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守护留守儿童｜工劳小报 #39
本文转载自工劳小报，原文：https://newsletter.laborinfocn.com/issue39/
01 本期重点
共同守护留守儿童
今年3月河北邯郸13岁初中生遭同学杀害，案件中三名嫌疑人与被害人均为留守儿童。这起案件除了引起关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争议之外，也让留守儿童的问题再次被全社会关注。（来源）据《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全国流动儿童 7109 万人，留守儿童 6693 万人。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合计 1.38 亿人，每 3 名城镇儿童中就有 1 名是流动儿童, 每 10 名农村儿童近 4 名是留守儿童。（来源）
父母陪伴的缺失是公众对留守儿童关注的主要印象。在人生起航的关键时期，父母陪伴和引导的作用不言而喻。长期与父母分离可能导致孩子缺乏安全感，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和焦虑，增加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的风险。在2018年和2019年的留守儿童心理情况调查都发现，纵然解决经济困难可能会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但解决心理问题却并非易事，并且这些问题可能长期存在，伴随他们成年。（来源1、来源2）根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相较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成年后的入狱概率高出约1.8%-2.5%。（来源）
留守儿童也更容易成为暴力和犯罪的受害者。《2019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数据表明，调查地区儿童遭受暴力对待主要分为躯体遭受暴力对待、精神遭受暴力对待、性遭受暴力对待和忽视四类，发生率分别达到65.1%、91.3%、30.6%和40.6%，这其中有13.7%的儿童遭受四重暴力。躯体暴力和精神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和学校。其中，躯体暴力多发于学校中，这表明校园欺凌，包括老师的体罚和学生之间的欺凌，成为儿童暴力的“重灾区”。精神暴力主要发生在家庭领域中，留守儿童遭受辱骂、歧视等精神暴力最多，其发生率达到86%以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来源）
在城镇化飞速进展的过去二十多年，户籍制度被视为留守儿童和父母亲人分离的重要原因。就医难、入学难是最为严峻的两大问题。为未成年人提供医疗保障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求参保人按户籍地参保，流动人口若选择参加常住地居民医保，财政也需进行相同标准补贴。
发达地区主要为地方财政出资补贴，地方政府往往不愿为外来人口提供财政支持，许多大型城市的医保政策中流动儿童不被允许参保，其他地方则设置门槛限制流动儿童参保。（来源）在教育方面，在那些排外而保护本地教育资源的大城市，流动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面临着繁琐复杂的证明材料和财力要求。即便破除万难让孩子在城市上了学，没有本地户口就难以就地参加中高考，尤其是高考，几乎都要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考试。由于每个地区的教材、学习内容不同，回流学生面临明显劣势，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平等。（来源）
此外，农民工等流动务工人员大多仍在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中从事低薪工作。通常还必须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工作保障和福利。工作收入不稳定的流动务工家庭，即使父母和孩子共同生活，也时常面临着孩子经常需要转学、居住环境恶劣、过劳的父母难以提供充足的家庭支持等问题。不难看出，务工人员和其子女并非自己选择了骨肉分离的生活，而是现行制度和社会劳动环境让工人无法过上正常的城市家庭生活，导致了留守儿童问题的必然存在。
户籍制度不只是留守儿童问题的原因，更是长期城乡二元制下，资源、发展和分配不平衡带来的结果：在家乡几乎没有向上流动机会的工人流向大城市寻求生计，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支柱。然而既得利益的大城市拒绝让渡更多权利，户籍制度应运而生，打上一个政策的补丁，城市就会自发砌一道新的排外门槛。如此数十年，悲剧循环往复。
02
工人动态
—— 工厂工地 ——
江西南昌奥克斯临时工发起罢工，抗议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资
4月2日，江西省南昌市奥克斯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临时工发起罢工，以抗议公司未按约定支付工资。工人们表示，最初中介告知的时薪为29.3元，然而实际时薪仅为23元。视频中显示，有警车到达抗议现场。视频拍摄者表示，老农民到哪里都是没办法，受委屈。阅读原文
佛山南宝鞋厂工人罢工，要求提高保底工资、补缴社保
3月25日，广东省佛山南宝鞋厂工人因工资低、欠缴社保等问题发起集体罢工，至少持续至29日。工人提出保障保底工资、休息时间、社保补缴、工伤赔偿和工作环境等诉求。罢工过程中，工人们曾游行至当地政府部门寻求协助，但目前他们的诉求尚未得到回应。7个月前，一则工人发布的视频显示工人因“散伙费”（开除或关厂赔偿）的事情与老板发生过争吵。在缺乏订单、效益下降的情况下，南宝已经处于倒闭边缘，老板试图关厂结束运营但不愿给予工人合理的补偿，可能是这次罢工背后的主要原因。阅读原文
广州康鹭制衣村工人接连累倒送医
3月底，广州康乐村与鹭江村区域至少有三位制衣工人在工位上因过劳倒下，被紧急送往医院。抖音视频显示，一名中年女工瘫倒在工位上，数位医务人员在旁紧急救护。发布者评论道“这就是服装人所谓的高工资”。工人累倒在制衣厂、被救护车送走，早已不是新闻，而是制衣工人们的常态。在“小单快返”的生产体制下，对于新款服装的需求消耗着工人的生命，虽然工人可以快速获得工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劳动保障。阅读原文
—— 服务业 ——
合肥一保安在宿舍死亡，离世前一日仍在值班
3月14日早晨，大皖新闻报道称，合肥市肥西县华商广场一保安被发现在单位宿舍不幸离世。据死者的室友称，死者离世前一日仍在值班。死者儿子一家多次与广场物业就丧葬费用等进行协商，但即使街道和派出所多次介入，华劲物业也只愿拿出三万元的补偿。物业始终拒绝接受采访。阅读原文
快递员受到不合理处罚，三个月被扣四千多元
4月1日，一名杭州快递员投诉称自己在做快递员的三个月里，共被处罚99次，罚款共计4305.16元。其中一单涉及到违禁品未查验出被罚款2000元，另一单涉及到“标快件”遗失被罚款500元。然而，所谓的遗失只是客户的闺蜜帮她拿了件，快递没有丢。记者在询问客服后得知，这个订单的处罚是50元，500元是中通浙江省区块管理对快递员派送标快件没有处理好的处罚。对网点的处罚是KPI考核分数扣分扣款，而每个省份的处罚规则也不一样。这类处罚是否有理可循，处罚金额是否过重，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问题。阅读原文
—— 白领 ——
“断崖式降薪”登上微博热搜
3月27日起，#突然断崖式降薪了# 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榜，不少网友留言分享自己遭遇的变相降薪问题。有博主指出，从去年年底开始，企业、银行、公务员、医院、学校等等，都在通过砍“绩效”的方式降薪。对绩效的拆分是为了更好控制劳动者，让劳动者的话语权更少。把绩效考核分成三六九等，尤其是“末位淘汰制”，让工人之间成为互相猜忌的敌人，难以团结起来。阅读原文
“空窗期”成为求职者应聘的障碍
许多职场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学习或是探索自身更多可能性后重回职场时，却发现这段“空窗期”成了阻碍他们求职的主要原因。一些公司在招聘信息中明确要求求职者最近离职空窗期不超过3个月或5个月，这让许多求职者感到困扰。在经济下行、工作压力增加的环境下，选择通过“空窗期”进行自我提升和休整的打工人越来越多，但竞争愈加激烈的就业市场带来了更加严苛的条件。阅读原文
—— 社会保障 ——
有外卖员表示因为难以满足退休条件而不愿交社保费
3月27日，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的一场关于新就业形态的立法讨论中，社保缴纳问题成为讨论的一大焦点。有外卖快递员发言表示，由于上海生活成本高，最终要回家乡，在老家都有新农合，很难满足社保缴纳数额15年的上限等因素，社保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因此不愿意缴纳。他们认为，如果报酬能够大幅度提升，收入有更加合理保障，很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阅读原文
03
深度与评论
I. 中国青年报：困在车轮上的高薪梦
高薪、稳定的工作几乎是每个打工人的梦想。梦想和现实间往往存在一条鸿沟，里面充满人们的叹息、无奈和绝望。物流公司凭借“保底工资1.8万元、包货源”的理想工作吸引应聘者，现实是高价卖车、“无货源”，还引导司机欺骗金融机构以签订贷款合同，让司机们背负重重债务难以脱身。狡猾老练的物流公司以及金融监管的缺陷，让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窘迫的经济状况、高昂的维权成本，使大多货运司机只能认栽，在“鸿沟”底叹息。阅读原文
II. 中国劳动趋势：劳务中介何以充当广西越南客工项目的监管者
移民劳工或客工，在全世界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大多为追求更好的报酬和环境而离开故土。本文聚焦于劳务中介如何参与中国的客工管理。劳务中介在项目中的监管者角色揭露出，政府对稳定的担忧胜过对工人权益的关心。劳务中介能填补政府监管的缺位，却无法弥补客工的权益损失。劳务中介安抚、收买工人的同时又狐假虎威、严密监控工人，他们采用的多种手段侵犯了客工的权益，从侧面也反映了客工们所面临的复杂困境，期待有更详细的研究关注中国客工的现状。阅读原文
III. 三联生活周刊：90后农民工困于尘肺病
在政府向尘肺病“宣战”多年后，尘肺病依然是最常见的职业病。不仅高薪、稳定的工作难以追寻，健康的工作环境也成工人的黄粱一梦。1993年出生的段江鹏，去年起开始咳嗽，胸口像针扎，必须趴着睡觉。1997年出生的胡合伟，确诊尘肺病三期，向工厂索赔还险些被坑，目前入不敷出难以支付治疗费用。在这些实例中，问题在于拥挤的车间、失修的吸尘管、繁重的工作，更在于畸形的生产制度。只有工人掌控生产，对职业病的“战争”才能迎来真正胜利。阅读原文
IV. 工事有料：怀孕女工的困境，不只是怀胎之苦，而是整个生育条件的恶劣
孕期权益向来是女性劳动者斗争的一个焦点。文章引用了丰富的工人自述，从大量蓝领女工的视角出发，讨论了她们在孕期面临的现实挑战。例如蓝领女工大都无法享受产假、生育津贴等；许多孕期女工迫于经济压力忍受有毒的工作环境，自担胎儿畸形、流产的风险；除开工作中的压迫，女工在家庭中也要投身畸形的再生产，面临着额外的劳动和歧视。总的来说，社会忽略了她们对做（女）人权利的呼声，也剥夺了她们的理想生育权。阅读原文
V. 那个NG：一线城市的角落，藏着沉默的保洁阿姨
现代的生产体系是严密配合的机器。如果离开了保洁女工的辛勤劳动，写字楼将难以正常运转，但她们和很多女性劳动者一样是沉默的、是被忽略的。这篇文章旨在让沉默的保洁女工讲述自己的故事，显露出她们的情绪和态度。朴素憔悴的她们可能用超量工作换取了可观的收入、随和平静下的她们也能是激动愤懑的。同时，她们也是一群普通劳动者，没有空闲时间和自由、更缺乏保障，为家庭和生存操劳不停、为未来深深担忧。阅读原文
VI. 极昼：在城中村捡门牌，捡出一部心酸打工史
时代变化太快，给人如梦似幻的错觉，还有更多的劳动者来不及发声打破沉默，记录、保留他们的生活痕迹就变得重要。例如，一本护照记载着老人一生唯一一次出国；初中女孩的日记本，定格了她对另一个女孩的爱慕；一本报案记录，记下了失主们的怀疑对象。陈洲和张晓静还在城中村收集门牌、奖状、照片尝试拼接出普通人的生存图景，揭示社会和劳动者生活的变迁，也让人“看到了新旧两代工人阶级，一代是主人，一代是过客”。阅读原文
04
调查与报告
05
法律与维权
维权指南：试用期中，劳动者如何维护合法权益，避免被“用完即抛”？
在劳动就业的“买方市场”大环境下，处于试用期的劳动者在权益保障方面面临更多困难。公众号“五年四班劳动委员”就试用期工友的提问进行了回答，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应对方法。依据《劳动合同法》，劳动者的试用期应包含在合同期限内，劳动者切记仔细留意合同中是否存在单独约定试用期的情况，如有，则可要求按正式工待遇补足。对于不及时续签劳动合同的，劳动者可要求公司依法续签；对于“被自愿”签署放弃缴纳社保协议的，协议无效，劳动者仍可向有关部门投诉，要求获得经济补偿。当劳动者被辞退时，可检验公司的辞退说辞是否符合《劳动合同法》，如不符合则可按违法辞退投诉，要求获得经济补偿。阅读原文
判决：明确“职业性中暑（热射病）”应当认定工伤
四川绵阳一建筑工人罗某在工作结束后因热射病突然晕倒，抢救无效后死亡。绵阳人社局拒绝认定他属于因工受伤后，其妻子邹某提起行政诉讼。在二审后邹某获得了医院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后，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据此提起抗诉，认为罗某的职业病诊断证明属于行政诉讼新证据且符合法律规定，能够证明罗某某患有的热射病属于职业病，行政机关因此被要求重启工伤认定程序。
尽管2013年《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已将热射病纳入职业病范畴，司法实践中本案为四川省第一例成功将其认定为工伤的案例。尽管本案的最终结果值得振奋，为其他遭受热射病的工友提供了成功认定工伤的先例，唤醒了此前没有得到更广泛实践认可的工伤认定“睡眠条款”，本案也凸显出热射病工伤认定仍然存在的难点。劳工职业病认定的层层行政关卡为劳工的权益维护造成了额外的压力，有资质的医院在最初的工伤认定程序中不受理、不配合工友家属出具证明，导致工友家属花费额外数年才在检察机关的协助下获得了职业病诊断证明，为工伤认定需要投入的巨大成本和在行政繁琐中的消耗仍然是需要持续投入关注的劳工权益问题。阅读原文
06
资源推荐
纪录片：《喊叫与耳语》
本片透过一系列访谈、视频日记、动画与行为艺术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描绘了中国和香港各行各业中女性—包括艺术家、异议分子以及劳工群体—在私人与公共领域中的抗争经历。影片标题中的“喊叫”与“耳语”巧妙地反映了女性在抗争和被打压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不同维度。
影片中“喊叫”的章节主要聚焦于珠三角地区一家鞋厂的女工。她们勇敢地站在镜头前，分享自己组织抗议争取社保的经历以及面临的来自雇主和公权力勾结的打压。女工小梅在讲述自己因维权活动而遭到雇主监控、进而被解雇的经历时，监视器如同格子一样遍布画面，血淋淋地诉说着她们所面临的全景式暴力。McAdam的动画作品与航拍画面的结合，尤其是对富士康2010年发生的连续14起跳楼自杀事件的呈现，揭示了全球工厂对底层劳工的异化现象：长时间的工作、低廉的薪酬、劳工权利和独立申诉渠道的缺失。富士康的悲剧并未止于2010年，工人诗人许立志在2014年与富士康签订劳动合同后自杀。根据他的诗句改编的字幕“不是一颗螺丝掉在地上，是人自杀了”成为影片中最震撼人心的“喊叫”。
在“耳语”部分，影片进一步探讨了女工在全球化工厂中的异化情况。例如，面对关于未来打算的提问，一位在流水线上进行重复劳动的女工，在宿舍中显得无言以对。这种集体生活模式几乎完全磨灭了她们的个性。对于导演和参与访谈的女工而言，记录和诉说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抗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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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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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碎语
“临时感”于是反而意味着某种踏实感。干一天，得一天，对比之下，流水线固定工人并不见得有优势：工作时间大部分要求十个小时以上，工资平均在3000至4000元，且大多没有五险一金。不少工厂还要求员工在进厂前先交一笔押金买厂服、饭卡等，离职时却未必能全部退还。最怕的是老板“跑路”或工厂倒闭后，工人一分钱拿不到。
在一则热搜事件中，网友爆出与听障骑手的消息记录，外卖员在强调“快点”“给钱”等字眼，看似有些冒犯与不讲理。不少顾客也有类似的体验，认为他们发的消息没礼貌，不识大体。“客人以为我们态度不好，我们文化不好，文字语气冷冷的。”实际情况是，听障人的母语是手语，手语与汉语的表达逻辑截然不同。一方面是语序不同，这使得听障人士用书写传递信息时在健听人看来是一个“病句”；另一方面是语气不同，手语基于情景还原，用简单的动作表达复杂的意思，不存在敬语、敬辞等内容，这样的表达方式在转化成文字时难免出现直接、生硬的情况，很难在语气上达到谦和有礼。
来自《当一位聋哑女性闯入外卖系统》
他曾认真考虑过退培，换份工作，但他发现自己“连退培都退不起”，他所在的医院规培协议规定，中途退培者要退还规培期间所有费用，他了解到，其他医院还有要求退培者需向医院赔偿基本工资的1.5倍甚至两三倍的。“现在没钱，走不了，如果有条件我不会再选择当医生了。”周阳说。
来自《医学规培生难以承受之痛》
作为大学生，江翼澄曾有意识拒绝这种体量大、工时少的单子。但结果，是分给她的单子急剧减少，影响她的收入。“这就像一个服从性测试，只要不服从它，你就没单可做，只能拿底薪。”江翼澄挫败地发现，即使觉察到这种系统性的压榨，她也难以凭借自己的力量有效反抗。
来自《大学毕业，上岸保洁》
09
工声故事
前言：“工声故事”是小报新的尝试栏目，希望鼓励蓝白领劳动者和对劳动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写作自己身边的所见所闻。本次稿件的主角是一位留守童年的亲历者。留守儿童所面临的情况有差异性，但缺少父母陪伴这一点是共通的课题。
蒋军出生在江苏北部的一个县城，父亲和母亲自他未出生起就在南京务工，为了多赚点钱在县城买套房子，常年在外不归，与蒋军相处时间甚少。但好在他的父亲属于技术工种收入还比较可观，在工地一天三四百元。母亲早期是做商场导购，后来店铺关门，便在南京找了份房产中介的工作，一个月也能有个七八千的收入，运气好的话卖套房子提成则有三四万元。其实蒋军父母年收入加起来并不算少，这和很多人印象中留守儿童的家庭情况似乎不相符，但蒋军确确实实是从小到大都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的。
蒋军是一个九五后，年幼时父母为了他能够享受更好的教育资源，没有选择在沭阳县读书，而是把他送到了宿迁第一实验小学。蒋军一年级时住在嫁到宿迁的姑姑家里，后来姑姑姑父常因为这事吵架，蒋军在二年级父母就让他住校了，只有周六周日姑姑会接他回去换换衣服在家里住两天。蒋军在小学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老师也很喜欢他，知道他父母常年不在身边，在学校对他都会特别关照。而他的父母则是每年过年回来待一个多星期便又匆匆离去。蒋军对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记忆和感觉，反倒和姑姑关系比较亲密。也许是出于愧疚，初中开始蒋军父母给蒋军的零花钱就远多与其他同龄孩子。
因为住校，所以每次回去姑姑会把钱都给蒋军让他自己充饭卡买生活用品。而蒋军自打上了初中，除了去姑姑家拿钱，几乎也不会住在姑姑家里，而是和三朋四友去网吧包宿，成绩自然也一落千丈。而他的爸妈却只会给蒋军更多的钱让他去报补习班或是买学习材料，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他的成绩。蒋军则是把钱攒下来买了一部手机，当时一部手机要三四千元，而蒋军每个星期的生活费是三百元，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就是想炫耀吧。其实也没什么人需要打电话，手机一个号码也没存。因为不敢告诉姑姑和爸妈买手机了，就是觉得拿到学校很装逼，别人看得起他。就这样到了初三，蒋军连高中都没考上，也正是这一年，蒋军的妈妈回来了，他的爸爸在南京继续工作，妈妈则是来宿迁租了个房子陪蒋军上中专，希望他可以好好念书。
说起父母，蒋军只觉得愧疚，认为自己年轻时没有好好念书，导致现在没有很多选择和机会，而他的父母对于他也是只觉得愧疚，认为蒋军是个很聪明的孩子没能考上大学都是自己光顾着赚钱没有陪伴孩子。
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留守儿童都是在偏远地区或是农村这些地方，但其实，城市里也大有留守儿童在。他们看起来过得还不错，可以吃肯德基，可以读不错的学校，但是他们真的从小就没有父母陪伴在身边。
像蒋军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他们总是早早走上社会，接触一些他们作为还在上学的年纪不该接触的新鲜事物最后往往会荒废学业甚至有些会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而对于这些家庭的孩子来说，荒废了学业，基本上就定型了，虽然不是百分百但确实他们能逆天改命的机会很大概率只有靠读书这一条路。
现在蒋军靠着父母在宿迁市买了房子，自己则是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虽然没有房贷，但是蒋军疫情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个海鲜大咖烧烤店，亏了几十万，那是他父母所有的积蓄留给他结婚用的还有借亲戚朋友的钱，现在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还债，快三十岁了，对象也还没找。
作者：S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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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报周期（2024/03/28 - 2024/04/08）
撰稿：溏心蛋、布迪、Xay、蓝水、马乙己、Grayson、小四
编辑：三不沾
校对：非洲大蜗牛
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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