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害者故事，究竟该如何叙述？

社会事件层出不穷，以何种角度、何种立场叙述受害者故事是写作者必须仔细斟酌的问题。以近期国内一系列#米兔事件为例，一种观点认为，事件中暴露的权力不平等、性别不平等这类结构性困境，是#米兔事件中女性受到性骚扰、性侵犯甚至付出生命的最重要原因。因此呼吁社会各界一起行动改善“大环境”，是减少弱势者悲剧的首要途径。

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味指责结构性暴力、不完善的国家法律制度的受害者故事值得商榷。他们认为，在女性确实处于权力结构不利位置的前提下，在目前争议颇多的#米兔事件中，过于凸显性侵事件中女性的弱势者位置，以女性被动、受压迫的叙述为主导，可能会产生两个现实问题：

1. 这类故事往往会将性侵事件中的女性固定在弱势位置，默认其一旦受到性侵就一定是遭受压迫、受到伤害的，那么女性受害者的自主性该如何体现？

2. 这类叙述是否会在原本已经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中，进一步加深和巩固“弱势女性”的刻板形象和现实境遇，最终无益于改变女性的整体地位和生存状态？

基于以上问题，此观点倾向于在叙述中重点突出女性自主性部分，比如尽管遭到性侵，但女性仍能站起来予以反击，好好生活下去，而非以弱者姿态自居，等待被怜悯、被照顾。同样是认同女性在权力结构中的弱势位置，但与前一种观点的区别在于，比起将矛头虚妄地指向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结构性困境，后者认为凸显女性主体的智慧、力量和行动的积极叙述，反而能策略性地产生现实有效的、振奋人心的结果。

尽管共同基于反性侵和改善女性生存状态的目的，两种观点在各自路径中都遇到了困难。2016年出版的非虚构小说《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中，法国作家、历史学家伊凡·雅布隆卡同样遭遇了这些难题。小说聚焦的是2011年震惊全法的“蕾蒂西娅事件”——一则法国西部波尔尼克的奸杀案。作者认为，此案成为“一个社会新闻发端于公共意识，因为它位于故事、媒体领域、敏感性和政治环境的交汇点”，而事件的震源，女性受害者故事更不该缺席。事件发生后，雅布隆卡花费两年多时间，以蕾蒂西娅为圆心，重新走访与这位受害者有关的人物，调查此案的相关信息。这位历史学家诗意地表示，撰写这部非虚构小说的初衷，是想为事件中唯一缺席的蕾蒂西娅写一部传记，重拾她的尊严，还她自由。

那么，这一女性受害者的故事是如何被叙述的？小说中，作者从蕾蒂西娅的生平出发，一开始并未触及性别不平等、父权制这类宏大的结构性议题。随着调查的深入，作者发现个人始终是被嵌套在政治环境、社会结构、阶级、种族，性别身份之中的。如此大环境中，个人的策略性力量永远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中施展，个人的行动终将会触碰到结构性的天花板。正是这些冲突在蕾蒂西娅短暂的生命中环环相扣，最终成为杀死她的凶手。看似无形的、虚妄的结构性问题，是小说中的蕾蒂西娅，和我们每一个人自诞生以来就无可逃避的现实处境。

此时，女性受害者故事的叙述困境再次上演。作者努力站在蕾蒂西娅的立场，呈现女性受害者的自主意识和行动，但当他触及案件中无处不在的结构性壁垒，他将如何重新界定和谈论蕾蒂西娅的自主性？#米兔运动中，正是在“如何处理个体与结构性问题的关系”上，前述两类观点出现了分歧。后者的建议是，在目前情况下，女性受害者或弱势者不应虚妄、徒劳地诉诸社会大环境或法律制度的改善，而是返回到自身，以智慧和行动铸造自己的日常生活——我们总能在成长过程中习得一些女性生存技巧，在结构性困境暂时无力改善的情况下，积极主动地应对生活（否则还能做些什么？）——在侵害和压迫已经发生，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有效解决的情况下，这或许可以看作女性自主性的体现。但此处需要进一步提问的是，这种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趋于保守的策略性选择，是否会反过来夯实社会、政治环境中的结构固化？是否会无形中导致女性或其他弱势者更严格也更自觉的日常自我规训？

带着这些问题阅读《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我们看到历史学家不仅是在为蕾蒂西娅作传、梳理事件始末，更是在探讨性别、家庭、阶级中的权力结构，政治暗箱、司法漏洞、欠完善的社会机构等一系列重要议题；通过大量客观详实的线索和资料，最终作者认为：父权制是杀死蕾蒂西娅的真正凶手。从单纯地想为少女作传，到触及事件背后复杂的权力结构，经历了充分地调查取证后得出自己的观点，历史学家追查真相的历程，对当下时刻接受大量、错综复杂的社会事件的每一位读者来说，极具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小说主要在两条线索中交错展开：其一是以作者的第一人称视角，讲述蕾蒂西娅美好而艰辛的短暂成长史；其二则是客观详尽地记录社会各界的反响与行动。深谙新闻写作、传记写作之道的历史学家，巧妙地平衡两条线索间的张力：一方面，蕾蒂西娅美丽的生命史暂缓了她必将走向的悲剧终点；另一方面，媒体、政府、社会各界的伺机而动，又像在读者耳边放置了一台滴答作响的死亡倒计时时钟。

家庭：爱与暴力的最小单位

家庭是社会关系的最小单位，每个人生来就处于这一坐标系中。不过，蕾蒂西娅和她的孪生姐姐杰西卡（生于1992年5月4日）从小就失去了稳固支撑：出生后不久，父亲弗兰克·佩雷便与母亲西尔维娅·拉尔歇离婚；西尔维娅一人抚养两姐妹，为此患上神经衰弱；弗兰克常去看望她们，然而他嗜酒如命，易怒且暴力，经常婚内强奸、殴打西尔维娅。弗兰克为此遭受5年监禁，西尔维娅则因抑郁症住进了精神病院。

家庭中的暴力，缺失的爱与呵护，无形中成了碾压蕾蒂西娅的第一道伤口。家庭分崩离析后，政府和社会机构陆续介入：5岁时，经儿童法官认定，两姐妹被施予开放环境教育救助；8岁时，儿童法官正式剥夺了父母的监护权，她们从父亲的住处搬进了神意慈善机构[1]。从问题家庭、失职父母中“解救”出来的儿童得到了一系列保护和救助，蕾蒂西娅和杰西卡开始补足基础教育，发展个性，结交朋友。在杰西卡的回忆中，尽管孤独始终挥之不去，但在舅舅阿兰·拉尔歇看来，她们至少安全了。2005年，儿童法官将两姐妹安置到帕特龙夫妇家，因为她们拒绝回家承受父亲的暴力。

（注[1]：[法]伊凡·雅布隆卡：蕾蒂西娅，或人类的终结[M]，陈新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4月，第68-69页。据伊凡·雅布隆卡所述，此处的神意慈善机构是成立于1824年，由来自潘伯夫上流阶层的女慈善家门创立的，主要接收孤儿和年轻的贫困女子，由修女引导他们学习基督教教义。20世纪以来，它转变为世俗机构，并和大西洋卢瓦省的社会和健康行为指导机构合作，接收由省议会或法庭转送过来的儿童。）

然而，新的家庭并没有想象中安定。她们不得不频繁辗转于亲生父母、儿童社会救助厅相关负责人和寄养家庭之间，周旋于多个成年人/权威规则之间；因此她们经常陷入成年人的冲突中，面对权威的恐惧和忠诚的难题，处于权力结构底层的未成年姐妹唯有服从以满足掌权者的需求。如此生存状态中，儿童难以建立持久的依赖和安全感。蕾蒂西娅的症状起初是沉默、自我隐藏和压抑，到后来发展成阅读和拼写困难。暴力的世界穷尽了语词，出于对权力规则的恐惧，蕾蒂西娅以一种自卫式的姿态抗拒着语言——另一套理性秩序。然而，历史学家发现，事实上蕾蒂西娅很擅长用绘画表达情绪或内心感受，只是无人前去“倾听”。

女性之死：一种古老的缺陷

新生活的不安定之处更在于，熟悉的性别暴力仍在频繁上演。蕾蒂西娅事件后，5位女性共同指证曾不止一次被帕特龙先生性侵，其中多为其曾经的养女，包括杰西卡和蕾蒂西娅。可悲的是，尽管遭受性侵，但出于珍惜来之不易的家庭，因此她们当时并不敢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或怨恨。

不过令人高兴的是，这一时期，两姐妹开始主动将视野和重心投入社会生活。蕾蒂西娅顺利完成了一般教育与职业教育；认真、勤奋，教师们完全记得这对讨人喜欢的双胞胎。之后，蕾蒂西娅进入饭店实习，第一时间拥有了象征自由的摩托车。蝉蛹正逐渐打开：她开始有社交生活、同事。她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新事物，也肩负起责任；在他人眼里，她总是笑意盈盈，勤劳本分。然而，独立的工作和生活，也使她渐渐远离杰西卡和亲密无间的女伴。精疲力竭的生活，与家庭长期的隔膜，蕾蒂西娅感到孤独，渴望被爱、被关怀，外加青春期的叛逆和敏感，这一切都令她困扰。2010年的秋天，蕾蒂西娅陷入了抑郁。

一切都在悄然滋生。直到2011年1月18日，在外人看来，蕾蒂西娅反常地“越过了所有的禁忌”：她和男友最好的朋友发生了性关系，和刚结识不久的托尼·梅隆（也就是杀害她的凶手）在海滩边抽大麻烟，一起去了“蓝胡子”和“Key46”酒吧，最后在梅隆的标致106上遭遇强奸。期间，蕾蒂西娅并未直接撤离现场，但她极度恐惧，坐立不安，她没有成功终止梅隆的性侵行为，只能不断和男性朋友威廉姆发短信报备情况：0点58分，“我被强奸了”。愈演愈烈的越轨行为使她意识到了危险，她要求梅隆送她回去。两人分开后，梅隆却改变了主意，一头撞上蕾蒂西娅的摩托车后座，将她放进后备箱，残忍杀害。

事实上，无论是#米兔事件还是蕾蒂西娅案，当受害者表现出不那么“坚定”、“果断”的自主意识和行动，或存在一些不符合完美受害者的细节，往往会使人们轻易地将悲剧的最大致因归结到受害者本人身上，无论是出于不合理的判断，还是有意为之。因为#米兔运动中的事件大部分都是滞后的，很可能缺乏法律意义上的证据；或许受害者本人缺少一定的性别意识，没有及时制止，甚至当时并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或许因恐惧“被性侵者”这类罪名——这些事实上不该由受害者一人承受的精神负担，而沉默了很长时间。如此说来，蕾蒂西娅似乎也错过了拒绝凶手的最佳机会。但这些都不该是她们应当为事件全权负责的证据。她们都是不完美的受害者，正如我们遭遇意外时无法及时反应，没人能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表现得万无一失。小说中，作者也并未苛求蕾蒂西娅必须具备无可指摘的自主意识和行动，而是真实贴近蕾蒂西娅的主体性视角去再现整个过程。然而，为何尤其在女性受害者故事中，对“不完美受害者”不切实际的苛责至今屡见不鲜？这种指摘——无论出于有意还是无意，都与意识深处或多或少的厌女情结有极大关系，而这种情结则是由渗透在方方面面的父权制所导致的。

蕾蒂西娅刚刚挣脱了家庭（父权制在私人领域的显形），而凶手梅隆身上有一种吸引力，代表一个自由的形象。因此，尽管预感到有危险，她仍亦步亦趋投入其中。作者的资料表明，蕾蒂西娅已经在无人知晓的痛苦、绝望中挣扎了太久（案件发生后，她的3封诀别信才被发现）；她想在梅隆身上获取一点温暖和爱护，得到重视；她怀着同情和怜悯，拥抱了同样饱经生活磨难的凶手，又时刻担心自己会被抛弃。因此，从蕾蒂西娅的角度来看，这些一反常态的举动，事实上是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积极尝试，然而她还没有能力把握行动的边界，终究未能及时阻止凶手，拯救自己。

母亲本可以成为女孩成长的港湾，然而，蕾蒂西娅案中随处可见处于家庭权力结构底层的悲剧母亲：多年的家庭暴力、婚内强奸，与蕾蒂西娅的死相比，母亲西尔维娅遭受的是精神上的死亡；帕特龙夫人长期生活在自欺中，不相信丈夫长期性侵养女的真相，直到最后都坚持举证为其脱罪；凶手梅隆的母亲，15岁时就被她自己的父亲强奸，梅隆就是这一乱伦的结果。女性就这样默默承受着暴力，长期生活在没有爱与尊重的环境，压抑和麻木扼杀了她们的自我以及爱的能力。更残酷的是，母亲的卑微命运，经由代际之间的传递，直观地复刻在女儿身上：“你像我，你和我一样脆弱”，蕾蒂西娅强忍泪水，西尔维娅的话令她难以忍受。

或许会有人质疑：这些女性受害者毕竟是特例，她们只是不幸或各种因素的偶合才遭遇了这一切的。事实上，杰西卡的律师，塞西尔·德·奥利维拉告诉作者，她每年都会接收到数以百计的强奸、性暴力、性骚扰案件，所有社会阶层都牵涉其中。据2000年一项针对法国妇女所受暴力的全国性调查，在拥有配偶的女性中，10%都曾受到精神、口头、身体或性方面的暴力，而这类婚内强奸、性暴力事件则很少被诉诸法庭，立案的则更少。

可以说，从家庭到社会，蕾蒂西娅、杰西卡……无数女性正在或已然成为男性暴力的牺牲品。她们或许能走出“问题家庭”，但却无法摆脱女性的原罪。这种古老的性别缺陷，这种性别困境，如今更精密地嵌套在权力结构、社会制度、法律政策和风俗习惯等方方面面。层层暴力之下，女性个体的发声和行动始终困难重重，整体上女性大面积失语的现象也不足为奇，或许在屡遭碰壁后，女性甚至唯有接受或默认这个父权制游戏，才能在男性丛林中生存下去；而女性这种自废武功式的自我怀疑、自我规训——主动戴上男性面具，只会更深刻地加速摧残女性自身的力量。小说中，弥足珍贵的是蕾蒂西娅事件中孪生姐妹之间的情谊，以及社会中部分女性之间的相互理解、互相取暖。尽管相对于男性世界的黑暗，这份爱和力量还是显得太脆弱、太微不足道。

社会新闻中的权力博弈

没有媒体，蕾蒂西娅就不会存在。案发后，法新社、法国电视一台第一时间播报了蕾蒂西娅的失踪。记者们蜂拥而至，疯狂介入帕特龙夫妇、杰西卡的日常生活；他们挥舞麦克风，接二连三地按闪光灯，强行索取与蕾蒂西娅的照片、物件；各大报社派出最硬的笔杆子探讨这起谋杀案，追究蕾蒂西娅的死因。

媒体的宣传热潮，一是出于“信息的竞争”，另一方面是因诉求真相而建立的区域互助。不过，当有媒体爆料“蕾蒂西娅是被一位性侵累犯强奸并杀害”，并表示“一个像梅隆这样的累犯在出狱之后居然没有受到监控”时，事件开始出现转向。时任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紧急发表演说，将矛头指向“司法失职”，政治性地引爆了话题。案发第七天，蕾蒂西娅的尸体尚未找到，萨科齐就开始呼吁制定法律，要求对累犯强制佩戴电子手铐。这种借助社会新闻强化刑事立法，一度是萨科齐实现政治意图的手段：2007年，建立关押性侵犯的封闭式医院；2008年初，安全扣留权被正式投票通过。

起初只是一则社会新闻，当它被政治权力利用，就成了“国家事件”。萨科齐的政治煽动顺利激起民众情绪，成功将注意力从追查蕾蒂西娅案真相，转向对司法失职的谴责上。在证据尚且不足以指控凶手的情况下，萨科齐捷足先登，通过媒体为案件制造了民众情绪的宣泄对象——司法部。

同时，帕特龙先生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这位屡次性侵养女的父亲在游行中发表演讲，不是呼吁儿童权利，而是鼓动民众对累犯采取更真正意义上的无期徒刑。媒体聚光灯下，帕特龙先生成为萨科齐政治权力的传声筒。通过高调支持帕特龙先生，萨科齐获得广泛拥护，成为正义的英雄。

蕾蒂西娅案之所以发生转向，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两位男性始作俑者，萨科齐和帕特龙先生，从未真正同情过女性受害者的遭遇，丝毫不反思蕾蒂西娅的真正死因，更妄谈解决案件根源的父权制问题——尤其是当这些问题正内在于自己身上，或是因自己的不作为而导致的。为了推卸责任而避开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安抚民众，必须尽快祭出一位失责对象，熟悉的套路在#米兔运动中无数次上演。正是由于社会事件是由多重维度构成的，在互联网媒体的快速传播中，民众对事件的发展趋势往往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加之长期积压的恐惧不安，常导致他们无法精准定位到事件的核心问题。不过，当民众自身仍被父权制幽灵笼罩，再多的信息此时也会成为无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有众多对#米兔运动和蕾蒂西娅案的评论类文章，人们始终无法或不愿切中事件的真正核心——主动推倒已然建立的知识大厦是艰难的，尤其是当人们害怕以女权主义理论为代表的新知识，会影响原有的利益、权力、地位时。此外，蕾蒂西娅案中，代表政治力量的萨科齐一度高调亮相介入事件，如今在互联网中传播发酵的#米兔运动，又何尝敢说其中没有政治的影子呢？

“权力没有表现出正确的正义，这是对正义的歪曲。”初审法官皮埃尔-弗朗索瓦·马蒂诺对此评价道。成了众矢之的的司法部，顶住政治强压，承担起为蕾蒂西娅澄明真相的责任。“蕾蒂西娅小组”的每位成员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共和国检察官格扎维埃·龙桑担当起民主权威的角色，抵抗来自政府和总统本人的压力。然而，当萨科齐允诺会亲自对刑法系统的失职作出惩罚时，法官们终于在愤怒中集体走向街头。南特法官的大规模罢工，掀起蕾蒂西娅事件的新热潮。执政当局和司法系统的矛盾横在事件当中。对于司法系统的责难，暴露出其运作不畅，人力严重不足的现状。然而，人力不足，结构糟糕，配套措施不足等方面的失职，却正是政府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强力瘦身的显著后果。

更重要的问题是，由于犯罪的不可预测，希望通过加强监控累犯，将犯罪的几率减少到零的愿景是无法达成的。萨科齐将责任简单地转移到司法系统并不会阻止未来犯罪的发生，人们心中对未知危险的恐惧终究无法根除。舆论争议中，政府部门最终作出了反思和调整，“蕾蒂西娅效应”开始出现，国家终于宣告在司法和监狱部门增派人员，在萨科齐的强硬政治下，刑罚仍不可避免地被强化了。或许这会在法律层面上限制累犯的犯罪概率，或许也能暂时安抚民众的恐惧，然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举措势必也将进一步加深和细化社会区隔，累犯还有可能重新融入社会吗？

受害者故事中的民主潜力

女性受害者的故事终于完整地被说出来了。在蕾蒂西娅的成长史中，作者引领我们重返被遗忘的国家事件——作者的考古学甚至覆盖到了法国波尔尼克等地的地缘经济。阅读这本书，也就内在地要求读者在大量的信息中对事件作出客观理性的判断，就像马蒂诺法官面对政治强压时依然坚持的：“首要的是去进行分析，以便知晓发生过的一切。”

那么，这类兼顾女性受害者自主性和结构性议题的叙述，以及正在不断被书写出来的#米兔故事，它们对写作者、对自述者，最重要的是对读者和后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旁观者，对他者的同情是让写作者动笔、行动者付诸行动的最诚挚的动因。这是如今我们面对社会事件时最需要的品质，正是对他者的同情让我们注意到并持续关注“暂时与我无关”的事件——问题是，你我共同活在父权制社会，她们的遭遇真的与你无关吗？作者伊凡·雅布隆卡说，他记述蕾蒂西娅的动因，首先是出于一位父亲的移情和责任感：“我本人就是3个女孩的父亲”。对他而言，写作更是记忆的重要方式，记忆一位遭受性别暴力的无名少女。值得尊敬的是，作者的写首先伴随着深刻的自我反思。身为人父，作为资产阶级家庭孩子，令他为蕾蒂西娅和杰西卡的艰难童年深感不幸。

除了记忆，必须去说、去写女性受害者的故事，更是为了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揭开父权制的暴力真相。父权制杀害了蕾蒂西娅，多重结构性的暴力导致了蕾蒂西娅的死亡。和发生在高校的#米兔事件相似的是，雅布隆卡也身兼男性学术权威的角色，然而他却因此更受震动，因为蕾蒂西娅生命中遇到的男人都给她带去了痛苦；而世界各地女性所承受的暴力，往往也来自家庭、社会中的男性。面对如此真相，他“第一次对自己的性别感到羞耻”。他反思自己对杰西卡的调查，同样也是在男性知识分子、历史学家、作家等权威地位的庇护下，要求杰西卡重新打开性别的伤口，展示和复述她的悲剧。与杰西卡的谈话结束后，望着她的背影，雅布隆卡满怀歉疚地自述：“但愿她能原谅我们。”

#米兔运动涉及到了社会差异与不平等的问题，小说中，作者同样反思了由身份地位差异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严重区隔。与杰西卡、弗兰克·佩雷的寻访过程中，身为资产阶级一员的雅布隆卡，感受到自己与底层儿童、底层阶级、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巨大隔阂。他从未体验过他们的困境，面对他们的遭遇，他深感痛苦和无能为力：教育意识的缺失，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过早参加工作……底层阶级的悲剧代际传递，鲜有人能够挣脱压倒性的阶级命运。凶手托尼·梅隆的犯罪履历令人不安，16岁就因盗窃被监禁，其后多次因强奸被判有期徒刑。在作者看来，犯罪者的形成也有其内在的原因：底层命运的不幸，家庭之爱的缺失，教育的失败。“人性太复杂。没有人完全是坏人，正是这点让人痛苦。”然而在萨科齐政治时代，一旦被定义为惯犯，在政治、媒体和民众的刻板印象中，他们将被永远排斥、流放到社会边缘，作为各种不安定因素的罪魁祸首。政治干预、法律制裁并无法完全消除性侵，无法阻止性骚扰，或许如今正在引起社会广泛舆论的#米兔运动，能助力各个领域推动建立反性骚扰机制，以民间的力量填补制度、法律的灰色地带。

对#米兔事件中大众媒体，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反思，是身处其中的我们最基本的现实关切。蕾蒂西娅案中，被政治和权力操控的媒体，掩盖了真正重要的议题。在作者看来，唯有让除真相之外的其他操控全部失效，才能发挥社会新闻所蕴含的民主潜力，才能形成运作透明、民主参与、自由讨论的政治环境。此外，作者提醒读者，警惕那些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大众文化，它们向年轻人灌输驯顺和服从，变相巩固了权力关系和性关系的刻板印象；它们使缺乏性别教育，性别观念、主体意识尚未建立起来的年轻女孩们，成长为在景观社会、消费社会和男性的目光下塑造出来的“大众”女孩，成为暴力的潜在牺牲品。

女性受害者的故事需要被一说再说、一写再写。正如作者所说，“不是去尊敬、称颂和惋惜，而是去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写更在于训练读者面对日常生活事件时的思辨能力。“家庭的暴力、政治的非理性、司法的困局、媒体的虚妄、谋杀犯的野蛮”，蕾蒂西娅的悲剧是由各领域的暴力铸成的。蕾蒂西娅和#米兔中的女性受害者，此时可以成为一个民主符号，为了理解它，就必须转向故事内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性别、家庭、阶级、政治、司法、社会……它们存在了千年，存在于不同国家地区，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若缺乏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改变和进一步的行动，蕾蒂西娅们很快就会被抛诸脑后，人们心中的恐惧也不会消除。

最后，#米兔运动与蕾蒂西娅事件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女性受害者故事的第一声呐喊，往往出自事件亲历者。自述者的故事或许缺乏客观冷静的分析，或许缺乏确凿的法律证据，但这一声声痛苦有力的呐喊，是对性侵者、性骚扰者最大的反抗——他们以难以置信的愚昧，理所当然地相信这些女性会永久沉默下去。当然，这些声音只是冰山一角，会有更多故事被陆续说出。最重要的是，这些声音期待每一位听众的回声，需要我们每个人持续不断地接力，去说出相同的故事，去把女性受害者故事书写完整——揭开父权制的真面目，严厉控诉它给女性带来的长期的暴力和压抑，#米兔洪流中，让每一个施害者担起应尽的责任，付出应有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