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变成一个香港人：从语言到地域

注：下文中“广东话”仅代指广州粤语。

我是读到手足的條件——講普通話者勿進之后，觉得这个题目挺有意思的，一些香港店家用语言去作简单的“敌我”二分。另外，在新冠抗疫與香港人身份認同建構 ---- 我們真的要走向種族主義嗎里，也提到「香港，分辨本地人和內地人最明顯的特徵是語言」。

我想这些话更多算是店家一时意气之举，因为只要稍微停下几秒思考就会发现这种二分法严重不靠谱：讲普通话的不一定是大陆人（所以店家后面加了个“欢迎台湾”的告示），讲广东话的也不一定是香港人（比如我）。但是这种一瞬之间的想法，却更能反映出潜意识下身份认同所仰赖的核心：语言。

或者可以试着问自己一个问题：

“香港人和大陆人有什么不同？”

在刹那之间涌上心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我想有很多人都是语言，其后才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在构建“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广东话”绝对是重点，甚至可以说是无可替代的第一核心，我敢断言并不是立场极端的本土派才有的认知。如果说香港人对广东话的认同还可能潜藏于潜意识中而不自知，那新移民在“香港化”的过程中，则是会明明白白地体会到语言作为香港社会入场卷的重要性，比如著名上海裔香港人闾丘露薇女士说到：

知名媒体人闾丘露薇，曾专门撰文讨论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她给读者讲了一个小移民如何用10年时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香港人”的故事。而她自己，“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融入香港。”

她指出：“香港并不是一个对移民包容的社会，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很势利。如果不能够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往往会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轻蔑，或者是一种疏离。但是，同一时间，只要你算得上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一员，或者是达官贵人，那么，即便是广东话依然带着乡音，都不再成为问题。当然，如果只会英文，却不会广东话，那更加不是问题。

所以，要免疫语言关，要么金发碧眼讲鸡肠，要么成为云上人，但这些人在香港社会不具任何代表性，广东话的重要性依然突出。可能有人觉得这女人说话乱七八糟，但这的确是个“你行你上啊”的问题，本土居民无论如何辩解都无法体会到新移民融入社会过程中的感受。另外嘴一句，上面这段话出自《人文香港》，很……“有趣”的书。

从语言认同延伸到地域认同，乃至族群及国家，是人类亘古不变的习惯，和样貌肤色一起并列为区分彼此、敌我最简单而直接的标签。广东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潮汕人是要讲潮州话才是家己侬；福佬人要反复向外人说明我们讲的不是潮州话所以别把我们当成潮州人；客家人更不用说，没有客家话的存在，罗香林都没法子为这个缺乏独立行政区域的人群建立民系认同；广府人嘛，大家都讲粤语才“同声同气”，才不是“捞松”、也不是“冷佬”，也不是“客獠”。香港人作为事实上广东人的子集，有和广东人同样观念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随着广东人成长，会在认知上逐渐把语言/族群和地域脱钩。比如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广东人就是讲广东话的，要么是广东台和香港电视台里的“省话”，要么就是我自己讲的“白话”；但很快在小学我亲身接触，逐渐明白了在东莞东边住着数十万名叫“客家人”的人，他们管自己叫做“ngai”；然后在初中我认识了很多潮州同学，也学会了讲“扑汝阿母”，也逐渐学会了听部分五邑片、吴化片和高阳片的粤语；随年岁渐增，我又认识了讲黎话的师兄，讲粤北土话的师姐和天天穿瑶族服装打扫的阿姨。所以广东人可能讲的是各种你完全一个字都听不懂的语言，但他们的的确确都是广东人。我把这种叫做朴素的多元文化认知：朴素是因为摆脱不了歧视的成分（不然冷佬和鹤佬古这种称呼是怎么来的，另外土客械斗警告.jpg），有认知则是知道他们虽然和我们“不同”，但大家住同一个地方，所以不要对别人的身份质疑，不要觉得讲不一样的语言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更不要觉得别人要保护自己的语言就他妈是要搞分裂主义（这句话我骂的是______）。

所以我对在近期论述中把广东话作为排他性的香港认同论述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有些本土派的人会用广东话作为制造深圳河两岸差异的材料，甚至于把广东话作为切割的武器。但在广东广西有接近1亿人讲粤语，其中粤海片使用人口超过2000万，那这些人面对香港某些文宣把自己的母语拿来做分裂主义的招牌时要怎么办？反分离主义是中国大陆事实上唯一的政治底线（不用），这样的举动只会引来国内民粹主义对粤语地区不分青红皂白的冲击，让粤语生态维持显得更为艰难；看到这里有些人会说我们是屈服于暴政下的奴才，国内推普机轰轰作响，别人帮忙发声也不感激就算了还倒打一把，但事实分离主义就是不得民心，而香港本土派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帮倒忙那么简单，根本就是用政治理念去强奸粤语。

而且还有个很重要的问题：上面讲到了讲普通话的不一定是大陆人，讲广东话的也不一定是香港人，但香港人就一定讲广东话吗？当然，香港社会事实上的高等语言是英语，自开埠以来从没改变，但那毕竟是云上飘着的语言，我们还是说点沾地气的。

现在的香港毫无疑问是一个广东话城市，港府的数据是有89.5%的本土居民在日常交际中使用粤语，刨除英语、他加禄语等非汉语使用人群后比例来到95%，就本土居民而言是天底下最纯粹的粤语城市之一。而根据港英政府人口报告，1971和1961年广东话常用人口分别是88.15%及78.9%，基本上亦是绝对多数。但根据估算数据（刘镇发《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1949年自称祖籍为广府地区（广州、佛山等）的人口占48.8%，也就是说从1949年到1971年间，香港的广东话使用者从相对多数变为绝对多数，整个人口的母语构成发生了极大的推移。

但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常用”是否等于“不懂”？事实上母语在人口世代间的变迁应该遵循以下的步骤：

第零代：母语+日常使用语言=A

第一代：母语+日常使用语言=AB

第二代：母语=AB，日常使用语言=B

第三代：母语+日常使用语言=B，A使用能力存在缺失（常见“会听不会讲”）

第四代：母语+日常使用语言=B，A消失

在探讨人群母语转换时，其实我们有时会忽略掉第1、2、3代身上存在的“双语属性”，尤其是第3代。一般而言诸位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图景：小时候（<7岁时）接受了以A语言为主或AB混杂的薰陶，并留下一定的母语印记，但在7岁后由于各种原因A语言使用环境极度萎缩，导致A语言的能力发育残缺，最终逐渐转换为B语言的单一使用者。

香港也自然存在着这第二、三代人，邹嘉彦、刘镇发等学者给出过这样一个表格：

在1966年，懂非广东话汉语方言的人比例达到46%，甚至在1983年也有30%，但在1996年已经萎缩至16%，关于这个表格，我们可以这样去解读：

1. 在整个社会日常语言是广东话、这些人的祖籍地并非双语共存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认为这个表里绝大部分人都是一个人只会一种非广东话汉语方言，同时会四邑+客家之类的人导致数据统计重复的可能性极少；
2. 这个表格里亦缺失对围头话使用者的统计，若果严格框定“非广东话汉语方言”，比例会更加高
3. 因为国语作为事实上华人的共通语，香港人绝大部分是事实上的广东话-普通话双语者，因此没有对此进行统计
4. 考虑到人口年龄构成的变迁，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从1983-1996年懂非广东话汉语方言的人没有扩张，而是同一批人逐渐老去、死掉。

所以我认为这个表格才能更好地反映香港人从“第一代”到“第四代”的母语迁移。随着其他汉语方言逐渐退场以及中文运动的持续冲击，香港逐渐转化为广东话单语城市，并且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广东话与这个城市的认同逐渐连结，并在2010年代逐渐与反中情绪连结。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的转变，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当中比较重要的依然是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推进，当人们的生计不再依赖于土地，城市化的推进让不同族群的人们直面交流的问题，新市镇的开发冲击了新界本土的社会生态，资讯爆炸等直接让广东话这个原本占据相对优势语域的语言被无限放大，直至占据绝对优势语域。城市化带来的语言变迁在东亚所有迅猛发展的经济体里都有类似的表现：1950以来东京一极集中导致日语标准语（东京山手方言）在全国大范围扩张；当眷村、客家、闽南等各路来源的人在迅猛发展的台北市相遇，他们必须选择一种语言去交流；而中国大陆的冲击比以上来得更为猛烈：以亿计的人全部涌到东南两个三角地，大量的城市本地人与外地人的人口比例一时达到1:5甚至更高（东莞150万本地人，800-900万外地人），这些才是让共通语迅猛发展直至排挤掉原先语言的核心要素。

但我们更想问的是：香港在向广东话单语社会转换的过程中，有没有出现以行政手段系统性排斥其他非优势语言（下文统一叫做“推普”）的情况？

东亚经济体“推普”的行为属实平常事，而力度又有所差别。最为暴烈者莫过于日本和台湾，以“挂狗牌（方言札）”为标志，直接对方言使用者进行人身攻击，而后果也极为惨重：台湾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实施近三十年的乡土教育，依然不能阻遏闽南语、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的颓势；日本则更绝，这个2008年才承认自己并非单一民族的国家，琉球诸语和阿伊努语已经濒临灭绝，而东北、九州亦存在大量事实濒危的方言，甚至到现在仍能在电视节目上看到对方言的娱乐性污名化（这种东西在中国大陆看不到）。而中国大陆和新加坡力度稍次，主要是对方言使用者进行污名化（说普通话、做文明人）以及对方言的高阶使用空间（教育、严肃电视节目）进行压制，但这两个地方的政府都在语言政策上有着很频繁的反复（新加坡独尊英语→讲华语运动→方言保护），尤其是中国大陆地域之广大，发展水平差异之悬殊，所以你可以见到有些地方已经和台湾一样搞方言读本，另一些地方还在鼓励小学生举报讲土话的同学。

六七暴动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英国对港管治的一个分水岭，有一个说法是，六七暴动后港府决定独尊广东话，以广东话作为华人共同的纽带以方便管治。那我们要问的是，港英政府是否有施行过类似于日本、台湾、中国大陆及新加坡的“推普”政策？我看了一下港英政府在语言上的政策，包括：

1974年《法定语文条例》，中文获官方语文地位，但仅说明是“中文”，是哪种“中文”未给予说明；

1950年代起获政府资助的官立中文中小学、津贴学校均只可使用广东话教学；

1965年以报考人数过少为由取消中学会考中国语科目；

1960年代后期取消客家话和潮州话电视节目，1970年代电视广播管理法规定中文广播唯一媒介语言是广东话；

1970年代后要求新界地区传统私塾改用广东话教学（维基百科语，来源不清）

基于以上政策，我认为港英政府的确有意识地“推普”，但使用的手段更为柔和，主要压缩其他方言在高阶领域的使用，减少其他方言资讯的存在空间，而没有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污名化、人身攻击、惩罚等，也就是没有直接挑明说其他方言会遭殃，而是让人们听不到其他方言而已。但就是这么一个比较柔和的政策，达到的效果已经足够完美，一方面是广东话本来就具有相对优势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要达到母语迁移其实只要一些很柔性的手段就能做到，语言的生存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

其他方言的消失对香港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个很难说，一方面香港人的确从此收获了极强的向心力，大家不再是从天南地北跑来同一个地方的过客，而是同一地方同声同气的家人。香港作为大中华地区千千万万的城市之一，弱势方言全部绝灭，使用人口也在总方言人口中占少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损失并不是很明显。我个人认为对香港最大的损失依然是助长了排他主义，以及伴随以来对多元文化及自身历史感受的丧失。排他主义如上所说，另外为了强化粤语的正统性，势必伴随着对普通话、北方族群的持续污名化（普通话是胡化汉语，粤语是华夏正统之类），并且对香港半世纪以来曾经作为一个多方言社会的史实缺乏感知。说得严重点，那香港只不过是以更温和的路走上灭绝方言这条道路，而且已经走完了。

本文存在一个问题：依赖单一信源过多，引用了很多刘镇发教授的资料。但是，这也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现实：保护香港弱势方言的声音就是如此的微不可闻，刘镇发教授作为香港本土语言保育协会的会长，愿意发声的就是他，我能找到的材料最多也是他。而最近，随着本土主义的高涨，甚至进一步恶化了香港弱势方言的处境：一方面“广东话”与香港人身份空前连结，弱势方言进一步被开除香港籍；另一方面，“本土主义”与反中连结，让本土语言的保育者不得不承受重名之下对本土语言保育运动的质疑。

请不要用语言去评价一个人、一种文化、一个地方的优劣。

请不要盲目地用政治理念去捆绑一种语言，这是强奸。

请珍惜您现在的母语，往事不可追，但从今天起我们要明白，没有什么得到是注定的，也没有什么失去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