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名“女权大佬”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最近，有人扬言：“吕频必须糊。”

这种饭圈杀人诛心的话语为什么会出现呢？在我跟踪了许久，多方观察后，我认为我看到的事件经过是这样的（欢迎批评）：妇女权利工作者吕频所在的一个微信群中，有人控诉其中一个女群友曾在高中时期性骚扰自己，要求非群主的吕频踢人。和被指控者没有私交的吕频和群主并不认为这个指控和诉求成立，表示按道理不能踢。拉扯好几天后，吕频和群主做了一系列努力，甚至开了一个zoom会议来解释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寻求共识，但控诉者和其支持者均不接受。后来被指控者退群，吕频将其拉进另一个指控者不在里面的微信群中。这个行为不知为何触怒了控诉者及其支持者，ta们在各种平台发布其她群友觉得明显偏颇的信息，甚至被微博大V梁钰采用而发布“吕频包庇强奸犯”的谣言。

其实，在一个微信群内发生的事情，群外的人很难了解真相。即使大家像研究者一样用心看完整个事件的群聊记录，恐怕也难以还原事件经过，因为除了失去群聊语境外，对群中对话者之间的爱恶私仇也无处得知。所以我认为期盼此群公开聊天记录、并以为这样就可以求得真相的朋友有点天真。

但今天我想讨论的重点则是：为什么这件事会炸得那么厉害呢？在观察了很多批评者的发言之后，我认为“吕频是一个女权大佬”这个判定是关键。大家都认为，作为一个女权大佬，你难道连踢走一个被控性骚扰的人都做不到吗？那你还做什么女权？做大佬就要负责安抚控诉者，查案！

到说到做女权大佬，巧了，我要举个手，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也是被供上女权大佬位置的人。不过说来有趣，也只有我在被攻击“霸凌别人”的时候，才会被敬一个女权大佬的称号。这样的叙事很成功，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大佬被拉下台鞭打，这符合了大家思维定势里面弱者反抗强者的爽剧套路。我之所以希望讨论这个话题，是因为“大佬欺负小虾米”是一个很常见的也很容易煽动情绪的话语，它的杀伤力大到可以让人对人不对事，也很容易被用于攻击行动者。这套话语需要我们解构，拆开分析。

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以来，反权威一直是我和我的伙伴们很关注的话题。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吕频，冯媛的时候，我很乖巧地叫她们“吕老师，冯老师”，都分别被她们严肃地打断了：“请不要叫我老师，请叫我名字。”但是一时半会我总是改不了这种讨巧，而且觉得直呼前辈名字没啥礼貌，就叫了几次老师。每次她们都认真而不嫌烦地纠正我。我感觉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反权威的开始吧。在我决定直呼她们名字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冲破了自己内在的一些权威崇拜的束缚。

而轮到我多活了几年之后，也有人开始叫我老师了。我也学着吕频她们的样子，说请不要叫我老师。但是同样地，没有人理我！我的生活充满了周星驰式无厘头喜剧对话：

“请不要叫我郑老师，叫我大兔啦。”

“好的，郑老师。”

🙄️

权威、大佬这些名词，到底是当事人自己的虚荣膨胀而自诩的名头，还是刻在大家骨髓里面难以消退的长幼尊卑秩序自动分配的角色呢？喊着反权威的人主动地把对手脸谱化在一个固定的大佬角色中，目的只有一个：方便自己把其揪出来骂。

权力关系与大佬的欺负

有的大佬天理难容人神共愤，原因是ta们利用了自己的身份获得资源，然后使用这些资源来侵犯别人。例如最近被多人指控性骚扰和霸凌的公益机构领导人刘韬，也如利用自己导师身份性侵志愿者的工友之家前领导贾志伟。在这些伤害里，我们必须意识到施害者和受害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权力关系：老板，老师，有导师学员关系的精神领袖，一旦反抗这些权威，受害者就极有可能丢失一些很实际的机会，比如实习岗位、培训名额、升迁资格。

所以与“大佬欺负小虾米”有关的话语中，我们应该重点关注权力关系。因为离开权力关系，就仅仅在讨论两个人之间的私人恩怨。吕频和指控者、被指控者之间均不存在可见的权力关系利益纠葛，单凭吕频并不温柔地拒绝控诉者踢人的请求，就指控女权大佬包庇纵容被控诉者、伤害控诉者，这样的私人恩怨，不值得大家扣上个“大佬”帽子来讨论。我说一句最难听的话，即使被捧杀为女权大佬的人在微信群里用脏话骂一个没有权力关系的群友，那也只能说明这个女权大佬素质不高或者行为乖张，是个烂人。但是再怎样也到不了会让“受害者”失去一些机会、地位、资源的程度，何况吕频现在只是根据指控者的单方面证据和被指控者的反驳作出了一个指控者不赞同的判断。

而且，有时候围观者可真的没有办法搞清楚控诉者和被指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到底谁高谁低。几个月前，一个名为王小嗨的人声称受到了我这个女权大佬资本家公益寄生兽丑恶嘴脸领导的欺凌。就在王小嗨和其支持者公开一些我的前机构尖椒部落的所谓境外势力信息引来jc对尖椒员工抄家带走时，我眼睁睁地看着王小嗨，一个比我年长的YCA元老级成员（YCA，少年中国评论，一个2008年成立的左翼团体，比较知名的是网红马前卒，据一些报道称，王小嗨是与其同级的竞争对手），坐拥各种左翼支持力量（但是女权社群并不了解），活生生地把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资源地位的底层无产阶级。当其在N个公众号和平台上诉说自己有多么惨的时候，当其用最无辜又最诛心恶毒的语言中伤我的时候，被炸掉了所有发声平台无法自辩并且名字都成为敏感词的我，倒真想给王小嗨下跪高喊一声“大佬，放过我”啊我靠。

公众人物及其责任

也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女权大佬公众人物，吕频有义务安抚控诉者，检视自己的行为够不够完美。持这种观点的人非常多，我觉得大家似乎混淆了一些概念：公众人物需要检视自己的行为这个说法背后隐藏了什么我们需要思考的东西？

首先，公众人物的公共性从何而来？

有的公众人物的公共性来源于公权力授权，比如官员，由于ta将会行使权力并影响被统治者的生活，同时ta的个人生活言行将被监督，看有没有权力滥用，或者为一己私利而占用公共资源。所以ta需要检视自己的言行。

有的公众人物的公共性则来源于资本的操作和投入，比如娱乐明星。因为ta赖以谋生的资源来自市场对其欢迎程度，流量、口碑、拉帮结派的粉丝都会影响ta的收入，所以ta不得不检视自己的言行，不然就会丢饭碗，被雪藏。

而有的公众人物的公共性，则来源于ta对公共问题的主动担责。例如行动者，例如反家暴的Kim。Kim在对抗家暴丈夫李阳的时候，自愿地把案件与中国反家暴事业的推动联系在一起，帮助了中国女权专家们加速反家暴法的立法。在这个推动的过程中她成为了公众人物。吕频、我，也属于这样的一种公众人物。

从持有的权力上，我们和任何人对比起来，除了也许多出一点公信力，也别无二致。从权力的来源上，这一点点公信力是因为我们推动了一些性别平等的社会进步，而自然积累的信誉，既非公权力授权，也非资本推动投入。实际上，我们的言行也并非那么有影响力，如果你们去看看吕频的微博下的评论，骂她的人有多少，就会知道她并不是什么一呼百应的KOL。而从行为后果看，即使我们都是一群口出狂言的猥琐小人，天天在网上大放厥词骂爹骂妈，我们也不会因此失去我们的收入，因为我们的收入并不取决于所谓的粉丝风评。

那么，我干嘛要因为你故意把我放到“大佬”的位置上然后要求我因此按照你的喜好行事（比如，顺应其她“非大佬”的诉求而温柔安慰，比如，为了大局放弃对梁钰造谣吕频包庇强奸犯的追究，比如，在微信群里踢走你不喜欢的那个人）。中国人有很多让人不爽的传统，其中，没有界限则最让人头疼。大家怀着糊里糊涂的定义，要求别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做事，如果不做，就扣一顶大帽子：不孝，不讲礼貌，女权大佬欺负小虾米。

如果一个行动者愿意尽可能温柔地安抚所有有需求的人，神格化地完成每个人也许矛盾对抗的要求，那么是ta好人，但不是ta的义务。并且，吕频在这件事里其实已经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尽量解释自己的做法，安慰控诉者，却还是被刻意歪曲或忽略。这样的对人的苛刻要求，哪里是对大佬的要求，简直是在拜神。

群主是否有义务踢人？

最后，我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微信群群主是否有义务踢人的问题。

我简单粗暴地提出，没有这个义务。群主不是法官，群友不是陪审团，微信群也不是一个适合做法庭的地方。如果微信群的功能是某个培训、某个组织的线上联系平台，那么组织者的确有义务对实时发生的性骚扰问题作出处理。但是，纯虚拟平台的微信群群主没有这种义务，原因有三：

1.民主实验是有条件的，它需要时间、精力和资源才能运作起来。道理很简单，如果民主没有成本，怎么可能现在世界上还有那么多不民主的团体存在。而一个人可能会加入几十个微信群，一个人也可能是几十个微信群的群主。500人的大群里群成员恩怨情仇极多，如果把这些问题甚至发生在群组建之前的未成年时期陈年纠纷都归到群主必须处理的范围里，大家以后可能都没有微信群玩了，因为没有人够胆做群主了，大家是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

2. 谁有资格调查、处理性骚扰案件呢？这个调查、处理、判定的权力一定有其来源，或是来源于公权授权比如公安，或是来源于组织团体的技术性委托，如机构里选举或聘任的反性骚扰委员会，或是来源于双方当事人邀请来调解的可信任的人，而绝对不会来源于“我拉了一个微信群”。说过分一点，群主即使敢处理，你能认这个无源权力的处理结果吗，这个结果真的有程序合理性吗？（性骚扰案件的处理其实是一件需要技能和高风险会被报复的事情，实务工作中如果我们仅仅套“相信受害者”的口号，不假思索地对着自己都无法确信的证据就下定论，是非常反伦理的事情，也是对受害者的不尊重）

3.我们不是生活在黑镜里，一个你不喜欢的人（甚至是你的杀父仇人）有可能出现在任何微信群中，ta不会因为你已被证实或未被证实指控而一辈子不使用微信群。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你无法把人屏蔽在你视线范围之外，更加无法在听到你仇人存在于另一个你不在的微信群后，又去要求另一个微信群的群主踢人，不踢的就是反女权就是包庇性侵害——那么几乎全世界都将会被你看成的敌人。

实操上，如果是我，在群里遇到我讨厌的人，最应该做的就是和ta单挑，摆真理，越辩越明。如果挑不过，觉得在群里没有安全感，那就离开，告知群友我将会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空间，带走这些愿意保护我的群友，一起创造一个让我舒服的安全空间。

踢走一个和自己没有任何私交的普通群友是最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况且控诉者本来还是与吕频她们私交不错的朋友。可是吕频她们偏不。因为她们对界限、对民主、对女权主义的生活方式，对不站队不勾兑有自己需要坚持的真理。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最终生活在一个没脑黑的简单叙事世界里，那么，我们也应该对自己身边发生的这些事件给多一分批判性的思考，和自己做思想实验，拆解一个很套路的说法背后隐藏着什么自己需要注意的地方。

同时，请不要去私信吕频和小门，追问发生了什么事，要求她们给你一个解释，因为满足你的好奇心和正义感，那也不是她们的义务，同时很烦人。

一句“女权大佬欺负弱小的我”固然是喊得很爽，但是精神胜利地推到了一个“女权大佬”之后，剩下的那份浮躁和杀红了眼的冲动，也许会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无理可讲，无道可辨，最终受到更大伤害的，可能是被群情汹涌反噬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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