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沙動地 何以載途

星期日下午，京城一掃連續兩天的深霾，在迅猛朔風下，清冽的藍天又現。一個雅致的院落裡，人們在對談中，眼光也不時注視著南方，想看看在藍黃兩營都高度動員的張力下，香港的普遍民意會對五個月以來的事態給出什麼樣的證言。

隨著投票率不斷創下新高的數字傳來，建制派可能不會選的很好，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預期。畢竟，比以往猛漲的投票率背後，猛漲的就是政治情緒；哪一營的政治情緒更迫切地找到出口，恐怕不言可喻。

我並不意外─對一些長期觀察或與聞香港事務者來說，他們當年最主要的心境，可能是把1997年7月1日的回歸，當成一項長跑馬拉松的終點，而沒有真正在心態上，將其當作是另一段長期賽跑的起點。

22年來，北方的相當一部分人自耽於、也習慣向外如此說明，並最終形成了一個自我說服的閉環─香港是一個保守主義城市，乃意以經濟績效和盡量以97年以前體系為主的管治班子為基礎，繼續力行行政主導、以行政吸納政治的路線，而不願面對香港已逐步政治化的現實。

正如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在選前向法媒所透露者：所謂的建制派，就是雖然會私下向港府等管治團隊提各種意見─包括在民眾示威的一開始，就力勸林鄭直接撤回修例法案。但只要特區政府沒法接受之事，建制派就不會進行公開的呼籲。

這種建制派的生存邏輯以後是否會發生調整？這個調整一旦發生，又會是一種內生的主動圖存，還是來自外力鬆綁下的自選動作，目前尚不可測知。

另一方面，正如一些長期對港工作者所言，過去22年來不將香港導向政黨政治的後果是，建制陣營的兩大主力─民建聯和工聯會至今仍更似是一個政團，而非政黨。面對口號和主張越來越有挑動性、思想進攻性和對香港全局前途統攝性的泛民和激進本土派對手，建制派團體，則陷入轉型乏力、一發生與官僚體系的齟齬即被扣上“你是更愛香港還是更愛選票”的“天問”；其自身的民意基礎，在面臨重大事態時，又難以用自主提煉出的綱領性主張鞏固。

除了做好事務性的社區服務外，他們難以凌越特區政府的種種既定決策；作為一股政治力量，卻尷尬地陷入無法提出政治性替代主張的怪圈。

更遑論此次區議會選舉結果的大範圍“剃頭”後，建制派團體面向新生代的造血機制、給新一代親建制參政者的歷練機會、以及吸引平民子弟走向這條道路的吸引力，恐怕也將遭受空前挫折。

對北京來說，或許，從大範圍允許泛民和本土派的各區議會參選人入閘(除了DQ了黃之鋒一人)以來，就已預料到原本由建制力量占優勢的各區區議會，將面臨一定衝擊，只是這一衝擊的猛烈程度或許也超乎意料。

從另一方面來說，允許區議會選舉在基本不扭區民意表現的方式下完成，對北京的全局視野而言：一來，可以對內對外證明自己對現行政制─一國兩制的承諾如昔，即便是反建制派大勝，也不會發生“沒收”選舉一說。二來，也不乏藉提供此一民氣出口，抒解五個月以來─甚至是2014年以來不斷積鬱的各種塊壘的意味，從而最終將當下突衝猛襲於街頭的肉體對抗和於這種對抗中新生出來的民意承載者，重新導引、吸納回體制內的既有爭論軌道上來。

雖然已有人各界開始揣測，18個法定事權有限的區議會們，在非建制力量拿下其中17個後，能否有可能合縱連橫，像當年戒嚴下的台灣省議會般，化身為一個最具民意反映性的政治新舞台？又或者有人會開始遙想，當1200名特首選委的117席區議會名額盡入非建制派之手、在過去五個月裡還有200多名選委先後表態認為林鄭已不適任、一些專業界別也有可能“染黃”的當下，2022年的特首選舉要如何醞釀人選，以保證這個票選委們投得下去、守住北京關於“愛國者治港”的根本要求？

不過這些關切或許還顯太遠。從北京的微觀操作論，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或許是親建制派陣營裡以行政官僚占主導、建制派黨派為輔翼、中央駐港機構的存在感不斷增強然效果益發相反的這個三角內部，是不是需要進行一些事權、空間和三者力量天平的調整了？有沒有可能讓建制派的政治人物更多地發出自己的判斷和聲音，而不動輒給他們扣上“只想當短線政客、成不了有大格局政治家”的帽子？畢竟在選舉政制下，一個政治人物沒了腳下選區的方寸，又焉有盱衡大局的立足處？

第二，在傳統親建制紙媒影響力基本消逝，整個香港的社會脈動和具體的政治行動，均由互聯網情緒和思潮全面主導的情況下，在社交網絡平台不占“主場”的建制派，如何在對方的主場把戲也唱起來？如果在FB、連登等對方主場上施展不開，還有沒有任何自己搭台，並且找到同溫層以外新觀眾的任何可能？

這些潛在的問題，不止是留給香港的建制派、北京的對港工作班子或其他更具有全局事權的北方人士思考。同樣的設問模型和差不多的一組題，在50幾天之後，或許也可以搬移到台灣來，作為2020年1月12日之後新學期開學的模擬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