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的上海，异国事物的转译如何改变了母亲喂养的选择

4 月 19 日

《母乳与牛奶：近代中国母亲角色的重塑1895-1937》读书笔记

先前看过了几本上海近代历史的历史研究，《异国事物的转译：近代上海的跑马、跑狗和回力球赛》与《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从商业的角度去分析了上海开埠后市民文化，与外来阶级的日常生活样式。而《镰刀与城市: 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则从死亡这个中国人非常忌讳的事情去着眼百年前人们死后是如何处置的，从公会的寄柩所、到自建墓地，甚至四明公所还与法租界当局的筑路爆发了巨大的冲突，以及随着时代发展的新式墓地建设等等，均不失为去了解这个不近不远，又能在某些维度能够触摸得到的历史。

而这次一读《母乳与牛奶》也主要是拜想要写一下这篇文章：《作为男性，应该如何理解母乳喂养的议题？》所赐，得以有机会读一读这本一直都从zlib下载下来，藏在文件夹深处的书。

*本书页码为中華書局2018版《母乳與牛奶：近代中國母親角色的重塑（1895－1937）》

作者盧淑櫻博士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性别史和儿童史。本书如同部分探讨中国奶粉问题的历史研究，是受到2013年香港政府对于中国内地家长的奶粉限购令事件的启发，进一步使作者提出关于牛乳哺育是如何在近代中国历史脉络中兴起的核心问题。[1]

全书分为四章，第一章概述中国傅统的哺育方式，解释牛乳哺育在十九世纪之前未成气候，继而探讨牛乳如何进入中国的过程，来华经商的洋人，把乳牛及饮牛乳的文化一并带到中国。鸦片战争后，洋人准在通商口岸居留，乳和饮乳文化逐渐在中国滋长、蔓延。

“中国本土的牛种大多是役用牛，辅助耕作和运输，产奶能力差。虽然雌性水牛和黄牛也能产奶，但它们的产奶量远远低于奶牛。20 世纪 20 年至 30 年代的研究表明，水牛每天产奶量超过 12 磅，乳房大的奶牛每天产奶量约为 10 磅，但产奶期有限，荷兰奶牛每天产奶量为 90 至 120 磅。40 因此，在引进奶牛之前，为婴儿提供充足的奶水并不容易。”（P19）因而中国历史上有牛奶存在，但是是季节性的食物，作为补品存在。且水牛奶的脂肪含量远高于母乳：“水牛乳的脂肪就高达12.66%，黄牛乳也有8%，而人乳的脂肪含量只是 3.5%。”（P20）因而牛奶不常被视为婴儿母乳的替代品，猪奶、羊奶也被提到在本草纲目中提到可以替代人乳，不过往往认为人乳为最佳，即上流社会往往使用乳母进行喂养。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相继出现了英法租界，随着洋人的进入，引用牛奶的习惯也被带入了上海，出现了洋人少量自行饲养奶牛的情况，1882年工部局的统计，租界内共有289头奶牛。其间也渐渐有华人开始饲养奶牛亦供应洋人的需求，但卫生条件始终存在部分问题，因而收到了工部局的严格监管与化验。

第二章剖析母乳哺育论述的建构，清代时妇女被规训为“国民之母”，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直到五四运动鼓励妇女追求自身的解放，而看抗拒成为“贤妻良母”，为个人理想、事业、身材，抛弃母乳的“母职”。

“自十九世紀末，在亡國滅種的威脅下，部分士大夫把國家積弱的責任歸咎於婦女，母乳哺育頓成良母的標準、強國強種的方法。進入民國後，婦女身體國家化的過程不斷加劇。為遏止婦女束胸之歪風，地方以至中央政府立例查禁女學生束縛雙乳，名為關注婦女健康，實為保障未來小國民吃一口母乳。及至1930年代，國民政府實施新生活運動，進一步強化婦女的家内角色。加上1930年代中世界經濟大蕭條餘波席捲中國，要求婦女回家的聲音不絕於耳。儘管讀書人、專家、官員一再強調女性的母親角色、推崇母乳哺兒，卻有婦女抗拒做賢妻良母或國民之母。女學生期望就業，而不是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反束胸和天乳運動，倒過來助長婦女為追求身段美而拒絕哺育。新生活運動勸籲婦女節儉，卻無阻摩登的現代母親繼續縱情享樂。”（P45）

“維新派的梁啟超(1873-1929)同樣把清朝的衰敗歸咎於婦女，因此主張興女學。梁啟超在1896所寫的《變法通議·論女學》提到，國家積弱「必自婦人不學始」，因為「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所以「欲強國必由女學」。梁啟超把國家積弱歸咎於婦女的無知無識、不事生產，尤其婦女纏足，形同國恥。他認為提倡女子教育是扭轉清朝衰亡的辦法之一，假使女子能讀書，「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梁啟超又延續了嚴復「母健而兒肥」的強母強兒觀念，反對婦女纏足，但他更進一步要求婦女讀書識字，投入經濟生產。女性是否不事生產實有商榷的餘地。”（P47）

以前一直在历史课本、博物馆里看见的梁启超都是改革变法的先锋，虽然提倡妇女的反缠足与束胸，但是还是非常的功能性女性，只不过是从原来缠足束胸的规训女性变成了一种新的规训，虽说肯定是带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多少还是令人有些唏嘘。

“為人師表尚且恐懼女學生教育水平過高，不願回家相夫教子，坊間對女子教育的批評則更甚。1905年，《順天時報》刊登文章抨擊當時女子教育的宗旨不明確，衍生出男女互相競爭的情況:

‘女子教育，宜趨重道德，以養成賢女賢婦賢母為宗旨……異日能為賢婦賢母，或佐夫子以成名，或以所學之道德，教育子女，乃為盡賢女之義務，乃為盡女子之天職。若徒以學術工藝，炫其所長，矜言獨立於社會，致啟男女之競爭，則失教育之宗旨矣！’ ”（P59）

虽然当时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要去开设新式的学堂，但是仍然对女性的教育带着诸多长久以来父权制的偏见，之前甚少关注近代性别史的方向，感觉这本书从这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的视角。

“充分反映了清末女子教育在教與學之間的矛盾。女學宗旨雖然是訓練賢妻良母，但從上文有關男性有識之士的憂慮，士大夫對女子教育目標的詮釋，以至秋瑾的個人經驗，均說明部分女學生期望學成之日可踏足社會，而不是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就嬰兒哺育的角度而言，清末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不僅強化了婦女的家庭角色，教導她們如何做個賢妻良母，還提示女學生可以像男生般外出工作，為牛乳哺育的發展帶來契機。由此觀之，女子教育對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婦女而言，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更為近代中國嬰兒哺育埋下變革的種子。”（P61）

民国成立后“反束胸、反缠足、反留长发被视为民国时期的新除三害”（P63），被认为是影响女性哺乳，与“束胸由妓女带动，此举只为满足男性的欲望”。放弃束胸后，在商品化社会女性站在银幕与舞台上后，女體曲線起伏有致也表現出民眾對健與美的追求。游鑑明指出，健美與中國古代女性弱不禁風的病態美，以及着重外在修飾的人工美，形成強烈對比。健與美和強國強種觀念密不可分。婦女要有健康的身體，才可孕育健康的小國民。踏入民國，健與美成為追求兩性平權的基礎，若要和男性平起平坐，女性首先要有健康的身體。及至1920年代，健與美成為時麾的詞語，以及吸引異性的方法，理想的妻子常被形容為擁有健康的身體、高聳的乳房。健與美逐漸脫離愛國和社會的責任，成為「健康與肉感的混雜品」。”（P82）社会风气瞬间的转变，令之前束胸的女性有些猝不及防，因而生奶药又在某些程度上被认为具有丰胸的功效。同时，“因哺乳致老或雙峯變形的傳聞，令部分母親猶豫應否犧牲自我。加上授乳造成日常生活的不便，尤其阻礙交際應酬，促使縱情享樂的「現代母親」放棄哺育，把嬰兒交托乳母、傭人照顧。從重視個人價值、身體自主和行動自由，顯現出婦女對母乳哺育的離心力。”（P88）

第三章探讨牛乳哺育的兴起，牛乳有益于婴儿健康的论述是如何被广告的科学概念宣传所建构的，摇身一变成为“改良民族不可或缺的婴儿食物”。

奶粉商除一面介绍着奶粉的种种卫生、健康的好处，胜过母乳，而另一面也认清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并非是母乳，而是乳母。

“作為乳母的競爭對手，奶粉商善於運用科學、營養等理由貶低雇乳，自抬身價，彰顯產品清潔衞生。寶華乾牛奶以「雇用奶媽之危險」為題，批評全世界只有華人隨意雇用乳母，即使是講究衞生的家庭，也未必請醫生為乳母檢驗身體。假若聘用患病的乳母，將危害嬰兒的性命。儘管乳母身體健康，她們的工資也絕不廉宜;除薪金外，還要供給乳母起居飲食。所以，最好選用以科學方法製成的寶華乾牛奶哺乳。惠民奶粉在1929年也推出一系列廣告抨擊乳母，把她們醜化為麻煩、淘氣、患病、乳水不足、欠缺衞生、道德操守有問題的婦女。相反，惠民奶粉則是個不要工錢、營養成分充足、不會傳染疾病、體格健全永無病痛、不用吃飯穿衣、不貪懶曠”（P126）。

“1929年，惠民奶粉在《申報》的其中一則廣告，就是借乳母疏於照顧少主，突顯奶粉的安全可靠。廣告刊登了商務印書館梧州分館經理蔣瑞山所寫的致謝信，內容講述蔣妻在誕下三兒子後因病缺乳，先後雇用了十多個乳母，但因乳汁不良令嬰兒得病。後來轉用惠民奶粉，不消兩個月嬰兒的身體便強壯起來，六個月大的嬰兒，體格魁偉如周歲小孩，還附上嬰兒的照片作實。勒吐精代乳粉則引用一宗乳母餵小主人吞食鐵針的案件，提醒公眾不良的乳母會危害嬰孩的性命，為安全計，應盡快轉用奶粉哺兒。總言之，奶粉廣告中的乳母形象相當負面，她們的奶水既無營養又不衞生，而且時有缺乳、病乳等問題。更重要是，不良的乳母會危害嬰兒的性命。”（P128）

此外，奶粉商还使出浑身的解数去招揽新母亲去为其婴儿使用奶粉。奶粉广告中母亲的形象便是很好的例子，“奶粉廣告中母親的衣着打扮反映商戶刻意宣傅奶粉分育兒是「現代母親」的選擇。自1920年代末開始，奶粉廣告中的母親改為束短髮，及至1930年代，她們更以一頭短束的曲髮示人。至於衣着方面，母親的上衣下裙漸改為貼身的旗袍，而且多數是半袖甚至短袖，露出半條玉臂，展現出摩登女性的特質。”（P134）此外，奶粉公司更是举办“婴儿健康大赛”，将比赛变成“展示婴儿健康状态、目睹产品功效”的展示窗口。奶粉公司亦派出医护人员去“解答“母亲在哺乳与婴儿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实则则是从医院到母亲的家中，不断地去推销奶粉，这一过程也同样成为了奶粉在七八十年代于发展中国家销售的常见手段，包括印尼、非洲国家以及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