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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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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雾,一场大雨到来前

L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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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眼中的世界

叶祖玉把自己充分暴露给我,而我一句安慰的话都说不上。在整个过程中,我尽量把自己置身于不熟悉、无情调的境地,平淡无奇反而能让厌倦来得迟缓一点。可是叶祖玉还是让我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很容易令人懈怠。这种懈怠产生于我无数次的自我想象被现实击溃的瞬间。

    前几天刚满十三岁的叶祖玉坐在石阶上,背后是她家已经倒塌的老房子,檐下的铭牌是前几年挂上去的,写着“重点民居”,但是一直没有得到修缮。隔着疯长的荒草,一座不伦不类的水泥建筑立在旁边,门窗是村长家建新房时拆掉老房子送来的旧木框,叶忠进也不再好意思问村长要那两万多的建房补助。

“那是一只多聪明的小狗啊,她偏要拿去卖掉。”叶祖玉抬头看了一眼戴着斗笠对着镜头喋喋不休的二婶。她还穿着昨天那件衣服,换了一条干净的蓝色的牛仔裤,褪色褪得厉害。而头发用扎头绳绑了一束低马尾,发质干枯毛躁,并不听话地拢在脖颈后面,蓬松得像是松鼠的尾巴。今天她穿了自己唯一完好的一双凉鞋,坐在隔壁叶忠伟家窜满狗尾巴草的台阶上,院子里长着野南瓜藤,有几朵已经开出了黄色的花。

叶祖玉的妈妈在她四岁零三个半月的时候,就抛下女儿和丈夫离开了家。叶忠靖眼睛往上抬,似乎在冥思苦想那个日子,但他记得无比清楚——二零一一年二月初十。他在门口侧身站着,手只是背在身后,不一会儿就麻了,站得久了腿就开始抽搐发疼,嘴唇发白,眼窝深陷,那是长达五年时间卧病在床遗留下来的。“现在能下地走几步了,也能煮饭吃,但是去街上(白雾村主街道)要走上坡路就不行,马上就喘不过气了。”

而最先搬出老宅的叶忠伟也没有比哥哥更幸运,虽然身体还算健全,能做些重活来养家。但是因为女儿智力缺陷,家庭负担也比较重,妻子也就此无了音讯。这是我们通过叶忠进了解到的,他背着手,看了一眼在旁边一座更大的水泥房屋门前拿着电视遥控器玩儿的小姑娘,告诉我们,“她妈也跑了,我兄弟一个人带她。”仿佛是因此有了一种相同的力量,他并不觉得女人跑了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甚至也不觉得跟我们说这件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神情自然,眯着的眼睛等我看清楚眼珠的浑浊时,一种粗砺的、关于生活的苦痛扑面而来。而叶祖玉,脸上至今没有笑意,那是一张麻木的、过分苍老的脸,尽管她才十三岁。

叶家兄弟比邻而居,这两栋房子里没有女主人,导致没有人理睬院里的野草和南瓜花。它们疯长着,就像是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开花就开花,不想结果就一个都不结。可是叶祖玉却不能像这个院子里的野草野花一样自由,不能想上学就上学,午饭不想吃煮洋芋就不吃,想买新鞋就买新鞋。她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十三岁的女孩长得太快,那双凉鞋已经很不合脚了。我顺着她的目光往下看,她皱了皱眉忙蜷起脚趾头,我看见她的脚被鞋带勒红了很多处。但这是她最好的一双鞋子。

我们去到叶祖玉家的时候,她正在叔叔叶忠伟家帮忙带妹妹。看见我们,她就从台阶上跳下来,坐到我身边来,但也不说话,也不看我,只是低头把一旁的狗尾巴草一根一根揪断。她终于开口说话是提醒我不要去招惹南瓜叶上的毛毛虫,碰到了身上会痒。

2018年8月31号,叶祖玉就要去镇上的中学报道,并参加入学分班考试了。“我不想去,去读书还要交很多钱,还要买两双鞋子,我爹已经没钱了。”她的眼睛往旁边的房子一瞥,看了一眼站在门口背着手苍白着脸眼神木讷的父亲。他站在门口眯着眼睛看了看天气,然后叫叶祖玉等一下记得进屋把被子拿出来晒,洗一个塑料编织袋来装行李。稍微吼得大声了些,他就按着胸口开始止不住地咳嗽。叶祖玉眉头一皱,忙抬头道:“爹,你别说话了,去屋里头歇着。”小女孩的声音尖细了起来,但是说的话却像大人。

今年的医保到了八月末还是一分钱都没见到,户头查了几次都是空的。听其他从镇上赶集回来的村民说农田补助款下来了,但是叶忠进还没来得及去查。他家有一亩多的田,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女儿又小,种不了就包给了别人来种,一年只有400斤粮食的收益。这样做是因为每年物价变化,租金都要进行调整,但是粮食是不会变的。

叶祖玉家的午饭和早饭并作一顿,今天吃的是洋芋,实际上大多数日子都如此。“洋芋便宜,还管饱。”小姑娘手里攥着一根狗尾巴草,低着头,自顾自地开始算道:“还要买鞋子,要买两双才够,天马上就冷了,可是一双鞋子40块,两双80块,够两个月的菜钱了。”她皱着眉头,你几乎很难想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在你面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你不知所措,有点难为情,她就这么赤裸裸地把问题抛出来,却又不是要你解决,你很不好意思,眼神飘远,只能等着她再次开口说话,手里的笔记都忘了记。叶祖玉终于丢掉手里的狗尾巴草,把手拍干净,小心地摸了一下脸,又赶忙放了下来。“不能碰,手脏,等它自己消下去。”我看出了她的窘迫,忙开口道,然后又开始无比懊恼自己的无意冒犯。她十三岁细腻敏感的心果然还是被那句“手脏”给烫了一下,她低着头,短而迅捷的睫毛开合着,不发一语。她再也不会问我关于她脸上的青春痘应该怎么治了。

但叶祖玉来不及说出这种奇异又短暂的受伤,她真正发愁的事可太多了。是父亲不让她收游客的钱,她觉得那是她应得的。但是我们送给她的水果和零食,她却怎么样也不肯收下。“我给他们带了路。”叶祖玉说。游客和其他调研小组给的钱,她都拿回家交给了父亲,但是也就意味着她会被骂一顿,并教训她说下次不能这么做了。有一次有一名专门做白雾村民俗文化调研的学者,出于对小女孩的怜悯,给了叶祖玉500块,被父亲和村长带着她亲自还回去了,说是小孩子花不了这么多钱。她眨了眨眼睛告诉我,说她有时候也会把钱偷偷藏起来。我问她这些钱都她用来做什么,“大部分都拿去交了学校的辅导资料费,我没跟我爹说,我知道他没钱,剩下的用来买菜,现在没有了。”

叶祖玉还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经患肺结核卧病在床,基本上动不了,但是精神好的时候就起来煮饭,年幼的也祖玉就靠舀这一锅冷饭吃上一两天。如今叶祖玉长大了,叶忠进想要在村里找一些轻一点活儿做,挣点钱,或者盘一个摊位,卖炸洋芋。“现在做生意,要经营许可证了,有点麻烦,我现在的身体状况还走不了陡坡,要把板凳啊桶抬到街上去有点难,如果有小娃(叶祖玉)帮我倒是不成问题。”他送叶祖玉去读书,说要让女儿混到初中毕业,然后再去打工。不知道叶祖玉能不能顺利从初中毕业,但在这件事上,她呈现出来的状态才像是一个真正的十三岁女孩,抛却她对自己境况的过分了解,她不喜欢读书,也不讨厌。“开学还要考试,我连课本都没带回来,我害怕考试。”

到2020年“脱贫攻坚”完成的时候,如果顺利的话,叶祖玉还在念初二,或者马上升初三。如果在这期间,叶忠进还没有找到能养活这个家庭的工作,那么全靠低保和一年400斤粮食收入的叶家就会面临巨大的困境,能够迅速补救的办法就只能是叶祖玉辍学去打工。

“对于人们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最终常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二、个体的痛苦在幽暗细节之中不尽相同

而对于秋兰仙老人来说,她已经不在低保户范围里了,而儿子女儿都不愿意赡养她,两个女儿嫁出去以后就杳无音信,儿子一家住在镇上,从不回家。老伴去世15年了,在世的时候经常发火,动不动就殴打她。她的头皮有一块就是被老伴揪着头发撞墙的时候掉的,那以后再也没长出过头发来。

我们去拜访她的时候,她住在破破烂烂的一小间屋子里。旁边有一间房,她说是为儿子准备的新房,里面收拾得非常干净,还挂着蚊帐,老人自己却没有。儿子当时结婚,逼着她买了新房的床,花了她很多积蓄,但是现在儿子和儿媳妇不愿回家住。秋兰仙眯着眼睛,对着光念出一串数字:“你帮我打一下这个号码好不好。”我们告诉她是空号。“还是空号啊,你们的手机怎么也没信号呢。我儿子说,空号是因为昆明离白雾(村)太远了,没有信号。”

秋兰仙还有一些田地,也因为自己种不了,儿子和媳妇不回来,承包给了村里的人。承包户每年返给秋兰仙一定斤数的米,她捧出来给我们看,米的质量非常糟糕,她的眼睛睁也睁不开,嘴巴努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每天就煮点稀饭,你们中午在我家吃饭吧,我给你们煮饭吃。”我们走的时候,她站在门口背着手看我们,也不回去。

代义珍是全村最酷的老人,她在门口种满了一排大丽菊和兰草,其间用假花填得满满的,真花假花不仔细看一点儿也分辨不出来。她的每根手指都戴着各种塑料制的、铜质的、银质的、铁质的戒指,手腕上满是颜色斑驳或是被汗浸黑的塑料珠串和手镯。代义珍一直念叨着家里的座钟时间不准了,要找人来帮忙修一下。

我们进门的时候,她从屋里拿出一本不知道从哪里捡到的小学生音乐课本,翻开以后里面夹着无数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她自己的,摊开的那一页正好是《我的中国心》的歌曲谱。她从床边取出一只纸箱,里面全是纽扣之类的小物件儿,她让我们自己挑喜欢的。这都是她捡回来的。我们想起,在门前的台阶下面,也堆满了她捡回来的垃圾。不知道做什么用,就那么堆着,在花丛下面,逼仄拥挤。

她通常舍不得买水果,簸箕里放着几个青苹果和梨都是她从庙里偷偷拿出来的供果,“吃了以后长命百岁唷。”说着她就把这些自己平时都舍不得吃的供果一一塞到了我们手中。

我们回头的时候,她站在杨柳树下面,和我们隔了一整条溪,而她就这样背着手注视着我们。

扶贫从这一端开始被取消,没有人能向我们保证,秋兰仙和代义珍的生活会不会好起来。

傍晚的时候,站在白雾村最高的平地上,可以看见这个村庄大部分的风光,大片白色的云朵在蓝得耀眼的天空中浮潜,群山也在浮潜。

艾祖玉从晾衣绳上把今天晒好的被子和枕头收进屋,她看了一眼脚上的凉鞋,心里不痛快起来,却总也找不到出口;秋兰仙望了一眼作为儿子新房的屋子,心想着明天如果天气好的话,该把蚊帐和被套拆洗一遍了;代义珍对着门外透进来的光亮数最后一颗纽扣,抬眼看看座钟时间才想到明天一定要找个人来修理一下,而家里已经断电一个多月了。她右眼总也睁不开,一直流眼泪,她捂在眼睛上的手皱巴巴的像是干瘪的核桃皮。

晚饭过后再出门,天上下了小雨,像一层冰摩擦着脸一样冷。没有任何可以支撑的东西,相机总是从肩上往下滑。不管往哪一条街道走,都会遇到有人在为扶贫工作跑来跑去,但他们都爱莫能助。实验高中的美术老师张家富正坐在陈家大院背后的巷子里画一棵石榴树,孩子们围着他,谁也不知道他来到这里也是为了扶贫任务。“帮不了,待一两个月就可以回去了,用画画来熬。”

当星空从山后显现,慢慢笼罩白雾,路过一户户人家返回客栈时,漫长的白昼熬不住的倦意,鸟鸣也变得迟疑。一群孩子骑着滑板车从陡坡上冲下来又爬上去,他们像一群鱼游来游去,一齐消失,再看见时他们已经游进了药房门口宽阔的水泥台子上。

叶祖玉在巷子的尽头听着主街道上的吵嚷,十多年来,她从未获得过这样的体验。而我觉得自己消融在了这里。无论将来叶祖玉是否能愉快地享受广大世界的款待,她或许会在路上捡起某些碎片放在眼前端详,通过那些细碎的镜像,重回白雾,惆怅或喜悦层叠潮涌。我理解了另一个女孩的遥远青春,和我们之间无法跨越,却丰富了我们共同生活的鸿沟。这里是白雾,我无法写下自己的结语,但是一场大雨就要到来。

(文中的白雾为一个村子的名字,这篇文章源自一次调研经历,以下是作者在一年后写的感悟。)

我越来越能够感觉到,许多事情根本说不清楚,很多人的命运在我们的笔下得到呈现,但这么多的命运也是我们所参不透的。我们不能用自己狭隘的生活经验来想象别人的生活,应当去关注哪些和我们的自以为是不同的事物,像他们那样去思考问题。 每一个个体长成都有一定的脉络,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一小部分。深入访谈的时候也不能完全梳理出他们的个人生命史——是什么形成了他们。我们只能倾听,只能默不作声。对于他们的很多问题,我们甚至回答不上,对于他们的经历,我们也只能做记录者。一旦获得了需要的信息,我必须把自己完全从场景里面抽离出来,这样才能够全身而退,不受干扰,不受影响,不被改变。但这明显不能,即便从场景里抽离出来,我还是不能完全不受影响,根本不可能对一切事物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些个体的痛苦,会在无形之中从裂缝中深入我的内心。但明明,我根本没有解决问题,我根本不能解决问题,这一点让我大受挫败。这不像小时候告诉你的那样,你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很多事情,你用尽全力,也不能垒上一砖一瓦。即便写出来了,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但是人们大多只能远远地看着,远远地流泪,然后等时间一长,就全然忘记。我们做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还能自信又深情地说出——远方的一切都和我们有关——吗? 离白雾调研已经差不多快过去了一年,现在再回过头来看所有的素材,当时的所有采访和视频、照片的时候,一时间情绪有些复杂。有人提议说,如果可以,我们真的应该回去看看。去看看艾祖玉,看看每一个我们的采访对象。也许我们的回访可能毫无帮助,或者到时候所见会令我们更加难过,但是我想,这才是我们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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