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泓：「壯志未酬」王作榮

2022 年 1 月 2 日

2013-08-01

今天在網上得知台灣前「監察院長」王作榮於昨日早晨因肺炎引發併發症敗血性休克，病逝台北榮總，享壽95歲。在大陸，一般人很少知道王作榮，不太會關注這則新聞，而在台灣，則有所不同，馬英九獲此消息後，立即作出書面回應，表達心中的「不捨與遺憾」，並指示政府相關單位全力協助家屬處理後事。

馬英九表示，王作榮歷任大學教授、政府財經幕僚、「考試委員」、「考選部部長」暨「監察院院長」，為國戮力從公、盡心盡力；1970年代，台灣社會遭逢巨變時，其秉持經濟專業及對社會的使命感，在媒體針砭時事、提出國是建言，替台灣經濟把脈；此外，還執教台大經濟系多年，桃李滿天下，對台灣社會政治、經濟、教育等領域貢獻卓著。

這是馬英九對王作榮的高度評價，然而，對於已逝的王作榮來說，這些評價或許並不重要，因為他本人早在1999年3月出版了四十萬字的自傳《壯志未酬》，對自己在翻騰的歷史長河中激起過的那簇「浪花」早有評價，那一年，王作榮八十高齡。

為了寫這本自傳，王作榮扶病修改並補充，歷時五年，「書中自敘學思歷程與公職、主筆生涯；直言月旦當代人物蔣中正、蔣經國、嚴家淦、尹仲容、余紀忠、王永慶等人；更以近十萬字詳述與李登輝論交四十載之迂迴轉折，剴切評斷李登輝治國之功過」；在台灣讀者看來，這本自傳不僅是「王作榮忠實回顧一生的記錄，更是一部台灣現代化工程的因頓史」，大凡瞭解王作榮的人都知道，他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要促進台灣的現代化，「在他構建的藍本中，主張以經濟為領導部門，藉以觸動政治民主化，提振行政效率，以及提升人民生活品質，最終形成全面性的現代化工程」。

至於在自傳中直言不諱地月旦權重一時的歷史人物，或許是此書中最為精彩的一部分。以王作榮本人的說法，在今日之台灣，與四任領導人「都或多或少有相當關係，而與後三代‘總統’關係尤為密切，卻始終沈而不浮、浮而不起、起而不用、用而不當，以致壯志未酬的人，可能不多」，他甚至認為「高官不等於重用，只是安插或酬庸而已，安插或酬庸可以使人做大官，但不能讓人做大事」，能夠獲有這種認知，若非官場和權力沒有一番深刻體悟是不可能得出的。

作為政府高官，王作榮一直「所希求的是適才適所，做對國家有益的事，不在乎做大官，但是此種心事誰能知」，很顯然，從自傳中可以知道，他與關係最為密切的李登輝在政見上存在許多分歧，因而直言道，「假如‘李總統’採用了我的想法與路線，則今日的‘國家’局面與‘李總統’個人所面對的形勢，及其在歷史上的定位，也將完全不同」。王作榮說此話時，李登輝仍是台灣「最高領導人」，第二年，才實現政黨輪替，由此可見王作榮耿直的性格，他本人也承認，「我的最大缺點是愛說話，愛管閒事，不但愛說，而且愛寫，另一個最大缺點是愛思想，愛挖根……」

王作榮在自傳中談到的第一個重要人物就是尹仲容。尹仲容是早期奠定台灣經濟起飛之基礎的關鍵人物之一，時任台灣「經濟部長」（1954年），自1953年至1963年十年間，王作榮一直在尹仲容手下任職，「在追隨尹仲容先生的十年，及以後我在社會謀生期間，當初工業委員會的少數同事就如影隨形，附在我的身上，窮追猛打，毫不放鬆，怎麼都拋不掉，直至他們的權力消失，無力打壓為止，而我也已老去。我並是尹先生的人，沒有派系，也從不與人鬥爭，更不背後傷人，與他們並無深仇大恨，不知道為什麼要對我如此……」

尹仲容是1963年1月因病去世的，王作榮目睹了尹仲容為振興台灣經濟「鞠躬盡瘁而身持公正儉約之情形」，「對我日後的行事風格有很深的影響」，「終身感恩，而報答無門」，他一直記得尹仲容當年對他說過的話，「我們國家沒有進步，幾十年前如此，幾十年後還是如此，都是這些老問題」。

尹仲容去世後，嚴家淦接任其遺缺，並兼任「美援會」副主任委員，成了王作榮的頂頭上司。後來「美援會」改為「經合會」，嚴家淦以「行政院長」兼主任委員，還是王作榮的頂頭上司。雖然嚴家淦對其「十分禮遇」，接觸之下，王作榮認為嚴家淦是他生平遇到的兩個最聰明的人之一，另一位是王永慶。

蔣介石生前對嚴家淦十分賞識，當時許多經濟問題都要用現代經濟學術語解釋，蔣介石「不十分懂」，別人越解釋，便越高深，「只有嚴先生能用老總統所能聽懂的話，三言兩語老總統就懂了」。實際上，嚴氏曾是陳儀的長期追隨者與親信，陳在後來是被蔣下令槍斃的人，嚴家淦則有一般人所沒有的「圓融個性」，甚至被人稱之為「嚴推事」，即所謂不肯負責做事，沒有主見，但他「同時為兩代蔣總統與陳誠所信任」，其處理人際關係之圓融可想而知，這大概正是王作榮所認為的「聰明之處」。

嚴氏的仕途一帆風順，扶搖直上，最後也做到了「總統」。王作榮在自傳中還是直言批評嚴氏「器量不大，寬厚不足，容易記恨，別人偶有忤犯，必銜恨報復」，王作榮在工作中曾經得罪過嚴家淦，於是有人提醒他說，「在尹仲容時代得罪了他，別想翻身」，王因此認為嚴家淦「正由於此一缺點，使他的用人與事功都受到了局限，不能成為一代名臣，只是一代顯宦而已，頗為可惜」。

儘管王作榮一直受到嚴家淦的壓抑，卻仍對他「常懷感激之心」，在他看來，嚴家淦是「真正知道我的能力、十分欣賞我而想要用我的人……他壓抑我而不令人覺得邪惡，也不曾含人嫉妒心，怕我出頭超越了他，純粹是因為認定我小看了他，不尊敬他」，官場上的險惡被王作榮描述得繪聲繪色，真實而可信。

王作榮對蔣介石懷有複雜的感情，一方面，認為他是「民族英雄」，不愛錢，自奉儉樸，折節讀書，努力吸取新知，赴台後，「更汲汲於行政革新及國家現代化……不失為一賢明之主」，另一方面，認為其受「出身、教育、中國文化與傳統，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脫離不了舊式軍人的專權作風，缺少對民主政治的瞭解……以致專制獨裁，喜用同鄉、親戚及學生幹部，不能廣開賢路，不能建立一個有效率的、廉潔的行政與軍事系統」，終因而失去人心，丟掉了大陸。

王作榮第一次見到蔣介石是在1933年夏天，當時王作榮以漢口市立第一中學初一學生的代表，在漢口明星電影院聆聽過蔣對教育界人士的訓話；1943年，王作榮就讀中央大學，蔣當時兼任校長，「遠遠地見過幾次」；1944年，王作榮進中央設計局任職，蔣是他的長官，為青年從軍被集體召見過；到台後，又以績優公務員再次被召見，「我與他關係如此而已，但我可以稱他一聲老師或校長」。1967年，蔣介石在「國家安全會議上」曾向出席的黨政大員提到王作榮，說「有一個叫王作榮的，寫了一本書叫作《台灣經濟發展之路》，其中百分之八十我都同意，你們下去找一本讀一讀」。蔣這句話，讓此書一時洛陽紙貴。

王作榮後來回憶，「我那時不過區區一處長而已，實在算不了什麼，但他一讀我的《台灣經濟發展之路》，便十分稱贊，要召見我，我想主要理由不外求治心切」。蔣當時的秘書錢復告訴王作榮，蔣曾經吩咐左右人員，所有王作榮在報紙上發表的文章、意見，片紙只言都要剪呈給他看，這自是對王的一種賞識，但事實上，則令人意想不到，王作榮在自傳中特別指出，「老總統愈是看重我的文章，愈是提到我這個人，我便會愈被隔離中傷，會不能接近他，不能為他所用」，中國官場複雜與吊詭莫過於此。

王作榮與蔣經國接觸相對多些，對他的印象並不好，其原因是，那時的蔣經國有「俄國作風」，不過，王佩服「他的智慧與機敏」。自傳中言及許多與蔣經國之間的矛盾內幕，也針對蔣氏父子作過深度思考，王作榮這樣認為，「經國先生實是俄國史達林文化與中國包青天文化的混合產物，而老總統則是中國傳統文化，加上一些富國強兵的思想，因而追求國家現代化的觀念與知識所形成的現代文化混合產物……兩代蔣總統便是在這樣一類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人物，是以兩代蔣總統雖口不離民主憲政，心中則毫無民主憲政的概念；雖口不離法律制度，但本身很少遵守法律制度，而且不斷地為了政治目的破壞法律制度，自然更談不上主動地、積極地，建立可大可久的法律制度，徹底走上現代化之路了……」

王對蔣氏父子的看法是從實際接觸和觀察而來，或許有偏頗之處，卻不失其真實的記憶。蔣經國晚年的改變對於日後社會轉型起到重要作用，但畢竟是人治下的、而非制度性的改變，直至李登輝主政時期，經過六次修憲，台灣憲政制度才逐漸趨於穩定；當然，王作榮對李登輝曾經寄與厚望，不惜以一枝健筆為政爭纏身的老友力辯，但最終仍抱以失望，不得不嘆李登輝「最不能知我、用我者」，他在自傳中以十萬字筆墨剖析李登輝其人其事，不乏精彩之處。

王作榮自傳特點之一就是「貴在真實」，這是他寫這本書的原則，「對於許多事，有我獨特的看法，與清晰的立場。我既然明白地寫出來，就表示我對我的看法立場的客觀性與公正性，有充分的信心。持不同看法與立場的人士可以猛烈地批評我，責罵我，這正是台灣的流行病，但是我不在乎。寫自傳就是要存真，我要存真，我要為歷史作見證……」這是一種負責的態度，也決定了這本自傳的品質。一個人活到九十五歲不簡單，尤其在時代洪流中載浮載沈，其中多少冷暖、多少辛酸，惟自己知道，寫出來，為歷史留下真實的一頁，走也會走的坦然和安心，王作榮先生做到了！

附，《壯志未酬：王作榮自傳》一書相關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