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逗审查员系列(一) 王明远: 知而不为:胡耀邦是如何看待权术的

编者按：“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最近几天“神秘力量们”惧怕的最新表现，则是不但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的主页被彻底屏蔽（www.hybsl.cn），而且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王明远老师两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也遭遇全网下架，理由不外乎所谓“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然而红歌会网,乌有之乡这样兜售民粹，大肆宣扬反智极端民族主义的网站却始终群魔乱舞，从不违规。

我虽然不是党员，却始终对于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心生敬意。相较于“办案人员临时叫来十几辆卡车才将豪宅财物全部运走”的徐财厚（国贼徐才厚查抄内幕，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凤凰周刊2014年32期）；搞团团伙伙却没文化，起名叫“日薄西山”的“西山会”的令狐计划（令计划的白手套，《齐鲁周刊》https://www.sohu.com/a/112573206_351293）；情妇请龙袍保佑官运亨通的孙政才（女商人刘凤洲重庆沉浮录.《财新周刊》2018年第6期封面报道）；“老裆益壮”，丢人丢到奥委会官网的张某丽（国际奥委会官网，https://olympics.com/ioc/news/ioc-statement-on-meeting-with-peng-shuai），这些形形色色的党内高级“赝品”，多亏胡耀邦这样共产党人的真品，真正展现了马列主义高级干部应有的理想主义本色，才令我们明白自己不是站在北京的潘家园。

胡耀邦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中共党史的优良资产，而不是相反。某些不学无术的“神秘力量们”，闻“胡”惊恐，谈“胡”变色，无视党和人民对胡耀邦一生“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长期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的盖棺论定，毫无政治意识；（人民网：中共中央举行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9CaKrnJREpq）无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对其“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的崇高评价，毫无大局意识；无视习近平总书记要我们学习胡耀邦“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的重要倡议，毫无看齐意识；，无视党组织让我们对总书记纪念讲话“认真学习领会、很好贯彻落实”的重要要求，毫无核心意识，只要看到人民群众纪念胡耀邦，就从自己狭隘的理解出发，鬼头鬼脑地“一封了之”，粗暴压制群众学习进步。———习总书记高度评价的先进，你们不让学，习总书记提倡学习的榜样，你们不让讲，我看你们这些“神秘力量”是“开水烫了腚眼儿——要上天呀”！对于此类现象，周恩来总理早有名言：“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现在却有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周恩来文化文选》P20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武汉艾芬医生更有名言：“老子到处说”（《发哨子的人》.2020年3月2日，艾芬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南京路院区接受《人物》专访）。

将整个中国社会从“极左”意识形态的狂热中解放出来，逐步重建理性与秩序，是胡耀邦肩负的历史使命。

1974年11月29日，生前多次遭受红卫兵毒打，战功赫赫的彭德怀元帅因直肠癌病逝。遗体火化时只能化名为王川，因为这时彭德怀身上的“罪名”包括：“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年谱》1974年76岁 11月29日条目），“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的错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人民日报1967年8月16日） ，将这样的铁案在1978年12月24日彻底翻过来的，正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

1962年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党内著名老逼登，阴阳人康生，向最高领袖递了一张条子，内容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老革命习仲勋的政治浩劫自此开始——既是“彭（德怀）、高（岗）、习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更是“习、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如果取两者的并集，还可以叫做“西北反党集团”。

文革降临，习仲勋本人被军管人员押送到西北农学院进行批斗，长女习和平被迫害致死，而插队在延安的次子近平，则因为思想上苦闷，再见面时，已经自己学会了抽烟（西农离退休工作处：身陷囹圄 不失风范 https://ltx.nwsuaf.edu.cn/ynwy/32157.htm；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纪念习仲勋诞辰100周年家风之严"不近人情"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014/c85037-23198588-8.html；《习仲勋传》第二十八章坚持与期待，p333，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5）。1980年2月，习仲勋获得平反，康生享受“撤销悼词，骨灰移出八宝山”的特殊待遇，而最早下决心公开揭露康生是鬼不是人的，正是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

1978年9月，中共中央五部门联合发出《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全国552877名右派陆续得到改正，被开除党籍20年的老右派朱镕基也在这一年恢复党籍；

2019年8月27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入选高中语文教材，位列选择性必修中册第三课，而本文的审阅定稿人，正是胡耀邦。

2019年，某正国级李姓高官死了，官方讣告照例给出“xx同志永垂不朽”的通稿，永垂不朽真正存在吗，我不知道。但真正的不朽，更可能在江西共青城的山山水水里，更可能在田震《好大一棵树》“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铿锵歌声里，更可能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熠熠生辉的大字里。

知而不为：胡耀邦是如何看待权术的

作者：王明远 选自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原微信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95ZM6WOKA7sfPMfdtteZCg）已阵亡.

对于权术问题，胡耀邦并不是不懂权术，而是站在一个更高地视角去看待，他觉得如果盛行玩弄权术之风，只有极少数人是赢家，而全党、全国人民都是输家。与其搞权术，不如开创一个更公开、民主的制度，政治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国家才会有希望。

胡耀邦的思想深为人们所感兴趣，他的政治人格亦广受大家的关注。不过，很多人对耀邦同志往往这么评价：是个好人、是个亲民的政治家，甚至以“异数”相称，可惜太天真、不够成熟，不适合搞高层政治。也有一些人从“更高的立意”来评判他作风，笔者听闻一个经济学家“抱怨”过，胡耀邦如果政治上成熟一些，那么中国改革就会少走很多弯路了。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老练”政治家往往是胸有城府、高深莫测、不苟言笑的，说一个人“不成熟”，意味着这个人不懂权术，不知厚黑学，胡耀邦坦荡直爽、平易近人、不搞阴谋，按照这个人们心中普遍存在的潜在标准，他显然“不达标”。

那么胡耀邦到底懂不懂权术呢？笔者这些年也经常琢磨这个问题。按道理讲，胡耀邦自从1937年起就在党中央高层工作，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浸润四五十年，对权术自然应该是了如指掌；再说，能当上党中央总书记肯定不是愚钝之辈，焉能不识权术？

笔者这些年通过胡耀邦同志的同事、家人、部下所讲的诸多细节趣闻中，也印证了这个判断：他并不是不懂“权术”，而是君子怀玉，有更深的想法和更高的追求，用“知而不为”形容更恰当。

这里先讲几个历史记载之外的小故事。文革”中，大多数被打倒的老干部对当时的做法很不理解，心灰意冷的有之，绝望自杀的也有之，尤其是到文革后期，很多人对局势更加不解、失望，但是同样也遭受严重打击的胡耀邦却没有那么悲观。他给家人讲了一个故事：“唐太宗要立李治为太子，就先把他最有名的功臣李勣贬到边远地区去了。然后告诉李治，等你继位的时候，再把他给请回来。”他还经常对一些老干部传话，要乐观些，一不能自杀，二不要自污、自我上纲。他本人也是这样做的，“文革小组”和军代表一再软硬兼施，但是他只承认自己犯了错误，绝不会承认自己是“走资派”。

有一次，胡德平给父亲推荐《韩非子》一书，韩非子曰：“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大意是说，跟国君相处一定要很慎重，国君就像一条龙，龙的脖子下有几块逆鳞，龙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摸，就不能逆鳞而狎，若有逆鳞之举必遭灭顶之灾。

耀邦同志看后不由得自言自语道：“唔…唔…逆鳞…逆鳞…”当时正是“文革”中的1968年，党内有几块禁区，是严禁议论、挑战的，也就是韩非子说的几块“逆鳞”，他此刻一定是心有所动、思有所想，才有这种言行表情的流露。

“文革”初期，胡耀邦曾多次向家人深谈“庐山会议”上的悲剧。庐山会议“批彭”，胡耀邦是全程经历的，并且他是被专机接上庐山的，彭德怀的遭遇，胡耀邦非常难过，只不过是应付性地批评了几下。不过，他也非常遗憾地表示：彭老总如果不是写信，而是主动找毛主席恳谈一次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也有心结：最早发现“左”的问题是我，低调俱乐部最先唱起来的也是我，现在批“左”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试想，“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何尝不是挑起毛主席的这一心结，以致毛主席当场起立，为他的讲话鼓掌。另外，彭老总在信中的一些批评意见，原来是毛主席在延安批判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时使用的观点，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相当激烈刺激。

这些都说明，当时很多人都在困惑的时候，胡耀邦已经看清政局变幻背后的奥秘了，读懂所谓“帝王心术”了。近些年很多学者利用当事人回忆或者档案资料，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解密，对照这些研究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处于桃花源中的胡耀邦，其实是洞若观火，与后人上帝视角基本一致，他焉是不懂权术？

再者从1977年党校率先揭批康生，到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六十一人叛徒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动农村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在一系列棘手问题上，很多事情开始的时候胡耀邦都是孤军奋战，可是他善于制造机遇、开创局面，让历史的动力以四两拨千斤的气势冲破无比强大的阻力。诚然勇气也很重要，但是不懂权术的话，能这么快扭转历史方向吗？

“文革”后期，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胡耀邦身居高位后，有很多迫害过他或者背后放过暗箭的人也纷纷登门拜访，他依然对别人非常热情，给人家处理难题。1964年胡耀邦被任命为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下车伊始就全力纠“左”，集中精力搞生产，不过遭到西北局的严厉批判，落得个“只管粮棉油，不分敌我友”的右倾现行帽子，其中两个人性质最恶劣，一位是整起人来毫不心慈手软，住院了也不放过，一位是落井下石，竟然不顾三十年友谊，把私房话揭发出来。

没有想到，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长时，积极为二人平反奔走。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后，又听说那位原西北局主要领导在京没有住所，立即给他安排住处，某天还叫上德平同志说：“去看看这位老同志，一起去，我要化干戈为玉帛”。甚至对他迫害最持久的“团中央”的军代表，80年代仍然被提拔当上了某部副部长。

家人和秘书经常提醒：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某某人以前可坏了，以前对你做了很多坏事。还有人送给胡耀邦“东郭先生”的绰号，意思是说他好人、坏人识别不清。可是胡耀邦回应说：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啊，但是没有必要计较，冤冤相报何时了，再说这些人犯错也不能完全归咎为他们的品德，是时代的错误，是制度的错误。

所以，他并不是不知道别人在玩弄权术和阴谋，但是他会宽容别人的错误，并且希望去用完善制度来减少人性之恶，这是一种更高境界的大慈大悲之心。他的这种做法会也感化很多人，那位曾经迫害耀邦的西北局老同事，若干年后在一次全国党代表大会选举代表时，边投票边大声说：我选年轻同志胡德平一票，而当时耀邦刚刚去世不久，胡德平个人的政治生态环境并不宽松。

至于胡耀邦为什么反对搞权术，或者不以权术待人，笔者再分享几个故事。耀邦同志还几次跟家人讲，汉武帝废戾太子，搞宫廷仇杀，这让汉朝的元气为之大伤。戾太子就是卫皇后所生的太子刘据，汉武帝晚年猜忌刘据，最后酿成血腥内乱，太子被杀，武帝事后也追悔莫及，不但为之昭雪，并筑“思子宫”以表哀思。班固在《汉书》中感叹：“巫蛊之祸，岂不哀哉！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子父皆败”。耀邦认为即便是汉武帝这么聪明的人，也会败在自己的权术中，人在操弄权术的时候，终归有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时候，所以，还是最好远离权术，误人误己。

耀邦同志还经常告诫别人说：“防人之心不如信任、批评和自我批评，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来解决好”。他认为，共产党员一定要光明磊落，绝对不能让猜疑、提防之心占据党内政治生活的一席之地，如果把这种关系引入党内，谁能保障防不生疑、疑不生戒、戒不生斗？那将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现象！

对此钱益民将军（叶帅的亲家，叶选宁的岳父）晚年时候的一个回忆。抗战初期，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有专门设立的锄奸部，部长由钱益民担任。锄奸部在基层单位广设线人耳目，可以随时打小报告，目的是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安全。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50余万人，但根据1939年边区政府工作报告，当时却有9000多个工作点，10万多名锄奸团员。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曾危言耸听地说过：“外来知识分子至少有一半是特务!”延安的气氛很紧张，人人自危。

不过年仅23岁的胡耀邦敏锐意识到：线人制度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反特”应该依靠群众路线和加强党员纪律性，而不是依赖线人；基层保卫工作应该由党支部负责，而不是锄奸部的“细胞组织”的工作网。

胡耀邦和钱益民联名先后向王稼祥、谭政、毛泽东、张闻天等递交了详实的调查报告，得到他们的赞同，中央于1940年3月将锄奸部改为保卫部，第二年又撤销了基层工作网，边区政治生活氛围因此大大改善。锄奸是延安时期极其敏感的工作，极少有人敢于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胡耀邦勇气和敏锐洞察力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鼓励胡耀邦说：“你们年轻人的思想，就像早晨的朝阳，光与热是能打破保守的雾气混沌的!”

胡耀邦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差点被打为“AB团”杀掉，深受这种猜忌防范之苦，所以此后，尤其是他开始担任重要领导后，一直在推动政治生活阳光化、公开化。这些尤其集中体现在他担任总书记后制订的种种规则上，推行的种种促进党内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改革措施上。

他就职总书记后，也有人反映说他不严肃、不庄重，没有领导气势。他听了之后不以为然，他的真实想法是：我其实是有意给周围营造一种轻松和谐的气氛。他觉得，我们党长期受“左”的或“整人”的政治环境干扰，政治生活太紧张了，他想以身作则希望政治生活正常化、民主化，如果领导干部任何的讲话、交谈都是命令、指示，不但禁锢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会封闭自己学习、进步的环境。他认为，如果书记处学汉高祖，国务院玩曹孟德，下面的干部也都玩封建权术，这还像共产党吗？

显然，耀邦同志一贯很警惕那种藏在桌面以下的权术潜规则，主张要形成充满公开、阳光、正气的政治生活氛围。这种思想是他积极体验、观察，认真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从几十年革命生涯中得到的经验所得。对于权术问题，他也是站在一个更高地视角去看待，他觉得如果盛行玩弄权术之风，只有极少数人是赢家，而全党、全国人民都是输家。与其搞权术，不如开创一个更公开、民主的制度，政治才会进入一种良性的循环，国家才会有希望。（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