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以屠殺為夢想的叛國者希特勒

希特勒是一個愛國者麼？

在二戰前的德國民眾看來，原產奧地利的元首自然是德國第一號愛國者，他們如此決絕輕率地授予了他獨裁者的權力，為的不就是希望元首能夠將德國從一戰後國將不國的沈淪中拯救出來；在當下的很多中國人眼中，希特勒還是一個愛國者，正是由於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慾望過分膨脹，才引發了侵略戰爭，由此，順帶著，愛國主義與希特勒一起連坐帶上了恥辱的烙印。

但在德國歷史學家塞巴斯蒂安·哈夫納看來，希特勒絕非一個愛國者。在譯林出版社最近中譯出版的《從俾斯麥到希特勒》和《解讀希特勒》兩書中，哈夫納用各種證據明示或者暗示，與充滿誤會的愛國者希特勒相比，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標籤是「大屠殺者」，為了達成屠殺猶太人的終極目標，希特勒不惜做一個「叛國者」。

與素來在價值觀上對愛國主義充滿質疑的自由主義者不同的是，哈夫納對愛國主義充滿著同情與理解。他在《解讀希特勒》一書的結尾處痛心疾首地說，「更不應該的是，自希特勒以後，許多德國人不再敢當愛國者」，如果德國人真的不再愛國，反而是遂了希特勒的最後願望。

總之一句話，請愛國者自覺與希特勒劃清界線，防止捆綁污名化。

在《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中，哈夫納塑造了他心目中的經典愛國者形象——俾斯麥，頗有些為愛國者正本清源的意思。

在中國互聯網上，愛國主義早已屬於一點就爆的經典議題，周小平們和自由主義者們為此已鏖戰了數年之久。鑒於這是一篇向哈夫納先生致敬的書評，因此我建議繞開中國主戰場，

不對愛國主義做任何涉嫌危及生命的站隊，回到希特勒先生身上去。

在剝去希特勒愛國者戰衣這個問題上，哈夫納最強有力但同時也是最俗的證據是，希特勒曾在1945年戰敗前夕作出了「毀滅德國」的指令。一個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史實是，希特勒對軍備部長施佩爾下達了「焦土命令」，炸掉德國一切還未倒下的建築和基礎設施，讓德國變成不毛之地，斷送德國德意志民族在戰後繼續生存的可能性。哈夫納略具新意的補充證據是，希特勒在1941年11月侵蘇遇阻後，就說過類似的話，「如果德意志民族有一天不夠強大與願意犧牲，為它自己的生存而流血，那麼它就應該滅亡，被更強大的力量消滅掉……我不會為德意志民族流淚」。

但是，長久以來，希特勒「毀滅德國」的最後願望往往被認為是愛國者希特勒的「由愛生恨」，並不能由此推出希特勒不愛國的結論。當然，哈夫納的技能包遠不止這些。

在哈夫納看來，希特勒最不可理喻的政治失策是1941年底的對美國宣戰。即使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後，羅斯福仍然需要尋找理由加入歐戰，畢竟珍珠港離歐洲有半個地球那麼遠。然而，希特勒竟然通過主動對美宣戰解決了羅斯福的難題，哈夫納刻薄地將此形容為「這一宣戰實際上是邀請美國對德作戰」。

如何解釋希特勒這一「最登峰造極的，如此顯而易見的，一直最難解釋的失策」？我認同哈夫納的是，我們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希特勒突然從一個精明的，曾在慕尼黑將西方耍得團團轉的陰謀家，突然變成了一個相信自己能打贏英美蘇三大強國的蠢貨。

哈夫納僅僅給出了猜測。即使是猜測也過於大膽，希特勒在1941年年底說出那段「我不會為德意志民族流淚」的毀滅宣言時，已經有了「再也不可能打勝仗的直覺」。他可能在對美宣戰前作出了決定，「既然他不能作為最偉大的征服者與勝利者被載入史冊，那至少應該作為最巨大災難的製造者」。

即使是最狹隘的愛國者，他認可征服與勝利，哪怕被帶上侵略者的標籤都無動於衷，但他還是不會認為，自我毀滅與製造災難是愛國主義。

在我看來，希特勒不斷擴大的戰爭行為也體現了他的賭徒本色。無法想像，一個以國運為籌碼的非理性賭徒可以稱作一個真正的愛國者。就好比，當一個賭徒向家庭深情告白「我賭博都是為了這個家，為了孩子和妻子過上更好的生活」時，感動之余，他很快又會告訴你，他已經押上了家庭唯一一套自住房甚至還有妻子。他是愛家的好男人麼？

相比叛國者希特勒，俾斯麥才是一個更為典範的愛國者。在《從俾斯麥到希特勒》中，俾斯麥身上充滿了「見好就收」的理性愛國賭徒色彩。那個在德意志帝國建國過程中的「鐵血丞相」，一旦建國後，「反戰」反而成為了他的最顯著政治標籤。俾斯麥深深的知道，只有節制德國的對外擴張慾望，才可以穩住周邊惴惴不安的鄰國，防止他們結盟形成某型包圍圈，斷送德國來之不易的擴張成果。

更重要的是，俾斯麥的愛國者色彩非常純粹，缺乏其他意識形態追求。而希特勒呢？哈夫納認為，希特勒一直有兩大目標：第一，德國統治歐洲；第二，滅絕猶太人。我們姑且認為，統治歐洲是一個明顯野心過大的愛國者的夢想；但第二點呢，一個犯罪者的夢想？

我們且撇開道德義憤。僅從愛國者的角度而言，滅絕猶太人不僅與征服歐洲的愛國目標無關，甚至可以說，這個犯罪夢想是絕然阻礙愛國夢想的。

哈夫納認為，希特勒的反猶主義不僅毫無必要的在全世界樹立了額外的敵人，而且使同為愛國者的德國猶太人們成為了愛國的敵人，把德國的砝碼推到了敵人一邊，效應是雙重的，「如果沒有希特勒的反猶主義，第一個發明原子彈的大國可能是德國，而不是美國」。

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1941年12月，希特勒在世界霸權與屠殺猶太人人之間作出了最終抉擇：集中力量實現第二個目標。或者說，在「愛國」與屠殺之間，他最終選擇了屠殺。這至少可以說明，當希特勒發現兩者不可兼得時，毅然選擇了他更珍愛的屠殺，哪怕這要以「叛國」和毀滅德國為代價。不過，我們也可以認為，征服者的愛國角色在希特勒心目中本就可有可無，屠殺者才是他一生的終極夢想，征服也好，愛國也好，都是隨時可以棄之敝履的工具與幌子。

如果真的那麼在乎征服與德國，希特勒又怎麼會在1941年12月那麼早，就輕易放棄。哈夫納的判斷是，從那時起，希特勒不再搞德國政治了，他只進行了屠殺與毀滅。

退一萬步，即使希特勒是一個無比高明的戰略家，可以先知先覺地在1941年12月就預判到了德國的戰敗。那麼，什麼樣的愛國者會傻到打一場明知必敗的戰爭？

希特勒終究還是又打了三年多，不屈不撓得讓很多人以為這是一個堅定不妥協，並且堅信勝利的愛國者。對此，哈夫納給出了一個非常天才非常令人膽寒的看法，希特勒的戰爭只是一場競賽，為他殺光猶太人爭取時間罷了。哈夫納的一個證據是，在敗局已定的情況下，希特勒還常常表現出底氣十足的愉快心情。

甚至可以說，希特勒才是二戰的勝利者。在希特勒的世界中，他的勝利目標僅僅是：在盟軍徹底打敗德國之前，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滅絕猶太人。很顯然，集中營的慘狀告訴我們，希特勒已經無限幾乎接近了最終目標，

因此，當希特勒在柏林總理府自戕的那一刻，想必是充滿勝利喜悅的。唯一的遺憾是，他竟然是被當作一個愛國者死去的，我要毀滅的國，你們愛去吧。

(原標題：《德奸希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