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难者周记3 • Hold your gun, madam.

2022.11.22

最近的全新课题是：如何放下偶像包袱。前几天和朋友打电话细细聊了这个话题，从得意忘形的三期更新开始，我开始一边生活一边思考，属于我的人生课题是什么，我能够拥有怎样的new and better version of myself？

有两方面的思考。一是一直以来都自我定义为所谓“社恐”，又或者说是社交关系中的被动型性格。之前一直对很多向外表达自我的机会感到抗拒，并且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试图说服自己。比如上课回答问题，比如和喜欢的老师进行交流。我自认不是一个思想浅薄的人，私底下也表达过对很多老师的喜爱之情，但是，当英语老师在课堂上沉重地提到徐州铁链女事件时，我还是和所有人一样沉默了。事后回想，那时候我的表达一定是有意义的，也一定是老师希望有的答案，但是我因为放不下包袱，无法接受被人评判而选择沉默，放弃了一个自我扩张的机会，也无数次像那一天一样和美好的人们错过。人活着是有惯性的，按照惯性生活一定是最舒服的，不论这个惯性事实上给自己套上了多少层枷锁，也不论这个惯性在世俗意义上效率多么高，在逻辑上多么无懈可击。譬如拒绝交流，我给自己的理由是这样的：比起一有问题就去问老师希望有现成的答案，尽自己所能去搜索、阅读获得答案效率更高，也不需要麻烦老师，看同学们问的问题，我常常自我安慰自己通过大量阅读获得的知识和体会比她们多多了。但是当我看到同学们能够轻松地和老师谈笑风生或激烈辩论，自在地表达自己或幼稚或新奇的想法，我还是会有些羡慕。其实答案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真的需要这么高的效率以削减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吗？交流的目的并不是答案，而是交流本身，她们通过交流获得的，是和老师之间密切的关系，是师生之间能量的流动。我似乎又把自己当作手段了，当作获得答案的手段，而非尽最大可能地让自己获得全新的体验。

于是我进一步反思，这些包袱都是从何而来的？我想，或许是从小到大都在扮演“别人家的孩子”的结果。我从二年级开始自己安排学习，喜欢阅读，听话乖巧，每个老师都喜欢我夸赞我，初中到高中我的成绩越来越好，完全超出了父母对我学习上的期待。也正是因为这些堆积成山的夸赞，我和所有“别人家的孩子”一样，进入了那个无法接受批评的圈套。初中有一段时间，我因为自己的“玩物丧志”无比痛苦，甚至自残，进入了冒充者综合征的状态。所谓的“玩物丧志”不过是普通的拖延症，我却因此在日记里把自己骂得不成人样，明明成绩挺好却总是担心排名下滑，后果还没发生就先把痛苦给预支了。高中后因为学习忙碌这种状态少了许多，但是现在想想只是因为完全把自己给逼成了“别人家的孩子”，通过达到自己给自己设定的那些苛刻要求来减少自责的痛苦。我还是没有从夸赞中走出来。

贯穿始终的“社恐”，其实只是对于“接受她人评判”的恐惧。因为收到了太多的称赞，所以称赞是理应的，批评则是罪过。既然展示自己必然需要被评判，必然存在被批评的可能，哪怕这个批评只会在别人的心里嘀咕两句，我也无法接受，最终把自己划进了拒绝行动的圈套里。事实上我真的对表达自我和与他人交流完全没有渴望吗？那我为什么要发布这么多文章录制这么多播客呢？矛盾已经十分明显了。

和政府、国家需要也只需要好听的叙事一样，我们指导行为的很多观念，也不过是自己给自己编织的一套叙事而已。既然我的社恐不过是自我实现的结果，并且我并没有在这个圈套里完全自如地活着，那么何不走出这一套叙事，站在评判的目光下，接受可能被批评的结果，去做成一些事情。那些评判最终都会被冲淡，只有做成的事情和锻炼的能力，会永远地成为我的财富。

二是关于轻盈，关于游戏人生。东亚社会的人们似乎总是背负着极其沉重的包袱，不允许自己快乐，不允许自己享受，永远是首先手段化自我的那个。我又何尝不是其中的一员呢？在成绩排名的评判下痛苦又甘之如饴，甚至为其辩护，觉醒之后也终日在体验、书写、承担着痛苦，颇有些自虐地享受其中。然而我们的生命力，由生命力而起的创造力，由创造力而起的自我意识，便在这无法排解的痛苦中消失了。最终我们什么都没有获得，只是成为了推动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动力——那些煤渣——而已。

于是最近在有意识地学习轻盈生活，学会让一切都不那么沉重，让一切都成为一场好玩的游戏，玩累了就毫无眷恋地退出，继续去玩下一个游戏。更重要的是，创造才能带来快乐，创造的游戏，交流的游戏是最快乐的游戏。昨天去看了一个纪录片的放映会，讲的是成都白夜书店翟永明的故事。二十年，诗歌，文艺青年，看上去惨兮兮的几个名词组合，却造就了那么生动的八十年代。她不也是在玩一个和诗人朋友们一起创作的游戏吗？那些醉倒的吵嚷的夜晚，一定不会是沉重的。纪录片里似乎有这么一个说法，她首先是一个好玩的人，所以大家愿意聚集到白夜里。好玩的人才是宇宙需要的人。

回想过去的学习经历似乎就是这样，高中时那些分数是压在头顶的巨石，在办公室里挤着抢着要看那几个排名和分数。到现在逐渐放手，发现原来学习是这么好玩的一件事，推翻标准叙事拓展认知边界这么有意思。而考试又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此前的种种成绩，不是什么上天的恩赐需要我苦苦感恩，那是我游戏玩得好的奖励。我擅长说他们爱听的话揣测他们无聊的意图，所以我玩得好应试的游戏，今天我也可以玩，奖学金照拿保研名额想要就可以有。但我不想玩了，看透了就没意思了，我想玩学习的游戏，我是说，真的学习。

所以前几天写了一篇轻松的游记，给大家带来一点快乐的能量，逃难也可以是一场游戏嘛。用最近背的文学史话术来说，就是“阿房在反映历史、捕捉个体内心细微感受的同时，融入了闲适幽默的色彩，在‘逃难者周记’的母题下以轻松的笔调记录长沙的日常生活图景，体现了她在普遍性的政治压迫下独特的人生智慧”。文学史考试就是这些套话大话的排列组合，这场游戏我已经玩腻啦，明年就要去英语世界玩她们的游戏。

2022.11.24

有很多话想说，都来自最近接触的文字、影像内容。一个人接触和消费的内容对她的人格、思想塑造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远离仅以消耗时间为目的的纯娱乐内容，主动接近严肃、引起思考，日积月累之下带来的改变将是惊人的。我的两次觉醒就是一个佐证。

进入正题。第一个要说的是随机波动的新一期播客“三人三年三言两语”里关于政治体制的思考。当我们试图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具体的维权行为时，我们将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直接反抗对象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我们能接触到的几乎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此时就出现了第一个问题：我们对于加害者认知的错位。一小部分人在漫长的压迫和接连不断的次生灾害中明白，这一场浩浩荡荡的抗议战争，根本就是无意义的，尤其在奥密克戎之后，高强度的清零政策只是为了维护习近平决策的正确性。他们无法承认决策的失误，因此必须耗费大量国力使其成为一场胜利。与《1984》相对照，就是那里永远也打不完的战争，到最后，对手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战争本身就是目的，因为战争给了统治者一个无止境扩大极权入侵个人生活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战争，所以生活的基本要求可以不停地被缩减，也正因为战争，人们心中由压迫产生的愤怒才有了出口。而在现实生活中，战争就是疫情，是否有疫情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疫情给了公权力无止境扩张的借口。只是疫情之下，愤怒没有理所当然的出口，归罪地方的叙事摇摇欲坠，何时人们才会将质问指向中央，让静默之下压抑的愤怒最终爆发呢？我没有答案。无知的人们将地方归为病毒，他们被掌权者控制着，利用着，却又轻易地相信了掌权者的叙事，让个人成为体制加害个人的最末端，短暂人性时刻的展露，也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极权对个人的侵害罢了。中国政府官员的道德责任是一片空白。中央将责任推给地方，实在无法压制就卸任一些人。地方失去自主性，只能层层加码以示忠心。再基层的官员就成了执行任务的螺丝钉，你无法在理论上和他辩论他不应该做某事，不应该以防疫为名肆意剥夺个人自由。他们只会说，这是领导的命令。然而掌握权力的他们，其实就是纳粹部队里的一名士兵，他们可以选择成为听从命令的机器，将道德责任向上抛至虚空，又或者，她们明明可以拥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人性。基层官员，和那些被迫为极权服务的农民工们，第一次需要面对、需要思考工作的正当性问题。不清醒的人，便会出于自保的本能，成为帮凶，或是麻木平庸的恶人。多少人间惨剧，就是在那些最伟光正的理由之下，由那些最无知的红卫兵们犯下的。

无知是一种恶。

大约是记下了一些些想法，思维的流动实在是太变幻莫测了，捕捉思维永远只会是徒劳的尝试。

第二是参加的一个名为“平行诗歌节”的活动。周三晚上放映的是独立电影《犴达罕》，放完后还有导演的映后交流。不论是电影还是交流，都是非常愉快的体验。“宇宙会奖励你的扩张”，这一次扩张也是如此美好。

首先是关于电影。鄂温克人的遭遇，现状不必多说，和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并置，更有震撼人心的认知颠覆效果。由于电影是在诗歌节上放映，加之我自我认定的创作者身份，我免不了进行过度解读。“失语的写作者就是上交猎枪的鄂温克人”，这是我看完电影最大的感受。生态移民后将猎枪上交的鄂温克人，失落了民族的传统。她们为狩猎而生，失去了猎枪不只是失去了谋生的手段，更是失去了所有信仰赖以生存栖息的土壤。所以她们痛苦、压抑，唯一的出路就是酗酒，直到酒精麻痹了一切，模糊了一切，直到中毒，直到死亡。为什么要在诗歌节上放映她们生活面貌的记录，不是因为她们是诗人，这种揭示太浅薄也太居高临下了，是因为，诗人是鄂温克人，诗人终将成为鄂温克人。我们以笔为枪，曾以为能写下直指一切黑暗的文章。然而当权者狞笑着靠近，要你心甘情愿地上交你的笔，你的枪。集权之下的痛苦是全方位的，更是难以愈合的创伤。我们因正常的表达空间不断被侵占而无话可说，最终进入失语的状态。会不会有一天，一切这片土地上的创作者也成了理所当然被牺牲的少数，完全地失去了我们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