，我将这种无视的态度解释为是关怀的方式。一个多余的眼神，会造成更多的误解——很多时候，我刻意避开，相信人们可以自己度过难关。现在，我想，我们就是这样彼此错过的。我时而看向她，时而看向周围的事物。眼睛像是相机，永恒的同义词。定格，然后遗忘。我在她的身边，捕捉着一切。当我们经过一座尖型塔，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夜晚的海猛烈地冲击着这些岸边的石墙、堤坝——她突然开始抽泣。她说海上的月亮是最恐怖的，她望着它，一切都在瞬间移动。其他的声音减弱了，我只能听见她的哭声。地面上的任何事物都不再坚固。海水隐藏在黑色之中。她说起月亮，然后说起炸弹。如果谁经历过空袭，经历过从天而降的灾难，就会恐惧那些在天上的，可以俯瞰的，在空中的存在。每次，一只鸟飞过，或者海上悬着的月亮，都让她感到一阵眩晕。她害怕住在顶楼，那里总能听见直升机的轰鸣，不知道为什么发生战争，但它就是来了。已经来了。
在她的语言中，屠杀是经常出现的词语，还有极端，那些被汉语扭转的词。人们不愿意直接描述，这些词牵引着破坏性的画面，过于血腥。人们转过头去，将他们一网打尽。她在一些软壳般的隐喻里找，找寻属于自己的隐喻，她在难度重重的历史书里找寻属于自己族群的真正痕迹。在我和她之间，或许存在着亲密的真正原因：成长的路径。我们好不容易走向分辨的道路，学会了分辨，才有了直觉，才敢相信直觉。我是出于某种契机的不断交叠，血里的白色，而她是必然的，她的命运甚至无法容纳“意识不到”，压迫不该紧挨着觉醒，在其中的人从来都醒着。现在，我意识到自己无意中也成了压迫者，也成了压迫她的人。这是分辨的结果。墨水浸湿下一页张，写过的词被划掉，重新填上一个温和的词。她说一座圣城可以容纳不同的人，她看见过，她逃到了死海，真正的死海，她漂浮在不沉之海的时候，信仰被替代了。从小陪伴她的两种经文离她而去。她第一次看到另外的眼睛，她就是在这时候学会了直视。坚定的眼神。直视其他人、直视这个世界。世界是失去了海的凹地。我问她，是什么代替了那些箴言，她说，一个流浪汉，一个躺着的流浪汉面前闪光的亮片。再也无法避开什么，已经快到逃亡的终点。她冲着他笑，在同一个节日里。一种欣喜、共同体的感觉——但我很确定，那不是神带来的。那是我的逃亡，是我看见了其他人。她总是无意间、在任何时候讲起她的故事。而我也知道，我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这些有差异但有着同样的词的经历。我说，在我的出生地，邻近的城市也有一个被称为死海的地方，人们可以漂浮在水上面的故事流传整个学校——奇迹之地就在身旁，那时候老师还没有展开世界地图，所有的地方都靠近海。
第一次做爱结束，我们看着对方，都不愿意说起那个“本来”的名字，这个城市里大多数人说西班牙语，我们就用这种语言给对方取名，新的名字听起来清白、干净。我喜欢水，她喜欢火。我们查到了这两个字：agua、fuego。流动的物质。我们用新的名字介绍自己。爱的名字。这也成了我们故事主角的名字。两个火红头发的女孩。火灾之后，半夜她浑身滚烫，她在梦里的火经历着轮回——每一个远方的她的死。我看着她痛不欲生，活着的人将被这种火继续灼烧上千次。就在她离开之后，我搜索这两个字（和她有关的都成了线索），发现在另一种语言中，水火合在一起还有另一个意思：战争。
她离开这里80个小时之后——走在这座城市的每一步，记忆重叠着，分不清哪里才是真正的影子。回忆开始变得说不尽。它们逐渐变得越来越失真，非常快速，我想，等我离开这里，回忆将会和梦的性质相同。它会不断地从梦里涌现，告诉我一切是怎样进入无声的。它会告诉我——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我已经丝毫不怀疑意识正在进行的不自觉的美化，渐渐我也意识到，并非不变才是真实，我们就是这样遗忘的。很多故事，都只剩下了开头。
从一开始，想在这里找到一处遗址，这个念头就环绕着我。我在出发之前几乎没有做任何计划，只是大致浏览了一下地图，准备到了目的地再找住宿的地方。在踏上飞机前，我都几乎出于一种乏力的状态，想着我是否可以顺利越过国境线，任何意外我都不会感到惊讶。人们旅行的第一个目的地往往差别极大，或许是想在别处完成心里未结束的纪念。或许，在某段恋情中，这是个灼人的意象。那一晚，我住在一间干净的青旅里，躺下的时候已经精疲力竭。早晨，我怀抱着这样的渴望——对某种古老存在的找寻，开始第一天的旅行。各种各样的身体经过我，或许因为是新的，我看见所有存在。这个早晨，这样的经过让我觉得幸福，就像是，我终于逃过了自己作为多数人的那种罪。我真的在一块有着不同的人的陆地上走。我像是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正在迁徙的动物。我的步子越来越快，我想我再也不用被人注视了，我只是一个从别人身边经过的人。
在这个城市，除了不同时期的建筑物——大多的遗迹都关于人，那些带领人民的男人，他们拿着武器，或是空着手，仰望着高处。这些塑像有黑色，有白色。我觉得眼熟，这是我从小就熟悉的，但它不在街角处，英雄被刻在我们的脑海里。他们是杀掉叛徒的人。我失去了看的兴致——神和英雄总是男人，决定在路上闲逛。早晨的游客不太多，一切都是新的，我已经习惯自己的游客身份。我已经到了。有人站在大剧院门口拍照，对称、宏伟的入口。我住在这个城市观光客最多的区域。后来，沿着26号大街，我走到海边，这一片的海没有宣传图上的那种细软的沙滩，沿着海岸线的是灰色的堤坝，有几个皮肤黝黑的男孩坐在堤坝上面玩耍，他们看上去像是要把对方推进海里，或者随时准备纵身一跃。堤坝看起来非常破旧，它的灰色是后来才形成的，它的倾斜像是自在地存在了上千年，每天，无数与这个城市有关的人经过它。我想到那些长时间存在却没有被关注的事物——它们正是古老的存在。同时，也想到身边那些来不及为自己述说的人。我沿着堤坝继续走。
加勒比海是我看过最蓝的蓝色，接近正午，我走到一个遗址公园。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进去——从外面什么也看不清楚，瞥见了公园入口旁边杂乱的灌木丛，我看见了藏在那后面的十字架，我走近它，发现这里原来是一块墓地，一些凌乱的坟墓。我再继续往前走，发现一些墓碑上有汉字，同时在墓碑的顶部又有十字架。这唤起我一些空缺的记忆，或者，在一个新的地方，我终于发现了其他的可能性，信仰的含义陌生，但它不再那样牢固，当时我被那样的场景震住了——正陷入停顿，如果生活在一个信仰的意义完全不同的地方，或许我也会经历纵身一跃。或许，我不会立刻拒绝。这里像是一个由断掉的手臂搭起来的地方——一处真正的废墟。一个黑色头发的女人坐在最低矮的那座坟墓，然后，那是一句关于植物的开场白，我的目光移到了她身上。她笑着问了我一些什么。现在想起来，那像是某种应验的时刻。我处在一种惊诧中。我经常做这样的练习：识别某种奇迹或者从未出现过的感受发生的时刻。在中学时期，在公车上和陌生人的对视，不知名的眼神像一种勾引，我试图破解这种密码，也试图在一个动作中附以寓意。在内心的回答像是一种条件反射。片刻后，我用英语回应她，我听不懂，很抱歉。当时我没有听懂那是普通话，又因为过度紧张错过了她说的话。她直视着我，又重复了一次。她问我是不是沿着那条长满麻风树的路过来的。她说得很慢，我听得出来，那不是她的母语。
那座坟墓是2008年修建的，有一个人在那时候死去。字迹变得模糊，不到20年，时间有它自己造就古老的方式。我忘记了自己接着说了什么。秘密只出现一次。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身体在发热，不远处的海水正在漫过来。这是一次奇遇。但我不敢说，不经允许就给这样的事情定了基调——而且，这样一句肯定的话，不容许解释，不容许补充。我没有说出来。但很快，她邀请我去她的房间，一开始，我的身体局促到无法动弹，我还没有听清楚她说的话，但已经下定决定跟着她。我想，完全陌生的环境中时刻存在着一种诱惑——某种生命的空缺，一直存在的空缺，或者，一种等待。我必须接受邀请，在突发事件中切入自己的生命，而不只是这座城市，在那一刻，我不再能够继续做一个观光客，我忘记了本来的计划。她的出现像是复活了千年前的，在我们离开墓地之前，我最后看了一眼——它不再是一个过去的已经死掉的废墟，它无法再消失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都在这个墓地里快速闪过，历史就是这些——我记住又忘记的地方，我和她看着对方的眼睛，一切都在快速地被看见和消失。我再也无法从这里离开了。
她住在旧城区，在跟着她走回去的路上，那些旧的城墙和游客——一切都变得熟悉起来，变得可以触摸，我想起人们说的真正投入的时间会过得飞快。我想，这完全是两种时间。她走在前面，昂着头像是带着童年错给的冠冕。回到旅馆，我们一刻不停地亲吻起来，我的身体终于放松了——它属于这里，不再局促，她主动口了我，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高潮。第二个早晨，这里已经同时属于我们。
她告诉我，她听各种语言的对话，她坐在这里听，听人们在墓地里会说的话，在晴天里，人们也在偷偷说话。很多时候，有人只是坐在那里。她告诉我，遗迹公园里有几百万正式的坟墓，那是整个拉美最大的墓地。而藏在灌木丛后面的，那是被遗弃的，栅栏隔开了它们，也隔开了他们的身份。她用极不流利的汉语讲述了几个她在那里偶遇的人的样子。为了保证意外的发生——我想我们同样喜欢未知，那没有预谋的、心灵的惊讶，我们进行过练习。激情没有被阻碍。
她说：“我看见了人们脸上的传说。”她看着一些人，看见在他们很小的时候，苍蝇和河水落在他们的脸上，接受了属于自己的传说之后，人们才开始说这些不同的语言。她想玩一次猜测的游戏，一开始，她不想暴露自己的来处。她说，我们应该看人们身上透露出来的传说，那是真的。我问她，我让她想起什么。还是，她已经习惯领走一个独自旅行的人。她说这是第一次，她看见我，就知道我们有所牵连。到了这时候，我对那些记载下来、每天供无数游客阅读的城市历史失去了兴趣，而只是期待她口中的传说，就像小时候奶奶在睡前会给我读的那些真实的童话故事。它们全都进入了我的梦。
这是第一张照片：两个黑色头发的女人，在一片墓地，她们看起来有一些相似。蹲着的女人头发短一些。如果只是瞄一眼照片，可能会说：她们都是中国人。但再凑近些，就会发现：那个蹲在地上的人，一定不是。看着照片的人说：我在中国旅行的时候，这样身影的人很少出现，或许，她是外国人。
当她第一次看着我，属于我们的第一张照片诞生了。我抚摸着它。当我重新看——照片里世界公民的想象完全消散，我立马认出了她，认出了我的亏欠。比喻消失了。她总是在这块墓地周围游荡，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她爱过的、或者和她有关的人死在这里，我不知道，这些死是否和我的无知有关。喝酒是在后来才被禁止的。她出生的时候，教义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一定在那个故事里写过很多无关紧要的，比如她的长睫毛，由一颗红色血痣展开的联想。在那几天的写作中，首先出现的总是和她发生的，每一天对她新的发现和渴望。第一天，她用汉语写。到了第二天，她用自己的母语，流畅的、像河流般的水样的文字。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犯了禁忌：在这样的情感强度中，我根本无法写出与她无关的。前几晚坐在这里的时候，带着一种细微的痛苦——当我写作的时候，她独自出门散步。我已经不再熟练回到一个人。她在的时候，就像是一切都被巩固、粘合成了一个整体，她将一个完整拼图放在我面前，我从中穿过。我陷入一种对最细节处的眷恋——比如她讲过的一只小虫，呕吐物的颗粒，私处的毛发。一个和她有关的故事接管了我。我经常想着她说话时的语气——她的在与不在场都一样强烈，没有词，只有声调可以怀念。在她还没有回到房间的时候在床上自慰。当时，没有什么可以分开我们，我相信她会回来。奇怪的是，在这之前，就算是最痛苦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在经历生命，切身的、被穿透的经历。封控的时候，我试过翻进公园，在冰冷的湖中游泳，漆黑中都是蛙鸣声，她的出现，让恐高的我坠入了最深的河。界限被抹去了，我的人生第一次发生了一个真正的秘密。我非常肯定这是不会再出现的。是这样的，我正在其中。我在场。一个人正是全部的——我承认了她，承认了自己。那些在我周围已经习惯不说出口的话，以无视来表达关爱的方式——都消失了。我喜欢和她谈论事情的方式。我想，是直接的——旁边的岛上有着一个法外之地的监狱。那是监狱的性质。我的喉咙在半夜总是非常干燥，我因为渴望喝水从梦里惊醒，这是三年的后遗症。
旅行失去了通常的那种朝圣者意味。这种朝圣意味着无视、不理解，但同时也让人发现已经被遗忘的部分。在她出现之后，我像是回到了自己选择的出生地。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想找个地方写作。尤其是那些和我一起工作的人，我找不到可以讲述这件事的缝隙，我更害怕这会让自己显得非常怪异。它是件寻常事吗？但为什么说出这个事实像是在冒险呢？这种事情属于难以启齿的部分。看上去完全是某晚读过的一个故事造成的暴风雨导致的没有去读大学，强烈的真实攫住了我的心，我不知道其他的意味着什么。不知道有人已经在逃亡，不知道我暗中放弃了一条更顺利的路。一直以来，陷入深谷之间是我最真实的处境，我被横亘在距离和距离、遥远和遥远之间，它没能成为一种回顾、一种侥幸的“差一点”。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是可怕的——尤其是当她最后以无法听懂的语言戳破了这些，能做的只剩下对抗，对抗你所是的、你所不是的，对抗你的使命和被认为那是你的使命的。一些问题出现：为什么“他们”看上去如此单薄？就好像真的有人可以在某一个节点被完全冻住。为什么有人非常谦虚地说“但其实真的有某种共性……”。
我走在不同的标语中到达我的工作地点，一开始是遛狗请勿形单影只，记得牵绳。然后是征兵广告，最后一条是：拆迁带来希望。离开之前，一位同事突然神秘地在我耳边说，你家天台的石榴树彻底死了、干枯了，并不是因为冬天，它真的死了。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我想自己是不是忘记了某些对他透露过的讯息。我惊恐不已。大楼里住着照顾花草的妈妈。当她在电视上看见一位外国流行歌手时，她问：她的眼睛是蓝色吗？她唱的是英文歌吗？她是巨星吗？我每一天从这些红色中走过去，写作从一个念头变成了一个梦想，梦想这个词太天真，太像一个无产阶级被要求拥有的词，它太遥远、太离奇。当我发现这个词的怪异，这加快了我攒钱的速度，我甚至开始加班。我想起那些认为无法识字的人就无法理解语言的观点，那些专断的、同时显得严谨的结论，但我同样害怕解释，害怕陷入对话中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是一堆群像的一个——透明的、没有脸的群像，它们正在各处发出劳动的声响，它们发出的相同频率的声响成为被看作群像的原因。我做好了回国之后重新找工作的准备，请了半个月的假，在起飞前我还是给母亲发了信息，说我会出远门，我发信息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们非常亲近，而是害怕如果飞机失事，她一无所知。
在遇见她之后，一切显得触手可及。失去的神圣仿佛正在回来。她告诉我：你只是把被剥夺的语言要回来，这并不羞耻。她看见了我被剥夺的部分，而我因为缺乏经验，没有完全看见她的。她有时候会用很郑重的语气说一句话，然后接着吻我。我通常期待着这些吻，有时候，我甚至会故意提到这些身份如何让我挣扎，只为了获得一个她的吻。我像个调皮的孩子。还有一些时候，这种激情的不确定性让我抓狂，我无法控制地刁难她，我猜想她是不是已经结婚，我们之间的激情只是她某种消遣的玩物——当然，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在她的字里行间中找寻过去的痕迹。她的过去。除了她自愿讲述的那些，我还想知道更多的。她没有提过自己的感情经历，而我担心有些我不知道的灾难正在同时发生。有一次，我们在那间餐厅吃饭，旁边正爬过一只虫。她叫来老板，让老板处理这一切，并为这里的食品卫生感到担忧，我却觉得这只虫的死一早就被她注定了，我问她为什么一定要让这只虫死掉。为什么不结束这无休止的暴力。她说在她的餐馆里，一切都很干净。接着，她第一次提到我们之外的，她的餐厅。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她的面前表演，表演一个失去权利的人——我重复这种失去的权利，说出那些发生过的事实，她给了我一个又一个的吻。
她突然离开之后，我期望自己可以迅速变老。就像是一种迷信：只有老去才能清楚地看见我存在过的时代的特殊性。准确地说，是在那件事发生之后——一种赎罪的感觉出现了——那场由活着的无知的领导者造就的死亡，一些词语正在离去，失业代替了饥饿，忠诚代替了读书会。有时候，我好像已经变老，吐出来的词仿佛经历了改朝换代，和在激情中对她说的话全然不同。人到底要怎么把每一个人都看作是一个个体？那样该怎么存在？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而且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我和她的耻辱柱上刻着不同的名字，最新的流行语瘫倒在苦难面前。
遗忘和对遗忘的阐述，不再矛盾。她说过，这短暂发生的激情，是对现有世界的完全颠倒。她用她的语言说、写——在我小时候，被说成恐怖，象征着恐怖主义的语言。记住这种颠倒的感觉，它会提醒那些我们渴望的，应有的顺序。她说过。它不会生锈，也不会被完全占据。还有一次她说对男人从来没有产生过想拥有的感觉——他们不会是她的共谋，对我却产生了。我想，这或许是她第一次和女人做爱。我抱着她哭泣，就像抱着一个永恒的雕塑。它的美在于它的肯定：我和她同时在受难。
如果没有来到这里，我不知道她的存在。这种不知道让我痛苦，幸运的是，这一切都被揭开。她说，这都是真的。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虐待史，这样的不知道像是一种酷刑。我想起生命中处于无声的那部分——奶奶来看望我，我没有钱支付她的午餐费用的那种难堪，或是那些无法为自己申辩的时刻。她抚摸着我的手臂上被食品包装刮伤的伤疤，前一天我还在库房里拣货，一个机器记录着时效。第二天，我就遇见了她，她抚摸着我接近愈合的伤口说：就是这样的历史。一周前，我们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人，两个不是游客身份、互不认识的人。
今天，我又去了那间餐厅。我倒数着，还有两天的时间，我就要彻底离开这个阳台，这个旅馆。这个城市。在那间餐厅里，我点了两份米烧鸡。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弹钢琴的人。他像是认出我来了。现实没有停歇的缝隙。我希望现在可以出一场意外，让那些细节不要再消失更多了。海啸卷走我，或者，那些侍者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看出了我对她犯下的罪以至于可以杀死我。在走回旅馆的路上，我仔细打量着这座我刚到不到半个月的城市。她会出现在另外的故事中，她会是一个外来人，突然来到我生命的外来人。再过一些时间，或许她会成为一个符号，一句可以说出口的话。这样的想象让我同时感到恐怖和幸运。
最后两天，事情发生之后，我们越来越安静，不再沉浸在无止境同时无法完全听懂的对话之中，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只是捏着对方的手。她的手心一直出汗。这种预感占据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但一定会结束。我们像是两个没有受过伤的人，坚定地走在街上。我试图让她忘记悲剧，我说，最近，同性婚姻的法案通过了。无关的、被渴望的两件事情。这些时候，她痛苦得更大胆了。
无法进行完全清楚的沟通，这成了我们关系里的另一种趣味。我们不理会那些语序。她用陈述句表达问句，或者用最温柔的音调表达一个强烈的要求。在我以往的感情经验中，当差异造成了沉默，语言迅速恢复冷淡，我们在沉默中用类似书面语的方式说出话来——表示我们的关系正在冷却。除了夜晚的写作，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在平时，我们不提自己写的故事。但它在影响着我们。我看见了。她特别留意那些看海的人之间的距离，她留意看着海的人所说的话，就像人们去动物园，面对不同于他们的生命——总会说出惊人的，我猜想，她是在为夜晚做准备，她正在从我们之间走开，她收集那些想让它发生的。
这个城市的道路靠着海散去，像是伸出来的血管。我想起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出生地，小镇在某一天成了正方形——完全像一个盒子。我们没办法去到另一条街。它就在眼前，那是可以走过去的距离，一个名字降临，它成了管制区域。那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临近的两条街属于不同的辖区。夜晚，人们在大楼里尖叫，然后，在接近入睡的寂静中，人们想起在更早的时候，那些粗俗的语言诅咒着在城市周边的族群，那些诋毁的词。我看见穿着红色袍子的人经过我，黄色的花朵在他的帽子上，我想起人们是如何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城市，只是因为一个新的名字降临。
有一晚写作的时候，我发现，我想把一个确切的想法——或者是想问她的问题，放进一个句子、一个段落里，我希望她可以发现那些句子的秘密。我们唯一的读者就是彼此。那晚，她问我要不要一起离开，从游客身份中正式脱离。
她很幸运，她告诉我，妈妈花了全部的力气和钱让她离开那个国家，逃亡路上的月亮是她看见最恐怖的，没有人相信尽头是光明的，但妈妈有着逃出地狱的信念。你是无罪的，但你还是会被丢弃。一个陌生的，无名之地接纳了他们，她和她的其他亲人甚至没有听说过这个国家。是一个几年前被误抓然后被丢弃在这里的人帮助她们在这里安顿下来，所有这些，都是无妄之灾。
一开始，切开萝卜感受到的辣味让她吃惊，在她的食谱中，萝卜通常和羊肉煮在一起，是妈妈在做这件事情。很快，辣味和温和的外形已经成了习惯。她在那个人的引导下开始做餐馆的生意，用妈妈留给她的钱。她开始学习做汤，她说，到处都有可以听懂她说话的人。人们不介意她是个外国人，他们点菜，可以用手指指菜单上的图片——每个人可以去任何餐馆吃饭。
当我们离开海滩，离开餐厅，回到我们的房间，回到只有我们俩的时候，没有任何其他的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了，我不能再向那些路人求助，不能再看着海，而只是面对我对她的激情，我可以听见那些体内的声音。一个脆弱的音符藏在我们的身体里。随时会有一个严肃的问题从她嘴里吐出来，我忘记了如何在突然到来的爱中轻松地作乐。所有的时候，回忆几乎都混淆在一起，当她出现时，记忆和现在之间有了分水岭，我感觉到完全在此刻的清醒。现在，一切又恢复成粘腻。
我发现我手指旁边的皮肤又开始溃烂，在她还在这里的时候，我完全忘记了啃指甲，习惯是可以瞬间更改的。
坐在这里，我甚至可以听见楼上开关窗户的声音，一种滑动的、像是在水里发出的闷响声。我之前从来没有发现隔音这么差。
刚到这座岛的时候，她曾经因为听不懂别人的语言而害羞。本地人说着话，不只是本地人，还有那些被误认为是本地人的人。他们让她坐下，坐在她身边，那些打扫遗迹的人以为她来自中国——人们总是混淆着亚洲面孔的人。她告诉我她喜欢这种错认，那个名字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时，听起来很轻、很轻。她无法解释。每当我们试图进入一个稍微深入一些的话题，我因为缺乏知识，她因为语言不通。很快，我们只能抱在一起。我向她道歉，她总是用汉语和我沟通，就像让她在童年的伤疤中行走——而我不会说她的语言。
在我来之前，她已经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了，她告诉我，那些人把同一句话说上很多次，她还是一无所知，她正是因此感到害羞的，为了理解不了话里面的意思，她觉得有些抱歉。
她问过我，这里对你来说是否只是一个度假胜地，来到这里是否比出发之前感觉更加神圣。在这些时候，和语言不通的人做爱，试图展开自己所在之地的样子，像是为了消遣。如果一件事迟迟不发生，比如爱，比如自由和革命，比如人们嘴上常常说的那些——很快被粗暴地归类的那些，它会变成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词，直到没有人可以理解它。出于害怕，出于不可能，它的词义会层层叠加，最后成为一个被掩埋的秘语。我和她都经历过。我不知道，她当时想起什么。我还没能说出不是——那个音卡住了。她就接到了那通电话。
第二天，追悼会的消息已经登在了报纸上。她不愿意参加，她说：人们总是意识不到自己已经杀了人。我看不懂报纸上的字，那一个小板块，属于她的文字，她说出了时间、地点，最后一次，她对着电话那头大喊。
我不再去看我的回程机票。当我们的激情消失的时候，或许和她还在的时候一样，都会催生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就像在读不同的作者时，我产生了写完全不同的故事的欲望。其实，我唯一渴望的是，当陈述不得已地必须结束，当我完全离开这里，可以再次翻开那篇日记本上的故事。那时候，我会去翻译她写的。还有一个故事存在。
远处，雨季已经结束，她却总是梦见自己在浑浊的河水里。上游的洪水在流动，深夜，河水不知觉地又升高了，水葫芦漂在河面，等到了静止的河面时它们才开花，那时候，洪水会停止。
在爱的时候，最强烈的是我们在颤抖。最后两天，我们几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们只是说：颤抖。快看，它在颤抖。然后另一个人的眼光就看了过去，好像这会加强它的永恒意味。以至于那几天我们看见的一切都在颤抖，直到同伴因为“政治决策”的失误死去，她不再能看见其他的颤抖，她说，被火烧死，那是现在唯一发生的事情。
我坐在这里写的东西可能已经完全失真，时间没有真正过去，我仍然不相信这种过去，这种迟早的别离，回忆的重要程度和当时发生时并不相同，有时候，我想，要是时间可以停下来一天就好了，24个小时，足以看清楚一切，把一切都看一次。每个人都有机会诉说自己的历史。
在卡莫旅馆的第八天，她接到那通电话。在说一些连贯的词的时候，她的音调总是一声，我们嘴巴里的某些部分依然完全静止，永远静止。有人承担着只会说一种语言的身份。承担重组它的可能性，承担一种肤色，一种印象。在她挂掉电话后，连爱都无法谅解的感受就出现了——在我们面前。当她完全阴沉下来挂断电话的时候，我的脸通红。
她不再能投入到我们的爱中。她不再对我说汉语，我知道，在她偶尔看上去是在自言自语的时候，里面有那些指责我的词。我我想起来那些突然吞噬友谊的东西，当有人说出不需要解释的话时，她的朋友们感觉她快要离开她们的阵营。她的母亲被逮捕，当初离开，走的是一条非常危险的路。但她还是到了终点，接受了教育，我越来越长时间地盯着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颜色让我惊讶。有比爱更禁忌的。
在我出不了家门的那段时间，是一个故事给了我勇气——总是这样，爱胜利了，主角说：让我们把欧洲当作一场噩梦忘了吧。我们依然坐在阳台写故事。我看着她的笔迹，越来越潦草，就像是她拿着刀戳穿了作者的隐喻。我想，只要噩梦无法停止，我们就不会忘掉。
最后一次去海边，她保持沉默。我们差点目睹一次自杀案件。有人扶起那个女人，让她远离了死。最后，她说起那种轮替，说起这场悼念会不在现场，而是在万里之外，她说这一切不应该发生，那是她最后一次在我怀里哭泣，第二天早晨，她已经走了。那是我最后一次翻开那个日记本。最后一句是她留下的：我必须走。
我想我必须停止叙述，我想到的——它没有被选取。或许这意味着形成故事的那种随机，或许是一种无法直面的恐惧。在我写下第一个字时下定决心希望曝光的真实，以一种最简单、直接的语言，它依然无法到来。我不知不觉就到了这里。我正是在这时候看见了，它不能是非虚构的，不能是一种纪实，只能是一份笔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