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信息”的信息利维坦

【1】

前些天，在朋友圈看到一篇《你的信息管道决定你的命运》，转得还挺火，但匆匆浏览后觉得，作者并没有说透。信息管道，尽管重要，但真正重要的，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其实是信息素养。例如，以李文亮医生的“哨声”或者俄罗斯电影《危楼愚夫》为例，面对同样的管道和信息，人们的反应却是天差地别，命运也可能因此生死殊途，或善恶两端。

你的信息素养决定了你能get到什么“信息”。信息素养如渔网，信息如鱼，什么样的网，捕什么样的鱼，一不小心，命运的小船儿，说翻就翻。

实际上，一个信息素养高的人，自然是知道信息是多么重要，平时也就会科学地翻越自己的“信息围墙”，打破自己的“信息茧房”，扩展自己的信息管道，像“滚雪球”一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那什么叫信息素养？

严格地说，它不是指如何获取（搜索）、分类和管理更多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信息素养不是通过网络搜索“信息素养”这个关键词然后在百科辞典或知乎中找到它的解释的能力，这只是表面功夫，花拳绣腿，并没有抓住问题的中心，不会有多少实际价值。

本质上，它指的是如何在芜杂的环境中最有效率地抓住局势的本质并做出最有效的决策的能力，关键不在信息的“量”，而是在于信息的“质”。这个过程就像是密码破译专家在一串杂乱无章的符号中找出隐藏的“情报”（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另外一个意思是“智能”，什么意思？侯世达的理解是，一下子抓住问题的中心、抓住新环境要害的能力，击中要害，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并引用了一个军事格言：

"让杰出军事家如拿破仑、冯·毛奇、格兰特、巴顿、朱可夫等出类拔萃的，是他们能一眼看到战况的本质，然后直接打击敌人最脆弱的地方."（侯世达、桑德尔：《表象与本质：类比，思考之源和思维之火》，P147）

这也让我们想起《教父》中那句被人们引用烂了的话：“在几秒钟内看到本质的人和花半辈子也看不清一件事本质的人，自然是不一样的命运。”

【2】

人们常说“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这隐含的一个前提是，你事先得确定自己是否真的知道了关于“利”与“害”的信息，通常包括是什么（what）、在哪儿（where）、何时（when）、由谁（who）和为什么（why）以及如何获得或避免（how）与多大程度（how much），这即是经典的5W2H模式。

《孙子兵法》中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要知的自己就是“己”与“彼”的信息，特别是各自的优势（强）与劣势（弱）及其力量对比和变化的信息，这即是经典的SWOT分析。只要是知道了对手的“要害”所在，并且掌握了“时机”，往往便可“以少胜多”，“四两拨千斤”，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到了毛泽东那里，也就成了“打仗离不开调查研究”，“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由此可见，“信息”显然是处于比“能量”和“物质”更高的位阶。我们有必要形成一个“信息-能量-物质”的三位一体的看待世界的基本框架。

疫情当前，很多人习惯性地说“众志成城”和“武汉加油”，但这种能量范式的话语，其实是很荒诞的，没什么意义。当下最急需的是什么呢？是“一下子抓住问题本质”的“智能”，是“能够直接揭示新冠病毒要害”的“信息”，它比口罩更重要得多。所以，我们要多说信息范式的话，而尽量少说能量范式的话，正如我们要多说认知范式的话，而尽量少说道德范式的话。

如今，我们身处一个被叫作“信息时代”的时代，但严格地讲，这究竟是“信息时代”还是“符码时代”，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信息素养，即俗话所说的“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当且仅当“乙方”的解码能力高于“甲方”的编码能力时，才能真正称得上是（对乙方来说的）信息时代。所以，如果一个人宣称这是一个“后真相”时代，那只能说明一个事实，即他或她的信息素养太low了，当务之急是提高自己的信息素养，或者说“情报素养”、解码能力，唯由如此才能拥有免于“智商税”和“韭菜”的自由。

遗憾的是，信息素养的匮乏，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状况。信息被定义为“用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香农），但人们的不确定感却是越来越强。或者是与热力学中的“熵”概念联系起来，但这个世界的熵（混乱度）却是越来越高，或者被当作“数据”的同义词，但数值不是取决于事实本身而是统计模型的选择。总有一种力量让你什么也看不见。

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掌握的信息不是更多了，而是更少了，把握信息的能力不是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诸如“后真相”和“Fake News”之类的说法才会大行其道，它也必然会渗透在这次应对疫情的每一个环节之中。

【3】

但是，如人们常说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也可以说，“有江湖的地方，就有信息”。信息“就在那儿”，世间并不缺少信息，只是缺乏破译信息的头脑。头脑是个好东西，前提是自己得有啊。

“有头脑”的核心特征，就是有信息素养或情报素养，绝不会只是靠媒体上的符码流来认识世界，而是会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人生“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前者充其量只会提供一些线索（clue）或索引（index），后者才能帮助自己一下抓住世界的基本结构和一眼洞穿（insight）问题的本质。

这里的“CIA”说法，既是实指，例如，平时会有意地广交朋友，俗话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这句话更深的意思，其实是“朋友即是情报源”，关键的时刻，能“救自己一命”的决不会是所谓的媒体信息，而往往是朋友的“口信儿”（情报），李文亮医生的“哨声”就是吹给朋友的，没有朋友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以说要多傻有多傻，显然是还没有经历过人生的风浪啊。

但现实的管道毕竟是有限的，往往是狭隘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其虚指，指的是哲学的本领（信息素养）。哲学洞察力（insight）才是真正的人生CIA，正如哲学家怀特海所说的“最抽象的东西是解决现实问题最有力的武器”，亦如哲学（philosophia）的词源学含义“爱（philo）·智慧（sophia）”，“智慧”的含义无非是如侯世达所定义的“智能”（intelligence）一样，没有比“一下子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更能称得上是“智慧”了，这是一种如神一般的最高级的抽象能力和“统观力”（如康德所说的“先验综合判断”），足可见微知著，一叶知秋，防患未然。但请切记，我们所说的“哲学”（philosophy）概念与经院化、学院化和学科化的“哲学学”（philosophology）概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概念区分也即范畴区分的素养是信息素养的一个基本方面。

其实，信息（information）概念本身就是与哲学紧密联系在一些的，如我们从Wikipedia和SEP（斯坦福哲学百科）中所看到的，就information的词源学来说，例如，在拉丁语中含有“to give form”或“to form an idea of”的意思，在古希腊语中，与柏拉图的哲学概念对子morphe（form|形式或理型）和eidos（idea|理念）直接相联系。简而言之，信息（information）即由认知主体对于认知对象之本质、实体或结构进行符号描述和意义赋予的过程和结果。

我们需特别注意的是，这一个包含了不可分割的主观范畴和客观范畴的概念，也就是说，信息是主体依赖的，无论是在信息的发现、识别、捕获、传播、接收、反馈和修正的任何一个环节，人或主体在其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化约和不可忽视的，如《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必取于人也”。正如柏拉图提到（客观视角）Form（理型）时就会自带（主观视角）idea（理念），事实上，我们在说（客观视角）信息（information）时，也不应忽略（主观视角）意识型态（ideology）和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quality）。

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型态（广义）决定他或她会有什么样的信息素养以及get到什么样的“信息”，这就像这次疫情中诊断标准会决定一个患者是不是“病例”一样。可见，意识型态是信息素养或情报素养的一个核心构件，所以说，它是“极端重要”的。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但如今却有必要补充说“认识‘认识你自己’的意识型态或认识型（episteme）”。

【4】

遗憾的是，如我们在西方的“信息”概念的复杂变迁史中所看到的，它逐渐被引向了一条不断下行的“非过程性”、“去主体化”和“无意识型态”的客观主义歧途，在这样的框架之中，“信息”只是一种中立的、可编辑的和可传递的带有特定含义的符号或文本。目前，关于信息的科学研究或叫作信息的理论（theory of information）基本上也是侧重于信息的“量”而不是“质”。这本身就意谓着现代意识型态的胜利。

当然，这背后的逻辑或动机，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质”的研究必然会涉及到意义问题和主体问题，这自然就会进一步引向迄今依然是“谜”的意识问题，又会涉及到包括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在内的意识形态（ideology）问题和精神分析研究（创伤和无意识），甚至是宗教神学、神秘主义和灵知论等诸多方面。

那么，在当前的学术分工体制和“短期主义”竞赛氛围（“Publish or Perish”）中，这样的“质”的探寻对任何研究者来说，都将是不明智也不可能的任务。这样的“理性选择”本身，也表明了信息或知识生产体制中不可避免的个人偏好和利益计算。

这样的客观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信息论模式的一个危险后果即是，原本不可或缺且不可约减的认知主体及其主观能动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压抑和遗忘了，这会进一步会诱导人们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只是把自己当作信息流量的再生产过程中的“机器”或“韭菜”，而放弃自己的能动性、参与性和批判性的信息主权、信息素养和再解释权能。

不过，“主体的催眠”或“主体的死亡”（福柯）会造成一个后果，即有效反馈的匮乏和信息反馈循环的“滞涨”，最终的后果就是“客体的丧失”（object loss），这会制造出一种像是精神分裂般的“既非主体，亦非客体”的精神病理形式，借用法国哲学家和精神分析师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概念即是“贱斥体”（abject）或“贱斥状态”（abject state），当今世界的“后真相状态”与当今中国的“反真相状态”中泛滥膨胀的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歇斯底里即是其基本症候，最后的结局会是“没有任何人将是真正的胜利者”。这个过程和经济中的通货膨胀是颇为类似的。

【5】

在有必要重申的主观信息论模式中，“主体的觉醒”或“主体的复活”也可能造成自己的问题，众所周知，人的意识、欲望和理性是有主体差别的，在横向上有类型的差异，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鸡同鸭讲”，在纵向上有高下的差距，如“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或“对牛弹琴”，在效果上有积极的与消极的差别，如“好心办坏事”，或“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便是人类社会中的“信息（素养）差序格局”，和空气与呼吸一样自然。

这种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信息差别”或者说“信息不对称”，正是权力（广义）的一个终极来源，这里的“权力”概念是中性的，权力本身并无善恶，有人用之为善，有人用之为恶，出问题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权力主体的信息素养（包含伦理理念在内的意识型态）及其不当运用，阿克顿爵士那句广为流传的“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其实并不正确。

在这样的信息差序格局中，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悖论：信息差别孕育权力，但信息自由会消解权力，那么，权力主体（人）可能就会为了保持自身的权力在自然的信息差序格局中的生态位而人为地消除信息自由对于信息差别的潜在消除，如法国组织社会学研究者埃哈尔·费埃德伯格（Erhard Friedberg）所说的“尽量扩大他人的不确定性领域，尽量缩小自己的不确定性领域”策略，极而言之，即是如《让子弹飞》中张麻子说出的“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于是乎，针对客体的信息垄断和针对主体的意识操纵的信息控制、壁垒和陷阱机制便随之诞生了，如同扇动双翼的恶鹰不停地啄食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普的肝脏，潘多拉的魔盒也打开了，系统性的“恶”逐渐侵蚀着人类的精神和肌体，自然的信息差序格局也就变成了人为的信息利维坦。

【6】

不过，这将是一个自反性的故事，不，是“事故”和悲剧：这个信息利维坦怪物会不可避免地从“信息”走向自己的反面——“反信息”。因为，那种以邻为壑的“尽量扩大他人的不确定性领域，尽量缩小自己的不确定性领域”权力策略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精明的大多数人会不可避免地“抄作业”，那么，人们交流的符号和语言中的人云亦云的“政治正确”、“假大空”的形式主义和带方向的“伪劣信息流”就会蔚然成风，后果就是人和人之间会不可避免地陷入信息的“囚徒困境”、“孤岛效应”和“贱斥状态”（如一篇研究所表明的“权力使人脑损伤”），那么，整个系统迟早就会像封闭的热力学系统那样陷入自身的熵增、失灵和坍塌。

正如控制论之父维纳的警告，噪音并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信息本身，没有了噪音也就不会存在有效的信息（发明），那么，自由也不是外在于而是内在于权力本身，没有了自由也就不会存在持久的权力。如果只是出于自我保存的目的一味地把噪音和自由视为“敌人”而不是“朋友”，那最终的结果只会是造成自我毁灭和自取其辱，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铁律，也是人类之所以还有希望的理由。但是，正如那句“不撞南墙不回头”，利维坦的机器一旦开动，“反信息”的旋涡一旦形成，恐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停下来的，不过，眼睁睁地看着有人听不见“哨声”而滑向深渊，毕竟是人类的一大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