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幸彤：為公義作出的承諾，會超越任何文字獄的壓迫而長存

剛得悉鄒幸彤於「六四卅二煽惑案」中被判囚15個月，以香港法院現今的「捍衛強權標準」，沒有意外。以下是幸彤在該案的陳情文（引自其Patreon），意味深長，值得同路人細味：

其實這單案由所謂案發到現在，不過短短半年，但六四已經極速從公認的良知底綫到公認的危險紅綫。支聯會、六四紀念館、國殤之柱、民主女神像、六四浮雕，一一倒下，圖書館六四書籍都不能幸免。同一段時間，蘋果、立場停運，到今日，眾新聞都沒有了。可以預見，公共平臺談論六四空間完全消失，或許可以的，你說六四是反革命暴亂囖。 

所發生的一切正如我在文章中寫的，暴政貪得無厭，紅綫只會不斷擴張 [按：添加的粗體強調；下同]。這一刻，我更確定，我當時有必要寫這兩篇文章，趁著我們還有講六四的空間。無論法庭如何自圓其說，如何學特首那樣，對眼前寒蟬效應視而不見、如何强調到沒有影響人權。今日判決，宣判兩篇講六四文章有罪，就是參與這場洗刷六四的工程，就是封鎖六四真相的又一棺材釘，是禁錮文字的又一鎖鏈。判決傳達的信息是燭光有罪、文字有罪。

文字獄的風氣，不是從這一單案開始，也不會在這一單案終結，捍衛言論自由的唯一方法是繼續説話。文字是有其内在生命力，永遠無法被法律、被權威所定義。即使法庭決心要介入成爲文字仲裁者、執意為文字定調論罪，法庭也只不過是衆多讀者之一，它的決定主宰不了其他讀者如何理解一篇文字。一位讀者的偏頗理解，完全無損文字本身存在的意義，甚至對作者來説，是完全不需要介懷的事。即使法庭繼續審判我的文字，也不會是我停止寫作的理由。

判刑階段，法庭大可以考慮， 無論判處我什麽刑罰，我會繼續講我該說的話。我沒有任何其他個人情況要告知法庭，但我認爲法庭有需要聽六四死難者家屬的聲音，聽下政權想通過這單案掩埋的聲音：

「走到六部口遇到部隊，北京市民護住學生跪在坦克前，攔住部隊，部隊打出帶有毒氣的催淚彈使得在場的學生、市民暈倒在地不能動彈，一排坦克從這些失去知覺的人群中軋過去，田道明也在其中。田道明半個額頭帶一隻眼睛被坦克軋掉，只剩下半個額頭及另一隻眼睛」。控訴人田維炎、黃定英，他們的兒子田道明在 6 月 4 日清晨被坦克車碾死，終年 22 歲。

 「 6 月 3 日晚 11 時，戒嚴部隊先前步方隊自西向東行進，一跨過木樨地橋，就一聲令下士兵臥倒，中間一軍官以單膝跪姿，用衝鋒槍向馬路中間及兩側盲目掃射，多少人應聲而倒……」「在尋找袁力的半個月時間裡，所到 44 座醫院無一沒有屍體，最多的復興醫院，屍首堆積如山。我們從各個醫院親眼目睹的屍體，至少在 400 具以上」。控訴人袁可志，其子袁力，北京交通大學研究生，於木樨地中彈，子彈穿咽喉而過，終年 29 歲。因袁力當時身上沒有證件，被列作無名屍，家人尋找半個月才找到遺體。

 「這時間來一輛卡車，車上的士兵向路邊的群眾開槍……這時在前面有人喊：『救命啊！我受傷了！』燕聲站起來，要去救那個人，可就在他站起來奔向呼救的人時，狠毒的子彈向他射來……醫生打開傷口，發現子彈在體內炸開，這時中了炸子！」控訴人黃金平，楊燕聲的遺孀，楊燕聲肝部中彈，終年 30 歲，當時兩人孩子只有20 個月大。

 「6 月 3 日晚，我和向東父親等待兒子久不歸家……我們夫婦決定騎自行車去天安門廣場尋找，在行進路上，見一群悽悽慘慘的學生，有的受傷，有的抬著被坦克車壓扁的學生。」「我們去了人民醫院、兒童醫院、阜外醫院，每個醫院門口都貼著死傷者名單，都是密密麻麻一片，各約 400 多人……我們翻了許久，未見兒子向東的名字，又進到醫院內從無名屍體重一個個去辨認。可憐哪！都是一具具血肉模糊，睜著大大眼睛的年輕人！」控訴人徐玨，吳向東的母親，吳向東頸部中彈，終年 21 歲。

 「6月 9 日去八寶山火化場了解情況，見有駐軍把守，說是要辦一個手續，寫一個死亡說明，如果寫槍殺就辦不了火化手續……我堅決不肯這樣辦理。蒼天有眼，是劊子手殺害了我兒子，難道要我去替劊子手掩蓋罪行？不讓火化，就讓屍體永遠停在太平間！」控訴人鄺滌清，其子鄺敏於木樨地中彈，子彈穿透肝部而過，終年 27 歲。

 「為肖波死於所謂動亂，我還受到巨大壓力，北京大學有關部門……警告我不准帶孩子在校內走動，有人問起時不能說孩子的父親是肖波……」控訴人劉天媛，她的丈夫肖波生前是北京大學化學系講師，在木樨地勸導學生返校時中彈，主動脈被擊斷，終年 27 歲。

 「孩子被無辜槍殺，當權者對死者親屬也不放鬆監控。每逢清明、六四等所謂『敏感』時期，當局常常找我們談話，還指派公安人員及便衣守候在我們的家門口監視我們，連我們去墓地也不放過……開始幾年，我們面對警察的監控精神幾近崩潰……我們不能再這樣無限度地忍受下去，我們要維護自己作為人的尊嚴。」控訴人周淑莊，其子段昌隆試圖勸解戒嚴部隊軍兵時，被一名軍官用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射中心臟大動脈，終年 24 歲。

 「時隔二十五年了，政府依然沒有就當年的罪惡反省，依然動用公安系統力量對我們難屬進行監控——我們在中國的大地上不能自由地發出自己的聲音，不能自由地公開悼念自己遇難的親人；我們的親人被打死了，我們反倒成了被國家監控的罪人——這樣的手段對待國民，只有獨裁統治的國家才會出現。」控訴人熊輝、張彩鳳，他們的兒子熊志明6 月 3 日晚在西單一條胡同內遭槍殺，子彈射中太陽穴，終年20 歲。

 這是求情的階段，真正應該求情悔改的，是32年前殺人的劊子手，是壓迫了難屬們32年的所謂國家大義。死去的人不是騙局，不是外國勢力的陰謀，是一條條人命，真正的騙局，是用法律之名去包庇凶手，以國家之名抹去受害者的存在連死者都不尊重的國家，連死者都不尊重的「賢達」，還可以尊重什麽。如果法庭允許，我最後想讀一段天安門母親群體今年六四公墓拜祭時的悼詞。

 天安門母親在今年六四，在我被關押在警局時，在當局嚴密的監視下，到萬安公墓拜祭時所讀：「三十二年來，我們心中的悲痛和思念絲毫未減。我們活着的人，一定會擔起更重的擔子，抗爭到底，至死不渝！」 

八段證詞，八個破碎的家庭，然而在六四之中，在一黨專政之下，破碎的家庭又何止八個？其實這些難屬才是這單案中真正的受害者，因此他們的聲音才是最有必要出現在這場庭審的記錄之中。聽下這些正在被消滅的聲音，或者法庭會更明白，自己正在扮演一個什麽角色。

抗爭到底，是難屬的呼聲，亦是維護尊嚴的唯一出路。因此，即使燭光有罪，我仍然會呼籲大家，無論是今年的六四，還是將來每年的六四，繼續點起抗爭的燭光。就算沒有了支聯會，沒有人去申請集會，我們仍然可以每一個人去守這個約定，用燭光照亮長夜。這個為公義作出的承諾，會超越任何文字獄的壓迫而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