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居己乡的小事

应该是夜里1点了，Abdur在WhatApp群里发了信息，“有不是来自欧洲的同学吗？”

我回复了一句，“我”。

“你是来自哪里？”

“中国。”

她随即私信了我。“如果没有奖学金，你怎么来度过接下来的两年？”

我回答说，我正在申请另外的奖学金，自己有一些积蓄，也会做一些freelancer的工作，总体来说应该可以。我正疑惑她为何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前几天得知，她早已是PhD，是达卡大学的社会学老师，或者她更认可的身份，“我是一名社会学家”。

那几天她在群里，总是显得最急切，最慌张，也有最多的问题。“现在孟加拉的德国领事馆都关了，发不出签证来”，“签证一拿到，我就希望能够去到德国，不管大流行怎么样”，“不管政府放不放我走，我都会去”，“你们都在担心宿舍的事情，对我来说有更根本的问题”……等等。那时候，她不像一个社会学家，更像是一个似乎不得不离开的人。

我们聊起生活时，为了说明自己的积蓄问题，她估计是特意转换成人民币，告诉我她的每月收入水平。“政府每个月会给我工资3300 Chinese Yuan”。

“政府给我”这个表述，首先让我觉得奇怪，不过想了想，国立大学，确实也算是公帑。更令我感到一丝惊讶的，是作为大学老师的薪资数字。我没有立即回复她，而是去查阅了一下孟加拉国的维基百科，人口1.7亿，刚刚摆脱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正在经历“发展中国家”的审查期。

我立即给Abdur发去了一些申请其他奖学金的链接，因为之前的几次线上会议，她都没参加。我终于明白她的紧张来自何处，我甚至也开始为她紧张，不过更多的是愤愤不平。她有很好的学术背景了，也来自欠发达地区，从任何标准来看，EU应该鼓励她这样优秀的人去学习才对，居然没给她官方奖学金，这太不厚道。在脸书群里，我看到两个大学还没毕业的EU区的学生，声称自己收到了奖学金，这实在太不公平了。

我说，当一个社会学家，是很多人梦想的职业履历啊，为什么还想去这个项目呢。“因为我对欧洲很感兴趣，我希望能去到那里了解和研究更多”，她过了好一会儿回复我。

我还没见过这位社会学家，但后来几天，和她的聊天就老让我想起Jhumpa Lahiri。她是印度裔美国作家，但是她笔下的那些主角，她自己，都是来自于孟加拉语地区，讲孟加拉语，讲英语，读PhD，身处异国，谋教职，谋图书馆管理员，各种工作，在寻找什么，也不知道在寻找什么，无论男女，脑子里的身份和语言，总是在相互打架。

她在一本书里，说自己学习外语的时候，“I have no authority to be an author.” 或者她说，“Without a homeland and without a true mother tongue, I wander the world, even at my desk. In the end I realise that it wasn’t a true exile: far from it. I am exiled even from the definition of exile.”

另一本《同名之人》里，她还写过一段话，打动人极了：

“他一家的生活就像是一连串突兀而无法预料、没有筹划的偶然，一个偶然接着另一个偶然。最初是父亲因为火车颠覆而瘫痪；这件事情反倒激励父亲远走高飞，飞向世界的另一半去建立新生活。

他努力着要纠正这些来去飘忽、行踪不定的偶然和错误……父亲丢开他们溘然长逝，是这一切之中最为不幸的一个偶然；好像死亡早在许多年前就已准备就绪，准备工作在那个他差一点儿送命的黑夜就已完成了，所有留着等他的只是那一天，悄然别去的那一天。

这些事情造就了果戈理，使他变成现在的他，决定了他的人生。这些事情始料不及，却令人尽其一生去回味，去思考，去努力接受，去诠释，去理解。许多事情本不应该发生，不得其所，错误横生；而恰恰是它们压倒一切，持续至终。”

In so many ways, his family’s life feels like a string of accidents, unforeseen, unintended, one incident begetting another. It had started with his father’s train wreck, paralyzing him at first, later inspiring him to move as far as possible, to make a new lif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He had tried to correct that randomness, that error. And the way his father had slipped away from them, that had been the worst accident of all, as if the preparatory work of death had been done long ago, the night he was nearly killed, and all that was left for him was one day, quietly, to go. And yet these events have formed Gogol, shaped him, determined who he is. They were things for which it was impossible to prepare but which one spent a lifetime looking back at, trying to accept, interpret, comprehend. Things that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that seemed out of place and wrong, these were what prevailed, what endured, in the end.

我想，我现在只能通过裘帕·拉希莉去试着理解Abd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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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促使我想起另外一些事情。

还在北京工作时，我认识了一个俄罗斯女生。有一次，我们在颐堤港喝东西，她烟瘾不小，不时会出去抽烟，那是她解压的方式。她叫达丽莎。达丽莎开玩笑对我说，她的名字中文发音，就是“大的傻（逼）”。她最初用长期的旅行签证先来了中国，也因此当了挺久国际学校的“非法劳工”，后来正式办了工作签证。她跟我一般大，出生不久后，苏联解体了。

达丽莎来自一个俄国中部的小城镇，那天她在谷歌地图上指给我看，可是现在我早忘记了名字，就像外国人也不会记得重庆某个县城的名字一样。小时候，达丽莎的亲生爸妈离婚，她还有个哥哥，后来做了当地的记者，妈妈则常年在外打工。有个冬天，妈妈从城市回来，提着几大包塑料口袋，那是从城市里带回来的零食玩具。她四岁，穿得厚厚的，开门迎接妈妈，开心极了，朝妈妈跑去。雪天路滑，她跑着跑着，摔了一大跤，但没事一般爬起来，继续朝妈妈跑去，像馋坏了的猫。直到回到家，因为疼痛，脱掉裤子一看，才发现腿上全是血。

后来慢慢长大，她开始越来越渴望能有“自己独立的一间房”。而不是一大家人，和继父一起挤在一个小房间里。但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她喜欢写诗，大学读的英文文学，毕业后找到的工作，都不足以让她实现这个愿望，能有一个独立的房间。

于是24岁这年，她孤身一人“南下”。俄罗斯人成为了“北漂”。我当时觉得南下做北漂这件事有奇特的幽默感，笑着说，我们都是Beijing drifter。

我是慢慢知道她更多的故事的。一开始，达丽莎被骗，加入的“国际学校”很快跑路了。后来加入的国际学校——也就是我们认识的时候——倒是没跑路，却也一直让她处于担惊受怕的非法状态。她害怕警察，害怕半夜敲门，不过她适应得很快，在我面前熟练地用支付宝、微信、滴滴打车、美团等新四大发明。只是外卖最让她烦恼，因为她那时除了“大傻逼”等词汇，不会说日常中文，而外卖小哥则很少能听懂英文。

有一天她给我打来电话，说自己有合法工作签证了，并且升职加薪，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房间”了。她又换了一所学校，这次是正规的、很好的学校。我们决定吃饭庆祝一下，她给我讲起了近况：现在在这所学校里，对着同事和老板，她就是来自俄罗斯的达丽莎，但是对着学生和家长，她就是来自加拿大的克莉丝汀。这是老板给的入职条件，毕竟，这所学校对外宣称的，全是来自英语国家的外教。她这么讲着，带点愤恨，又觉得挺公平，毕竟以她的身份，“应该”教俄语，可是现在的中国，没有人想学俄语了。

后来她把这段更名易籍的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博客，以一首诗的形式。那个博客全是她写的上百首诗，大部分是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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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件夹里，一直有这么一篇没写完的日记，三年了，都没完成：

“三十三拱桥已陷入昏黄夜色，桥下没有水，而是一片广阔的沙地。尘土扬起，灯火也粗粝起来，月光薄薄一层，笼罩了整个伊斯法罕。云彩变成灰黑色，与夜交融得深了。

在人群的欢呼中，我好像听见身后有人跟我打招呼。

对伊朗人来说，这是个神奇的夜晚。我和几个旅途中认识的中国人一起，在三十三拱桥下聚餐，没有酒。我们只能喝可乐，然后打开手机，看世界杯直播，正好是伊朗对摩洛哥。

全场比赛伊朗都被压制着，我们仿佛也带入成为伊朗球迷，为伊朗队狠狠捏把汗。但奇迹在最后时分发生，伊朗人以1：0的微弱比分赢得了比赛。全城都欢呼沸腾了，汽车停下来鸣笛，行人尖叫，一瞬间街道都变了个样。无论男女，都把早已准备好的横幅拉起来，载歌载舞的。我们也跟着伊朗人庆祝起来。我们欢呼大笑，和人群融为一片。没有酒，很少香烟，或是其他刺激情绪的物品，人们就这么自然地欢笑着。

这就是伊朗给我的印象，在一种奇怪的封闭和开放的张力之间。你总是能看见伊朗人的热情与友好，以及在欢笑友好中挥之不去的压抑：狂欢时没有酒精，很难感受到飞扬的汗水，没有除去的衣服。男人尚好，下身长裤，上身好歹还可以露出胳膊。而那些高鼻深目的女人，则都裹在长袍和头巾之下。

所以当听到身后有女孩打招呼时，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不管怎样，我还是转过身去，看看是谁。原来真的是在对我打招呼。在这个夜晚的人群中，她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她很随意地裹着一个浅色花纹的头巾，几乎已经露出了前面的所有头发，头巾只包住了她的后脑勺。与其说是按伊斯兰法律规定的保守着装，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特别的女性装饰。

她看着我，一脸灿烂的笑。

我立刻慌张地用波斯语跟她说了句你好，这也是我这些天学会的唯一一句波斯语。

她则大方地用英语开始介绍起来，“我是一个画家，吉他老师，还是个摄影师！你来自哪里？”

她介绍自己时，仿佛有强烈的冲动，要让我知道她所有的骄傲似的。

我这才仔细看她的着装，这个彩色的头巾刚刚好包裹住她的后脑勺，露出她染烫过的头发，头巾边缘处散出来的头发。她穿着一件白色薄T恤，一条紧身淡蓝色牛仔裤，用一件米色风衣半包裹着她的身体，以免身上的肌肤被人看到。但是脚上穿着凉鞋，手指与脚趾都涂了指甲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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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事情，我一直记得，但没有继续写下去。但过了这两年大流行的不确定人生，我很害怕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全部忘记，所以简要记录下来。我们是第二天，在伊玛目广场的夜里聊起这些事情的（那是伊斯法罕人民们夜里最爱来的半封闭式广场）。

她名叫Katereh，家里的第三个女儿。父亲总是想要一个儿子。当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就彻底绝望了，因为实在养不起第四个孩子。连续生了三个女儿，已经让这个家庭不再有信心能生出一个儿子。父亲最终抛弃了想要儿子的愿望，但是把怒气和忧郁都转移到这个小女儿身上，她在责备中长大成人。

“我是我们家的羞耻”，她说这句话时非常坦然。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她接着说她自己。她是一个和两个姐姐彻底不同的女孩。从青春期开始，她身上的叛逆就不可收拾，她开始自学画画和吉他。她跟着自己的邻居——一个当地杂志的摄影师——学习摄影。比起波斯的艺术，她更喜欢”西方“艺术。

Katereh的大学专业是美术。大学毕业以后，她回到伊斯法罕，变成一个职业的摄影师。业余时间，她教小孩吉他和美术，赚更多的钱。她说自己这么努力赚钱的原因是她想出国留学。她那年25岁多。

她开一辆破旧的车。在伊斯法罕，这个全国最商业化的城市，女性开车的情况也比其他城市更普遍，Katereh就是她们中的一员。

第三天，那也是我在伊朗的倒数第二天，她再来找我时，就开着那辆破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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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伊朗之旅以后，我会经常想象她后来的生活。我甚至在想象中，给她安排了一个Marjane Satrapi的人生。她应该要去维也纳，后来可能开始当个画家，给《纽约客》撰写图像小说，画出另外一部《我在伊朗长大》出来。但我也会自行打破这种想象，她的家庭和出身，毕竟不是Marjane那样的巴列维王朝“旧贵族”，以她所面对的家庭与时代，她那时所拥有的人生，就已经用尽全力了。

现在她应该29岁了，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是留在伊斯法罕，还是出国留学了，大流行对她和她的家庭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一点都不清楚。她送我的一本破破的波斯文伊朗史和两个很东方主义的佛像，我还留着。

我想，我一直没能写出整个旅途的最大原因，可能是因为最后那个下午。我们走在街头，伊斯法罕天气极好，夕阳照射着这个土黄色的古老城市。我们开始保持合适的距离，并排走着，穿黑色Hijab的中年女性们疑惑地看着我们，青年男女对我们颇有侧目，一些人不再像此前的旅途上那样对我友好，目光渐渐充斥着敌意。快要走到前方的路口二三十米米处，她对我说，前面有警察，你走到我后面十米，假装不认识。我完全没看到前面有警察模样的人，但也都照做了，就谨慎狐疑地走过十字路口。

现在没有警察了。过了好一会儿，她转过头说。我们开始肩并肩走。她要带我去一个她最喜欢的公园，我现在忘记名字了。突然，马路左边，有一个大胡子的男人，穿着红蓝相间的条纹Polo衫，卡其色长裤，开始对着我们大声嚷嚷，朝着我冲了过来。她一个箭步挡在我的面前。就这样，我目睹了惊人的一幕。一直和善友好的Katereh，怒不可遏地和那个男人大吵起来，我愣住了，又完全听不懂。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她转头拉着我就开始跑，一直跑一直跑。

到了一个角落，她喘着气说对不起。我那时肯定满脸疑惑极了，那是警察吗？我问。

不，那是个疯子，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