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轨的革命-毛时代的中国》：茶余饭后的严肃历史

2019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脱轨的革命-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译本。此书作者为魏昂德教授 (Andrew G. Walder)，专注研究1949-1978的中国政治发展。此书于香港书展推出便热销，本人中午后前往中文大学出版社摊位询问后得知此书需要等几个小时的补货才可买到，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此书更多的是对1949-1976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治发展的叙述。众所周知的是，这段历史过于跌宕起伏，影响深远，但始终神秘，因此备受普通人关注：例如林副统帅的飞机到底是如何坠落，葬送毛太子生命的到底是蛋炒饭还是烤苹果皮，而这次意外又对彭德怀的命运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伟大领袖的交际私人生活，甚至是华主席的身世，一直都是各位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具体的动机与脉络却被忽视。本书虽未集中探讨某一主题，但已经更完整更全面的展现了这段历史，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已是收获颇丰。

首先作者先回顾了中共进行的土地改革。从土地改革上，便可看出中共对于“阶级敌人”的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使用暴力。中共对暴力的接纳，可以说是直接来自于伟大领袖的思想。作者非常敏锐的引述了毛泽东那篇著名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论。此文章发表于1927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1927

而这段暴力使用的论述，一直沿用至伟大领袖的去世。

反右：深谋远虑的引蛇出洞，还是玩火后的自救？

在祖国大地的饭桌上，最常提到的一大事件，便是1956年的“双百政策”，与1957年的整风及反右运动。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那句“引蛇出洞”，他们认为这是毛的阳谋，为的是将知识分子赶尽杀绝。

但一些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而是认为毛高估了对局势的控制能力，事后假装得意洋洋说引蛇出洞而为自己挽回颜面。魏昂德也认同这一观点。同时，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探讨了1957年整风运动的起因，他们认为毛始终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想用运动来铲除这些弊病。魏昂德也接受这一观点，他还记述，当时的人加入共产党就已经不是为了革命理想，而是为了优厚待遇，这让毛很不悦。但魏昂德更强调玉米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重要性。他认为《秘密报告》是整风运动的直接原因，整风运动是为了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看齐，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行为区分开来，将毛的整风运动与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归为一类，认为这些都是自由化运动。

但最终的事态走向了失控状态，毛泽东高估了对局势的乐观程度。《脱轨的革命》中详细记述了各行各业对中共的尖锐的批评，学界的批评是意料之内，最著名则为储安平“党天下”的控告。抗议活动也蔓延到了农村地区，主要针对的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不合理性，出现了“退社潮”，甚至出现了“大规模暴力事件”“强硬、组织严密的叛乱”。毛泽东随后发现事态已经升级到了他无法用和平手段控制的地步，因此将运动升级为“反右”。

与喜闻乐见的饭后谈话的主流观点不同，魏昂德与其他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毛是为了掩饰而改称“引蛇出洞”。他引用的证据其一是《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演讲与正式发表的版本的不一致，他发现在反右前演讲的录音稿花了大篇幅指责斯大林的强硬作风，而演讲文字稿公开发表在反右后，这一版本则强调了对于“对于党的过分批评的不容忍”，魏昂德指出“公开发表的文字修订版粉饰了毛泽东显而易见的政治判断错误”；其二是整风初期党内一些元老（刘少奇与彭真）的对局势的担忧与他的坚定的乐观态度的反差，而事态结果证明是反对毛的做法的官员是正确的，毛在党内威信会受到打击，被事实打脸。因此“他掩耳盗铃般地宣称之前所为是为了引蛇出洞，实则是为毛在全体党员前挽回面子”。

文革的发动：“中国的赫鲁晓夫”

关于文革的起因，似乎严肃史学与饭后文学达成了一致：毛泽东觉得自己大权旁落，需要绕过现行体制发动一场运动，将自己送回绝对的权力中央。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他在经济上跃进的目标没能实现，他自己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绝对的领导更是遥不可及，更重要的是他的错误经济政策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饥荒，为此，毛辩解说“成绩是九个指头，错误是一个指头”。但很显然，这是违背事实的。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刘少奇公开讲，这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魏昂德直接引述刘少奇：“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

随后，刘少奇和邓小平迅速的恢复了大跃进之前的政策，甚至恢复个体农业制，以巩固经济，然而这与毛泽东的构想背道而驰。魏昂德也引述了刘少奇对毛泽东讲的最著名的那句：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

毛泽东回复：

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顶不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我死了以后怎么办！”，这一真情流露，直接体现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担忧，他担心自己死后也会出现一个人来否定他自己，而这个人便是刘少奇。于是，文化大革命便如此出台。

起乱与平乱中来回摆荡的文革

魏昂德对于文革的过程也有着详尽的论述。抛开当中的若干细节不表，但可以看出整个文革的脉络就是起乱与平乱的循环：毛泽东决定起乱，再有江青等人的推波助澜，但当乱局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周恩来就会努力平复乱局；但很显然，毛不希望看到他要的“乱局”得以平复，便再找出新的导火索引发新的乱局，周再出面平复，反反复复，直到周濒临失势去世，与毛的寿终正寝。

红卫兵起乱，夺权新政权平乱

1966年，文革发动。 运动的初期主要还是以向一些机构派出“工作组”进行的，而工作组的工作状态各有差异，有些较为克制，但有些便对原有组织大打出手，而进驻大学的工作组，则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导火索。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挑起了对北大党组织的批斗，然而学生们也群起而攻之，直到工作组对学生们的批判行为感到出格而试图控制，此时伟大领袖与伟大领袖的家人便抓住了这个机会，撤销工作组对学生运动的控制，而鼓动学生参与造反运动。1966年11月，伟大领袖开始尝试鼓动工人参与造反，到了1966年年底，基本陷入无政府状态，因为官僚系统都已经陷入无尽头的批斗中。1967年1月，伟大领袖的家人开始鼓动造反派在全国各地“夺权”，也就是清除原来的官员，而将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心腹安插进地方政府的最高层，而夺权后的政权有权调动军队镇压反对派，稳定公共秩序。

魏昂德注意到了周恩来的角色：周在关键时刻一直站在毛的一边，但他的忠诚不是因为信奉或者赞同毛的看法。文革初期，周也尝试抑制暴力事件。例如，他暗中支持“西城纠察队”，而西城纠察队试图缓解暴力行动，保护当时受到批判的老干部，但最终被伟大领袖的造反决心打败。再例如，当1967年年初全国的夺权运动开始前，各个地方实质上处于无政府状态，而在夺权后，新的革命委员会与军队却起到了稳定公共秩序的作用，而此时周恩来积极支持各地方的夺权行动，魏昂德认为，周的这种支持是因为周认定夺权是摆脱混乱秩序的唯一途径，一个更加直接的证据是，在广东，面临夺权时，时任省委书记赵紫阳表示他会交出权力，接受造反派的领导，但保留他的领导班子继续工作，而周恩来对这种夺权方式“颇为赞许”，认为这是未来夺权的首选形式。客观上讲，军事管制的形式虽不理想，但稳定过无政府状态。

一波又起再平：军队的软弱退出与强硬参与

毛和他的中央文革小组不愿看到局势的稳定，便再次挑起事端。1967年年初，军队参与稳定秩序，镇压造反派，让毛觉得造反派的势力太弱，于是在4月，命令军队不能向群众开火，不能镇压“革命群众”，也就是说，夺权后的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的重器失去了作用，而中央文革小组转而开始支持造反夺权派，两派开始了肆无忌惮的武斗，地方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毛泽东在武汉会见了之前被镇压的造反派，而之前的保守派倍觉愤怒，冲入王力与谢富治的住处，而毛泽东就住在附近，这让毛泽东紧急搭飞机逃去上海。

这一次，让一直不敢坐飞机的毛坐了飞机去上海，让他发觉到局势不可控，要求造反派到北京，周恩来则组织造反派谈判，签署停火协议。有一些省份的造反派迟迟不能达成协议，毛就下强硬的命令，要求军方强力镇压尽快恢复秩序。随后，工人回到工厂，学生送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开始了军事管控。

军队的强力镇压与坠毁的三叉戟

然而文革并未因此结束。毛再次发动政治运动，此为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由军方控制的革命委员会主导，将那些文革初期被造反派打倒的领导再次打倒，同时要求他们供出自己的“同党”。结果就是，清理阶级队伍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1967年武斗死亡人数的峰值，军方成了稳固的权力中心；林彪再发动全社会的毛崇拜运动，向毛主席表忠心，例如忠字舞，红宝书，还有传赠芒果等等荒诞的事情，在表忠心运动在1969年6月叫停之后，军方再次启动运动，1970年2月开始“一打三反”运动，还有清查“反五一六分子”运动，即便是那些被送去上山下乡的年轻人也要接回来进行审讯，军方进行了日益加剧的政治迫害，搞得城市居民人心惶惶，而效果就是，军方此时彻底掌握了权力。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1971年9月13日，那架载着林副统帅的飞机在蒙古坠毁，坠毁的原因至今仍是坊间热议的焦点。林彪及其军中手下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后，军方主导的运动便无疾而终，而中央再次匆忙推出“批林”运动，将军方再次逐出权力中央。此段时间，周恩来再次走向台前主导工作，毛崇拜仪式被取消，五七干校基本上关门，各级党委开始重建，周恩来的工作重心“就是给官员平反”，让那些饱受屈辱的官员重新回到政府主持工作，邓小平也在这段时间重新回到中央。周在1972年-73年试图批判“极左”思想的错误，但很显然，这种批判是与文化大革命本身所抵触的。

批林批孔（批周公），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国内局势的逐渐稳定，当然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希望看到的情况。1974年1月，批林运动变成了批林批孔运动，针对的是那些想让中国恢复到文革前状态的人，实质上则是直接面向周恩来所带领的恢复秩序的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最终的目标就是批周公。而在地方上造反派再次抓住机会，将原先的老干部逐出权力中央，相当于“二次文革”“二次夺权”。但此时的毛的身体状况远不及他畅游长江的1966年，批林批孔运动在1974年年末就草草结束，虽然周恩来因病无法再主持大局，但邓小平则得到再次启用，得以恢复秩序。

此后，激进派再次尝试发动新的政治运动，称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对准邓小平恢复秩序的工作。但众所周知的是，随着毛泽东的阳寿已尽，文革小组失去了支撑，1976年怀仁堂政变，毛所带领的激进派彻底倒台，而为造反而生的文革也最终寿终正寝。

回望毛时代：意外的后果，沮丧的野心

对于毛时代，本文摘取了两大影响深远的事件，一是反右，二是因大跃进失败而发起的文革，这两大政治事件可以说是毛的两面：反右的起因是毛希望反官僚主义，为“进城后的李自成”找到解决方案，结果以彻底失败告终，发动了反右；而紧接着的大跃进更是表现他对于社会主义阵营绝对的领袖的决心，结果再次以惨败告终，他本人也被迫“退居二线”；他随后发动文革，想拿回自己的权力，结果每一次拿回权力的运动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他的每个对策都导向更大的灾难，整个文革就在起乱与平乱中来回摆荡，国家的发展也因此停滞不前。

而造成这种灾难性的后果的本质原因，魏昂德归结于毛泽东本人狭隘的观点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不切实际性。笔者不才，不及魏昂德教授的高屋建瓴般的观点，不过笔者认为，毛泽东的一段话，成了贯穿他一生的行事准则，加剧了这个国家的危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绝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