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特伯雷大教堂

- 殿堂

- 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

- 玻璃花窗

一. 殿堂

首次出行，我和天一选了坎特伯雷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

进入大教堂，柱子的肌理立马将视线全力向上拉去，一直引到顶端，得益于线条的设计，整栋建筑显得格外高大。当焦点对准穹顶，让人留心起教堂的细节来。这里并没有壁画，而是几条“骨架”，规律地铺陈在一切足够展开的地方。顺着穹顶滑向两边，玻璃花窗如同竹简在高墙上一叶叶地排开，沿着墙壁顺势而下，大小和造型各异的大理石纪念碑、半身像斑驳在可以平视之处，中殿的椅子是木制的，木条的延伸方向呼应立柱，重新牵引视线稍微向上，经过唱诗班站立的台阶和深色木坐席，到达后殿的三点一线，长老圣坛安放法器，圣奥古斯丁石座司职大主教的陞座典礼，摇曳的烛光是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祭坛曾经存在的标记。不需要在精致的雕刻、细节的装饰、考究的布局上多花笔墨，只要花两秒钟在网上一搜，就有大把的照片可供观看，但气氛的柔和是更值得记录的：午后的阳光穿过花窗，亮度和温度都适宜，没有中世纪殿堂的阴沉，灰黄的色调倒是让人想到伦敦随处可见的民房，不将不迎，应而不藏——这座近千年的大教堂仍有活力。

经北门出中殿就到了回廊，廊柱在中间围出了一块方形的绿地，绿地上零星几个石棺和纪念碑，安安静静，似乎几百年来未有人叨扰，而我们就在回廊的内侧走着。由廊柱营造出的空间感和殿堂中的完全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处在内和外的边界上，我们既在建筑的遮蔽之下，又即将进入建筑外部的开放空间，从中殿走来，在这里可以松一口气。沿着回廊行走，首先会到达礼拜堂，这座空旷的建筑留着房顶繁密的几何图案吸引我们。礼拜堂的正门左边还有一个小口，是一个甬道把我们引向另一头的光源，那边是早已弃置的修士宿舍、医疗室和草药园。我们在草药园的椅子上坐下，几个孤零零的柱础在眼前立着，由着花草没过半身，一旁是颓圮的石墙，石头切面的光泽却不曾暗淡。相比来路上的建筑群，这里是“残破”的，但这“残破”似乎是有意为之，留着这片遗迹记录修道院生活曾经的样子，或是让徘徊在殿堂中的人们在此调整身心，这样一来，医疗室和草药园的本来功能似乎也保留了下来了。

殿堂凝结了时间，在这里行走、观看，感到渺小并不奇怪：生命毕竟短暂，相比起好几个世纪的工期和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一个人能做的实在太有限了。于是，敬畏感油然而生，敬畏的不仅是一种特定的信仰以及对信仰的虔诚，而且是每一双曾经为它添砖加瓦的手。用凡俗创造神圣，靠有限通向无限，这是我眼中宗教的迷人之处，因为它将原本矛盾的特质统合在一起，试图达到某种平衡：由信仰昭示的人的悲剧处境，也许是脆弱感的来源，而在低落中觅得的精神依靠，或许又使人勇敢坚强；信仰给人沉静反思的机会，但却也可以将人的疯狂轻易点燃…

这时候，管风琴响了。走在前的小孩举着十字架和蜡烛，几位刚刚见过的修士披了白色礼服神情肃穆，穿着紫色长袍的唱诗班紧跟其后，等到一切人员就位，与会者落座，晚祷正式开始。主持牧师致辞并欢迎大家来参加本次的晚祷，他那似乎没有张开的嘴中忽然冒出“圣地亚哥的神圣年”（The holy year of Santiago de Compostela）和“special day”两个字眼，我的心思一下被揪住了。耳边唱诗班诸声部交错叠加，女修士轻柔地念诵旧约选段，我的眼睛紧跟着手册上指示的仪式流程，一段接着一段，但我心里惦记的却是主持牧师透露的线索，还有隔海相望的西班牙圣城圣地亚哥。

原来，今年是圣地亚哥朝圣之路的神圣年，凡是圣詹姆斯（St. James）纪念日落在周日，则本年为神圣年，而今天七月二十五日正好就是这个决定神圣年的“特别之日”，所以主持牧师才特地作了说明。我曾完成过圣地亚哥之路，路上的行人只称其为Camino，在西语中是“路”的意思。从比利牛斯山北坡开始的“法国之路”历史悠久，总长近八百公里的路上有山川也有所谓的“荒漠”，大小城镇和教堂星罗棋布，一年到头无论寒暑，路上的朝圣者络绎不绝。熟悉我的人会知道这条路带给我的感受和启发，它让我知道自己一整天持续行走的体能边界，也让我知道了动机不同的人们如何相知相遇，还让我体会到了日常生活中蕴含的宗教性。正是因为这段经历，主持牧师的零星词汇才成功将我抓住。坎特伯雷大教堂在历史上一度也是朝圣的目的地，直到如今也还有人将其视为英格兰，甚至是整个圣公会的精神中心之一，有了和圣地亚哥大教堂相对应的地位，在举行典礼时提到并祝福圣地亚哥就不难理解了，还能因此添些普世教会的精神。于是，在坎特伯雷的殿堂里，我好像看到了圣地亚哥才有的情景：背着包拄着杖的朝圣者坐的坐站的站，鞋子上的泥土和衣襟上的汗渍把教堂填充得满满当当，主教在教堂中心宣告本日朝圣者的国籍和人数，尔后几个司铎合力把银制大香炉升高、摇晃。坎特伯雷和圣地亚哥的叠加是奇妙的，一个陌生的空间里嵌入了熟悉的情景，虽然两个教堂的历史和风格完全不同，加上时局的变化，两处的状况判如霄壤，但完全不妨碍我把个人经验当成转换器，把我对信仰感受翻译成一幅幅朝圣者的画像。回头一查记录，今天正好是我完成圣地亚哥之路的的三周年纪念日。

教堂宏伟，宗教性隐秘，但如果可以获得个人层面上的共鸣，则可能会成为亲切可感的个体经验。“上帝爱人”，孔子也说“仁者爱人”，所爱的并非抽象或宽泛的人，而是身边的人：

A single visit into the heart is

Better than a hundred pilgrimages.[1]

(Yunus Emre: 13-14. yy., trans. Talat S. Halman)

二、 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

托马斯·贝克特（c.1119-1170）的人生虽然短暂，但是极具戏剧性。[2]

托马斯出生在伦敦，父亲从商并出任地方小官，小有财产。托马斯起先在伦敦上学，接受文法、逻辑学、修辞学和拉丁文教育，之后去到巴黎大学进修五年，在巴黎发愿守身，1140年回英国后委身教会。托马斯的管理才能很快得到时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赏识，后来经大主教举荐，成为新王亨利二世的阁臣。亨利二世和托马斯两人兴趣相投，一拍即合，而正是有了在高层的历练，托马斯得以在1161年6月2日晋铎，次日晋牧，随即升座，成为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但好景不长，看似和谐的政教关系因为一连串的矛盾而破裂，1162年由亨利二世签署的保障国王司法权的宪章（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让一切雪上加霜，尔后托马斯公开反对王权，最终只能在信众的帮助下于1164年渡海避难。大主教虽然偏安法国，但仍然行使职权，甚至将伦敦主教逐出教会，但结果是王权对教权的进一步打压。六年之后，大主教回到他的教区，反对势力闻讯派出四位骑士试图将大主教押解伦敦受审，可是大主教誓死不从，孤身与四位全副武装的骑士搏斗，最终殒命教堂之内。

当历史成为一段故事，故事又会在转述中成为传奇。纵观托马斯的一生，跌宕起伏，年纪轻轻成为教廷中坚，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最后以殉道者的姿态对抗王权，但他的“人生”并没有在1170年结束。大主教罹难之后，大量的神迹在坎特伯雷地区出现，教堂里也为他建起了祭坛。英格兰东南部的异闻迅速上达圣座，教皇最终在1173年追封托马斯为圣人，称为圣托马斯（St. Thomas）。在接下来的三个半世纪里，来坎特伯雷朝圣的人络绎不绝，圣托马斯的事迹被仔细地传颂、誊抄，英国王室也一度热衷供奉圣托马斯神坛，甚至把自己的石棺雕凿在神坛周边，以期蒙受祝福。和英国隔海相望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也曾流行圣托马斯崇拜，木石雕刻毫不鲜见。可随着英王亨利八世进行宗教改革，将自己安排为英格兰教会的领袖，对圣托马斯崇拜的钳制开始了。书本上圣托马斯的文段被粗暴地涂抹，殿堂里的圣坛遭到毁坏，其造像也遭到毁禁，原本盛极一时的朝圣迅速萎缩。就这样，一位早已亡故的神职人员在后世的叙述中再次经历了一盛一衰，直到英格兰王权对教会的管控逐渐放松，圣托马斯才再一次回归。

圣托马斯的传奇故事细节丰富，甚至他如何和骑士搏斗，如何在危难之际自比殉教者都有记录可查。如果追求严格的历史事实，托马斯他为何委身教会，又为何迅速上位，都是有讨论空间的。但是，平民的口、文学家的笔、艺术家的手似乎并不理会历史原本的模样，积年累月，托马斯这位曾被亨利二世贬斥为“出身寒微”的伦敦人，早已成了一面镜子，映出十二世纪的政教之争，然后是几个世纪的信仰浮沉，还有历史书写的多声部特性。Younus Mirza[3]在分析《圣经》故事“亚伯拉罕献祭儿子以撒”时称，“正是这些故事中的戏剧性事件，使它们变得难忘而有力”。这层思考同样可以用在圣托马斯的事迹上：圣托马斯大起大落的生平和人们内心的宗教性是一组二重唱，前者的戏剧性让人们难忘，后者使得历史进一步戏剧化为传奇，供后人再阐释、再创作。正因为如此，T. S. Eliot才会基于圣托马斯罹难一事创作出《大教堂中的谋杀》（Murder in the Cathedral），想象托马斯不畏试探慷慨赴死，留下对善恶的思考：

The last temptation is the greatest treason:

To do the right deed for the wrong reason.[4]

Younus Mirza在他文章中思考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在我们把现代的标准应用到古代的文本和经典上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在现代世界中，经典还有救吗，还是说，我们的价值观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经典也变得没有意义了？”[5]他自己的回答遵循了宗教行为上的个人主义原则，即把宗教中看似违背现世常理的事情看做是个体独有的行动，不能为他人复刻；但他也承认了宗教情感上的普世性可能，即支撑那些疯狂行为的感受和体会，也可以被他人共享。这个答案看似矛盾，实则和启蒙时代对宗教的看法一脉相承，把宗教和经典文本化约并拆成了个人信仰和宗教体验两个部分。然而，若要追问“旧经典与新意涵”这一问题，只是把选择权交托到个人手中是不够的。每代人都站在自己的时代给旧文本增添新解释，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工作并非个人行为。托马斯封圣之后，关于他的文本是由朝圣者、教士、工匠等人群一起阐释的，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圣徒如何抵抗王权，又如何屡屡显露神迹。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圣托马斯文本的沉寂和复苏也非个人阐释的功劳，而是由君主、阁臣、教士、民众达成的微妙平衡。纵使当权者看似享有阐释旧文本的决定权，但下层如何回应，不同的人群之间如何互动，各种利益和诉求如何平衡，则并不一定为当权者所掌握——“上行下效”和“山高皇帝远”可能同时存在。

然而，不变的是戏剧性：历史事实常常已经足够传奇，“好事者”还能再增添笔墨。戏剧性为某些旧文本提供了支点，只要位置适宜，就能轻易让经典文本一跃而起。当文字世界的跌宕起伏足够引人入胜，又何忍小心翼翼，只站在个人的角度，“按照恰当的框架来理解”呢？深刻宏大的母题，如爱与希望、善与恶，虔诚与背叛等等，从经典文本处绵延而来，即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都能让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泛起波澜——当情意相通，个体超越了自己，神性在兹，传奇在兹。

三、玻璃花窗

我从没有这么集中地看过玻璃花窗。以往去过的教堂，花窗面积不小，但数量上有节制，可是在坎特伯雷，花窗开在每一面墙上，密度之大，色彩之绚丽，年代之久远，令人惊讶。

我们其实是做好了心理准备的。在大英博物馆参观托马斯·贝克特的生平特展时，花窗就是极有分量的展品，一连三组，每组数块，拼合成在教堂里的样子，正是因为花窗的存在，整个展厅直接给人教堂的感觉，尽管石质拱券在此用白色帘幕代替，原本殿堂的纵深只能用照片展现。因此，我预料到坎特伯雷的玻璃花窗将是一大亮点，可是我却实在低估了它的分量。这里每一块花窗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位置不同，内容也不相同。有大量的花窗是在讲述和圣托马斯相关的故事，用绚丽的色彩展示他传奇的一生以及身后的神迹；有的花窗则是圣经故事，上帝、先知、使徒、圣徒的举止行谊似乎是肆意地宣泄在玻璃上，常见的主题如耶稣降生、博士来拜、诺亚方舟、约翰和鲸鱼等等；另外，英国王室和贵族的形象也频繁出现，比如西北耳堂的窗上就有爱德华四世和他家人跪拜祈祷的形象[6]，这些鲜活的人物好像北魏石造像上的小供养人，用艺术的形式表达虔诚信仰和卫道之心；至于一些面积较小的玻璃，则饰以几何和花草，或是家纹和徽章。当阳光穿过花窗，缤纷色彩立马点燃，人物的表情、手势还有衣物纹理等手绘细节，也在阳光之下一并清晰可见。

其实，教堂里的不少玻璃窗是空白的。有的留白确实是采光的需要，阴冷的地下室就靠南侧的窗户和蜡烛提供光与热，但祭坛、造像和陈设仍有不少躲在暗处；有的空白是花窗构图的一部分，在接连不断的色彩之间确实需要一二休止符，调整一下光影的节奏；但有的空白则是为后人加工留下的，也就是说，这些地方在等待生长。也只有绘画的眼睛才更为敏感，就在这留白之中，天一说看到了色彩，我仔细一看，确实有的深有的浅，或偏红，或偏蓝，还有一两块显黄色。然而，我们对于这些色彩从何而来却各有看法：天一觉得是匠心独运，我觉得是自然生发——是的，我倾向于把这些花窗看作有生命的实体。这些窗子背对阳光面朝殿堂，不仅守护这神圣空间，也见证长时段里的沧海桑田。它们的坚守是可以证明的：分隔镶嵌玻璃的金属窗压条早已氧化发黑，彩绘的颜色也和原初有了不同，窗子的背面灰尘积压，有的还要用线圈和楔子进行加固，经测定，一些部件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有老去就有新生，在我看来，一部分留白是为新生做准备。有的花窗明显不对称，有的只做出了图案的中心部分，这何尝不是它们成长的印迹呢？教堂里最早的花窗是十二世纪后期的作品，十四、十五世纪的圣徒崇拜带来了创作的高峰，大量的花窗幸运地逃过了十六世纪早期的偶像捣毁运动，直至二战之后，匈牙利裔艺术家Ervin Bossányi还为东南耳堂创作了两扇花窗[7]，透着浓郁的紫色，构图和造型不乏巧思，与周围一众古迹明显不同——九百多年间，花窗并未停止生长，它的生命律动和殿堂相呼应，有增添，也有修补，有颓败，也有新生。

既然花窗和殿堂仍然在生长，那么就没有理由，将我们眼前这座宏伟的建筑仅仅看作历史的遗迹，来访的人们也不必仅仅在此感怀过去。它的今天是我们现在见到的模样，它的将来必然有所变化。木石砖瓦活在当下，稳稳地站立着，迎接着每一个来访的人；神职人员和修士延续着信仰和传统，用他们的方式应对时代的挑战，即使是疫情、科技、自然环境等一切变数剧烈冲击着日常生活，他们还是会将祝福传达到圣地亚哥；圣托马斯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星辰，但由于和这座教堂的传奇关联而为人传诵，当我们能在当代英国的政权中心重新发现一位宗教领袖，不得不说经典文本的延续自有一套逻辑……那么，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说实话，我想象不出来。可当我环顾四周，看到的是石柱的线条和园中的花草，看到的是光线中的微尘和神情安定的修士，我因而笃定，坚守不渝则未来可期。

当我们走出回廊边的礼拜堂，回头看门口的玻璃窗，我们意识到有的花窗其实可以从两边看。一般而言，教堂外明内暗，只能从内侧观赏花窗，但如果教堂从内部点亮，光线溢出窗外，则花窗也可以从外侧观赏。那么，为何一定要等光来，何不将自己先点亮呢？

注释：

[1] Talat Halman(ed.), Yunus Emre and His Mystical Poetry(Indiana University, 1981), p.163

[2] 以下对Thomas Becket生平的记述，参考Jonathan Keates & Angelo Hornak, Canterbury Cathedral, (Scala Arts & Heritage, 2018),pp.34-45

[3] Younus Y. Miraz, Was Abraham Crazy? Understanding His Attempted Sacrifice through Ibn Hazm’s Theory of Prophecy (Islamic Thought, 2021.7.15). https://themaydan.com/2021/07/was-abraham-crazy-understanding-his-attempted-sacrifice-through-ibn-hazms-theory-of-prophecy/ (access 2021.8.6). 中文翻译采用“结绳志”公众号翻译版本《杀子献祭，疯了吗？》，翻译：王立秋，编校：王菁。https://mp.weixin.qq.com/s/gc8A-TZ4rlmCDejZP8AztA (access 2021.8.6)

[4] Paul Lapworth, Murder in the Cathedral by T. S. Eliot (Macmillan Education, 1988), pp.37-38

[5] Younus Y. Miraz (2021)

[6] Jonathan Keates & Angelo Hornak (2018), p.63

[7] Jonathan Keates & Angelo Hornak (2018), p.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