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性”及“可理解性”：透過美國黑人平權事件回首光榮冰室，中港如何理解彼此？

人人自危的危機時代，你我之間又該如何相處？

肺炎疫情至今，香港部分餐廳選擇排除普通話人士入內，反修例運動點燃的社會撕裂終於愈演愈烈。其中著名代表黃店「光榮冰室」，貼出不招待普通話人士（但歡迎臺灣朋友）之告示。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系講師黎明，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教授鍾一諾，曾先後致公開信以表批評。隨後，黎明與一眾朋友同赴光榮冰室，全程以普通話完成了點單，並寫成文章《說著普通話，等待一個不曾謀面的人》，引起軒然大波及廣泛的社會討論。

反對光榮冰室的人士首先提出，光榮冰室的行為對公共衛生的作用極其有限。鍾教授發表于刺針的文章（“Anti-Chinese sentiment during the 2019-nCoV outbreak”：https://bit.ly/2YI7Tj2）提出，在已進行有效干預的前提下（如封關管制等），光榮冰室的行為在實際抗疫方面作用極其有限。隨後，鍾教授又于Matters發表了「公共衛生不可不談倫理」(https://bit.ly/3dLLnKp)，進一步指出若僅僅出於防疫目的，光榮冰室的立場是站不住腳的（另，依據光榮一貫的立場，無論支持與反對的大部分評論者都承認其行為除去防疫目的之外，亦帶有一定的對大陸的針對性）。

隨後，拋開防疫有效性，有關光榮冰室的爭論更多轉為更核心的爭論

——“這種行為是不是歧視？如果是歧視，那麼基於情感創傷的、較弱勢群體的反抗性歧視是否合理？”

一、群體權力強弱、情感創傷體驗與個人自由主義：支持光榮冰室的幾點理由

1.1 光榮冰室的行為是否為歧視？

有關光榮冰室行為是否屬歧視，我身邊支持光榮冰室的朋友，對光榮行為屬歧視做法亦無太多爭議。因其涉及：

“根據先天難以改變的因素或極難改變的因素（母語）而對人群施行差別對待（剝奪其入內就餐的權利），而該種差別對待與該標籤因素之間不存在合理關係（即無合理的判斷標準，使得可根據某人使用何種語言來判定其是否適合就餐）。”

光榮冰室是否屬於歧視的問題，除部分本土派試圖論證“可自由行使的行為不是歧視外”（"法無禁止即不是歧視"，但法無禁止並不說明道德上的正當性，例如撒謊），我所見到的唯一有力的論述在於【書生百用 | 「光榮冰室引發歧視風波的道德和結構分析」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光榮冰室引發歧視風波的道德和結構分析/】一文所提及的：

“並非所有的差別對待都是歧視，當我們說某種差別對待是「歧視」時，一般是指這種差別對待是不正當的、沒有合理辯解或會貶低他人（或社群）的尊嚴。”

然而這裡，我只同意書生百用的前半句（即並非所有的差別對待都是歧視），但其後半句卻犯了“以果證因”的錯誤：我們會先從某種行為的特徵上，證成某種行為屬於歧視，然後再考察其是否有合理辯解及是否不正當；而非先考察該種行為是否有合理辯解，再根據這一結論判斷其是否歧視。

這是因為正當性的判斷標準比歧視的判斷標準更難形成。而合理辯解的邊界很寬廣，很容易落入“可理解性”與“正當性”的混淆陷阱中。

1.2 情感創傷的弱勢群體的反抗性歧視是否屬合理？

除歧視的定義外，更廣闊的爭議在於該種歧視是否情有可原？對這種歧視的限制是否侵犯其個體自由？以及光榮冰室這種基於弱勢群體的反抗性歧視，在如今的中港脈絡下是否為合理的？

这方面，更多支持光榮冰室的觀點認為，即便其行為含有對大陸的偏見，這種偏見也更多來源於一種群體權力關係的不對等性（即不同“共同體”間）（如：鄧正健：「從光榮冰室事件看「香港人」共同體的想像」：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00301-opinion-hk-identity-community/及陳宛容、YW、馬闔斐 「 光榮冰室事件，遇上了怎樣的溝通困境？」）。

該等論述強調光榮冰室歧視是在中港衝突的大背景下，存有情感創傷、權力日漸式微的弱勢群體的一種反抗方式。即本土香港人對中國大陸是較弱勢群體，是存有創傷體驗的一方。而剝離這種群體權力關係談歧視與正義，既是忽略了香港族群構成的歷史脈絡和情感結構的表現，也忽略了歧視背後所藏的權力不對等性。

光榮冰室的反對者們，如用同等邏輯反駁，則會掉入了一個論證“誰才更弱勢？”的陷阱——究竟是“居港持普通話群體（新移民）”相對“本土香港人”更弱勢？還是“本土香港人”相對“中國大陸整體”更弱勢？

然而，回答這一問題的困難首先在於，看似屬於同一組的兩個問題，其實是難以用同一尺度來進行衡量的。前者是生活中群體互動關係的不對等，後者除生活互動外，更多是政治權力的不對等。我們沒有一個客觀、明晰的評價尺規來衡量這個命題。

其次，群體的邊界與定義本身是模糊的。“持普通話群體”本就是難以統一歸類的群體。這個群體中，既有佔據中環的既得利益者，也有單程證來港於超市收銀的勞工。“新移民弱勢”這種反駁方式，本就會因這個群體的流動性和邊界的模糊性而被弱化（詳見蘇哲安的facebook post：https://www.facebook.com/1633704609/posts/10220011352347484/?d=n）。再加上“推普廢粵”使得普粵二語呈現了更多的替代關係而非平行關係，也使得本就模糊的經濟、政治權力關係，又套上了一層更复杂的語言權力關係。

再次，所谓權力一定是某个具体場景中的權力。一個場景下的弱勢者在另一個場景中可能是強勢者，一颗面對高牆的鸡蛋，可能转眼在另一個場景下就成为另一堵高牆。

如此層層堆疊下來，你覺得哪個群體更弱勢，最終無非取決於你在受創傷時，對自己身份的自我認知——即當你體驗到更多創傷性經驗時，你是以何種身份，站在何種現場。

拋開具體的場景直接問”哪邊是被害者“，永遠得不出答案。只有把群體拆分成一個個個體，還原為具體場景下的個人，才能得出一點點答案。

二、更基礎的問題：”正當性“與”可理解性“之差異

在上述1.2的基礎上，如將這種權力不對等與情感創傷放大到極致，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

“如果換做二戰期間，猶太人餐廳對德國人持有偏見而拒其入內，這難道不是合理的嗎？“

我理解德國人不都是納粹，但我又為何一定要去驗證你是否是納粹，在這個過程中我可能會被傷害了多少感情？在更大的族群裡，我是被強烈壓迫的一方，那麼我為何不能憑著我的自由權利，去自由挑選我的顧客，來使得我免受情感上的創傷？”

儘管這種“港中關係”=“猶太納粹”關係的比喻很極端化（在今天看來或許也并不極端），但它其實蘊含了一個比”哪邊才是受害者“更優先的基礎問題——

是否群體的權力關係越不對等、創傷的體驗越深，歧視就是越正當的？歧視這一行爲，它的正當性是否隨著該群體被壓迫的程度，以及所受傷害的深淺而變化？

有關這個問題，美國近期發生的黑人平權運動給了我們一個不受個人身份影響、做中立觀察的好材料。處於弱勢群體中的少數族裔，在抗議中使用了暴力抗爭的手段。那麼，將所謂“香港共同體脈絡中的歧視行為”替換為“少數群體平權中的暴力抗爭”，這裏借用林三土在「司法種族主義、員警暴力與抗議中的暴力」的觀點，回答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歧視的”正當性“（justifiable），不隨著群體權力強弱及創傷體驗而變化；但歧視的“可理解性”（excusable），隨著群體權力強弱及創傷體驗而變化“。

即便你是再弱勢的群體，即便你是猶太人，你對納粹的歧視依然是不正當的（這是由於歧視本身是天然不正當的行為）。但隨著你被壓迫程度的增加，你的歧視的可理解性，或者說可諒解性，是不斷增強的。這裏的可理解性意味著受譴責（懲罰度）的高低：

行為本身的正當性雖不受可理解性影響。但可理解性（或”可諒解性“）越強，不正當行爲所應受的譴責（懲罰）程度越低。

如同美國黑人平權運動中對商店的打砸搶一樣，“打砸搶”天然是不正當的，但在美國黑人的族群背景下卻是可理解的。同理，光榮冰室的行爲可被視作一種”可理解的非正當行爲“（excusable but unjustifiable)，或中港衝突背景下的一種防衛過當。誠然，該種防衛是對中央/大陸干涉香港的一種應對機制，卻因在疫情期間，使得負效應主要作用于新移民手足。

而在此爭議中，支持光榮冰室的文章更多強調這種行為的可理解性，而反對光榮冰室的文章更強調其行為的不正當性。

三、陰雲籠罩下的中港相互理解

在上述理解的基礎上，我們會問，在理解了某行為是可理解、非正當之後，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就此做些什麼？這種定性如何成為我們的一個行為依據？當懲罰性不掌握在我們手中時，它如何成爲我們的一個行動框架？如果它是一個不能指導實踐的框架，這種框架除了滿足思辨上的好奇外，在今天陰雲籠罩下的香港，也嫌太過單薄。

這裏，論及“支持光榮冰室更多強調可理解性，反對光榮冰室更多強調不正當性”之後，我想我們更多地能認識到這種錯位說理的困難。而我贊成這個框架的有效性的地方在於，它確實指出了這種錯位錯在何處。在效果上，我個人更贊同可理解性優先於正當性論述的溝通策略。我相信，最有效的溝通策略在於共情的脆弱性展示。即我們是一個個個體的人，而非僅靠標簽可簡單歸類的單一族群。

或許，黎明的策略及文章的失效在於，她們更多地是依靠强硬的手段，毫髮無傷地走出光榮冰室。這種強大本身會削弱相互理解的可能，帶有極强的目的性，從而被理解為知識份子居高臨下的一種批評和教育。

事實上，在光榮冰室的系列文章出來後，我曾問過幾個朋友對於文章的觀感。很多朋友都選擇了“南南 | 「浪女不回頭 — 走出光榮冰室」”作為最感同身受及引起共鳴的一篇文章。為何？因為這篇文章更多地展示了作者自身的脆弱性，作者表達了作爲一個新移民手足不被理解的恐懼，而非在學術高地論述光榮冰室的不正當性。

正如莎士比亞在《威尼斯商人》借主角夏洛克之口告訴我們的:

“難道猶太人就沒有眼睛？難道猶太人就沒有四肢五官、沒有個子、沒有知覺、沒有情感、沒有血氣？難道我們不是和基督徒一樣，吃同樣的飯，為同樣的利器所傷，生同樣的病，用同樣的方法治癒，並經歷同一個冬夏的冷暖？”

這種個體生活的經驗性與脆弱性，是很難通過知識份子的說理論證傳遞出來的，它更多地是文學及藝術的力量所在。

今天是囯安法壓境之日。此前的香港，有一種奇怪的抗爭觀念，即“

如果你是反抗極權的新移民，你需要抛頭露面在街上抗爭給我看”，“如果你是新移民手足，你需要證明給我看你是自由的，這是你們作爲新移民的原罪”

——這種觀念與《讓子彈飛》的吃冰粉剖腹自證清白很像，即忽略了抗爭運動的多樣性和現實性。

隨著部分黃店以近乎幼稚的方式宣佈退出黃色經濟圈，更多人認識到抗爭的多樣性——這種現實性絕不是藉口，而是在聚沙成塔的同時相信并理解每個人所處的空間，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來堅守我們所捍衛的自由。而對各自所處位置的尊重的第一重就是：認識到個體本身即是目的，而不是某個意識形態的工具。

它告訴我們，在香港手足同胞覺得被大陸所傷害的同時，有一個個新移民手足，他們同時也是在被傷害的，他們作為個體也是情感脆弱的。

在如今的七一，他們同樣會流淚，也會恐懼。

這種情感上相互體驗的可能，是我們相互扶持走向更久遠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