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措施：从“适用技术”到“去增长”

编译自：Real Life Magazine的“Appropriate Measures: Changing the tech we use is not enough to mitigate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harm of mass technology”（2021/4/22）

副标题：改变我们使用的技术并不足以减轻大规模技术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

想象一下，你第一次去某个地方旅行。如果从效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最好的解决方案很可能是遵循地图应用程序所提供的路线。但也许你想再走一遍这同一条路线；也许你想磨练自己的直觉，为未来的旅行发展自己的导航技能。在这种情况下，数字地图可能不如低成本的工具有用，如模拟地图、路牌、太阳等。

这就是"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背后的思想，这是1960年代末发起的一项支持小规模技术的运动，旨在帮助社区变得更加自给自足。鉴于高度集中的技术对自治和民主构成的威胁，这一概念在今天尤为重要。它提供了一种模式来对抗资本密集型和采掘式的生产方式。但它的缺点同样具有启发性。“适用技术”的兴衰为我们认识技术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运动归功于舒马赫（E. F. Schumacher），他是一位德裔英国经济学家，曾担任印度和缅甸等国家的经济顾问，他写的关于有目的的工作和技术限制的著作受到其基督教信仰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他因其非正统的经济学思想而广为人知，这些思想抨击了主流强调利润而非人类需求。在他1973年出版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中，他谴责大规模生产技术 "本质上是暴力的，破坏生态的，不可持续的，对人类来说是愚蠢的"（inherently violent, ecologically damaging, self-defeating in terms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 and stultifying for the human person）。舒马赫认为，这些技术助长了消费主义倾向，同时剥夺了人们对工作的满足感。他对伴随技术变革而来的去技能化非常担忧，这呼应了早期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提出的观点。

舒马赫提倡“大众生产技术”（the technology of production by the masses）——一种本地化的方法，根据本地社区的需求定制技术，强调长期的和难以量化的商品，如创造性表达、技能发展和可持续性。他深受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的影响，甘地认为低成本技术的广泛采用——或重新选择——将有助于村庄满足其居民的基本需求，促进地方自治，并创造有意义的就业。对甘地来说，“手纺车”（charkha）最能体现这一目标：它代表着有尊严的劳动和摆脱殖民主义剥削的自由。charkha后来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象征，出现在印度国旗的早期版本中。

舒马赫不是他那个时代唯一考虑如何使技术更有利于人类和地球需求的思想家。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 Papanek)于1971年出版了《为真实的世界设计》(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对设计行业进行批评，呼吁对社会和环境采取更负责任的方法。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的《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与《小的是美好的》同一年出版，他警告说，工业规模的技术可能演变为“激进的垄断”（radical monopolies），支配着各种可能性的市场并排挤其他选择。例如，高速公路等与汽车相关的基础设施的主导地位使步行或骑自行车变得困难，从而使汽车出行成为默认的交通方式。因此，限制发展可能是增强而不是限制自主性。舒马赫、帕帕奈克和伊里奇都反对将发展和增长等同于进步的传统思维。他们还主张反对专业化，认为在通常情况下，个人和社区拥有必要的知识和背景来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

"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超越了舒马赫写的著作，凝聚成一场旨在实现其思想的运动。它分为两股实践：一股侧重于“南方世界”（Global South，发展中国家），另一股侧重于“北方世界”（Global North，发达国家）。舒马赫特别关注“南方世界”的贫困和饥饿问题，大规模失业和农村向城市的快速迁移加剧了这一问题。他认为，从“北方世界”引进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援助项目不仅无效，而且还破坏了受援国家的社会网络和文化传统。

1966年，舒马赫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开创了一种非传统的方法，成立了“中等技术发展组织”（IntermediateTechnology Development Group, ITDG），至今仍以慈善机构“实际行动”（Practical Action）的名义存在。他们的假设是，"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无害环境的、劳动密集型的、可在当地维护和维修的廉价工具——将有助于“南方世界”国家以一种更缓慢、更有意识的方式实现工业化，让这些国家对自己的经济拥有更大的自主权。ITDG早期的成功案例是在赞比亚，那里的鸡蛋生产商寻求用废纸制作的纸箱供应。当时，规模最小的可用技术需要每月生产一百万个纸箱才是经济的；而赞比亚市场每年只需要一百万个纸箱。因此，ITDG设计了一种机器，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生产一小部分托盘，并根据需要扩大生产规模。

"适用技术"运动很快流行起来，导致了太阳能炊具和非电动“锅里锅”（pot-in-pot）冰箱等工具的爆炸式增长。这一运动涵盖了广泛的行业——包括农业、建筑、能源和卫生，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适用技术"原则下运作的组织数量已经增加到1000多个。

在“北方世界”，参与者受到不同动机的驱动。恰逢20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和蓬勃发展的环境运动，美国的"适用技术"特别关注资源稀缺和过度消费的社会后果。时任加州州长的杰里·布朗（Jerry Brown）在1976年成立了一个适用技术办公室（Office of Appropriate Technology）。同年，蒙大拿州巴特市成立了国家适用技术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y，NCAT），重点关注低收入社区的节能解决方案。现在，NCAT已经扩大了他们的服务范围，除了进行建筑设计审核和施工计划审查以确定节能和提高效率的机会之外，还包括小规模集约化农业和再生农业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援助。另一个线索可以追溯到《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这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于1968年创办的反主流文化的杂志，旨在使获取工具和信息的途径大众化。它以小规模技术为特色，吸引了“回归土地者”（back-to-the-landers）的读者群，他们渴望建立以实验、自力更生和个人成长为前提的社区。

虽然这些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是成功的，但这种努力凸显了"适用技术"和解放政治之间的脱节。舒马赫没有提到为什么“南方世界”的社区需要这样的解决方案——即由于殖民主义的压榨和压迫力量。西方世界部分地区的高生活水平在许多方面依赖于对“南方世界”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剥削，因此受到这些国家自给自足经济努力的威胁。即使是以积极促进这种追求为基础的"适用技术"，也保持着西方优越性的隐性偏见。许多"适用技术"项目(当然不是所有的)涉及来自“北方世界”的人，他们为受援社区设计，而不是与受援社区一起设计。

没有适当政治视角的"适用技术"只会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技术官僚解决主义（technocratic solutionism）。历史学家安德鲁·柯克（Andrew Kirk）观察到，《全球概览》的早期版本“提倡彻底独立的自给自足，这是可行的革命政治的关键。”（promoted radically detached self-sufficiency as the key to a viable revolutionary politics.）推动"适用技术"运动的理想主义“往往没有考虑到，即使是小规模和个人主义的想法，如个人电脑，也能非常迅速地融入甚至加强它们被设计用来颠覆的系统。”（often failed to account for the degree to which even small-scale and individualistic ideas, such as the personal computer, could very rapidly be incorporated into and even strengthen the very systems they were designed to subvert.）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在他2006年的著作《数字乌托邦》（From Counterculture to Cyberculture）中提到了这个问题，特别指出批评目录"政治中立"（politically neutral）立场的人。他们认为，拒绝承认根植于其乌托邦世界观中的隐性规范，确保了该杂志主要面向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性，同时对种族、性别和阶级问题保持沉默。

几十年前，由于多种因素的叠加，"适用技术"不再受到青睐。1977年，该运动富有魅力的创始人舒马赫（E. F. Schumacher）去世，这可能导致了运动的分裂。也有来自“与低成本技术相关的污名”（stigma associated with low-cost technologies）的阻力，即接受援助的社区可能感到他们被排除在西方现代化所享有的好处之外。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条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在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等领导人的领导下，新自由主义兴起，随之而来的是有利于利润最大化和私有化的市场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正如一位前支持者所写的那样，“适用技术运动之所以消亡，是因为它是由善意的修补者领导的，而不是精明的企业家为市场设计的。”（the appropriate technology movement died because it was led by well-intentioned tinkerers instead of hard-nosed entrepreneurs designing for the market.）

但是，对“适用技术”运动的回顾需要特别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把话题集中在技术上？也就是说，当我们面临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时，为什么我们使用的工具要作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

这个问题应该引起其他团体和理论的特别关注，这些团体和理论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我们现有经济体系造成或加剧的问题：生物多样性丧失、资源枯竭和全球变暖，以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和因贫困、污染和获得健康食品的机会有限而加剧的健康问题。“去增长”（degrowth）就是这样一种运动。乔治·卡尔利斯(Giorgos Kallis)、谢尔盖·拉图切(Serge Latouche)和琼·马丁内斯-阿利耶(Joan Martinez-Alier)等支持者表示，我们已经超过了可持续发展的门槛，必须将重点转移到全面缩减生产和消费上。“去增长”的支持者建议重新强调基于本地的护理工作、教育、艺术和文化以及再生农业。

“去增长”运动提出了许多来自“适用技术”的核心思想，共享的信念是，人类和环境福祉是繁荣经济的最佳指标，而不是 GDP 增长。他们采用复杂的经济模型，来证明他们方法的可行性，并假定政策可以转变为支持繁荣的“去增长”。然而，这个运动可以从进一步的澄清中受益，也可以从“适用技术”的发展轨迹中学习，那就是它与技术的模糊关系。一些“去增长”的支持者是热情的，他们拥护草根、参与式和包容性的创新，其动机是关怀和创造力，而不是利润最大化。许多人乐观地看待像创客空间（makerspaces）和开源软件等协作环境，认为它们是使工具大众化的机会。另一些人则持怀疑态度，呼吁限制技术的使用和发展。

与“适用技术”一样，“去增长”的前提是以促进普通人福祉的经济学目标。如果高科技——其所有权集中在少数有权势的个人和机构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类和环境福祉的目标，那么从理论上讲，它的主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但越来越多的理论和经验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证明，资本回报率大大超过了相应的经济增长，加剧了普遍的不平等。在硅谷，技术主管和工程师的薪酬远远超过服务和制造行业的工资，推高了生活成本，导致无家可归者人数激增。政治学教授罗恩·戴伯特(Ron Deibert)整理了社交媒体技术的各种环境和社会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享受到的微小收益在其不良影响面前相形见绌。

舒马赫早就预测到了这些结果，预见到当今对高科技和增长的批评。然而，最终，从他的想法中衍生的“适用技术”运动，依靠技术来减轻技术造成的危害。

一些思想家认为，技术不能成为“去增长”转型的焦点。帕西·海库琳（Pasi Heikkurinen）认为，如果将技术概念化为实践（practice），其本质功能就是将非人类世界转化为人造物体。从定义上来说，技术实践（technological practice）只能被理解为生产性的(尽管其生产率可以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它肯定不适合“顺其自然”（letting things be），他认为这是任何“去增长”策略的基本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当社会变革主要以技术选择为框架时，争论必然以生产力社会的活动程度为中心，而不是从增长到福祉的范式转变。

这种批评呼应了舒马赫和他的同行之间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很明显的分歧。当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和其他思想家试图确立社会组织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必要性时，他们从限制科技的发展开始，舒马赫却常常被解读为仅仅倡导用新的工具来刺激发展中国家的商业。时至今日，舒马赫的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工程领域，他的著作被纳入现有的生产主义指导方针，对相应的社会和政治批评考虑有限。

我们采用的任何技术都应该既适合现有的世界，也适合我们期望的未来。在“北方世界”，考虑到我们越来越依赖那些在环境、社会和经济上不可持续的技术，技术的选择显得更加艰巨。如果之前的努力已经被意图维持现状的势力破坏，那么在权力日益集中的情况下，我们的前景如何？

今天，一些解决紧迫环境问题的最极端的方法属于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的范畴，提出了大规模的技术干预，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其中一个方向是通过“直接捕获空气”（direct air capture）技术，或通过给海洋施铁肥来刺激藻类大量繁殖，从而提高其碳吸收能力，从而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另一个建议使用“平流层气溶胶注入”（stratospheric aerosol injection）或“海洋云层增亮”（marine cloud brightening）等方法将阳光从地球上反射出去。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边缘的、可能是危险的策略，这是有原因的。它表明，我们可以继续依靠源源不断的技术创新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改变破坏性的生产方式。

这种对复杂干预形式的依赖正是舒马赫所警告的，复杂干预容易产生意外后果或反弹效应——这反过来又必须通过更大规模的干预加以管理。像《低技术杂志》（Low-tech Magazine）的太阳能网站这样的项目更符合舒马赫的最初愿景。它的设计旨在通过简化设计减少能源使用，由小型光伏系统而非电力驱动。或许更有趣的是，这也是缩减我们技术需求的一个例子。由于能量储存有限，该网站在长时间阳光不足的情况下会离线（offline），挑战了人们对持续可用性和优化效率的期望。

舒马赫的作品反对那些自以为知道如何利用技术来实现人类进步的傲慢。相反，他提出了一个基于谦逊和适应的观点，引用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拉尔夫·布克斯鲍姆（Ralph Buchsbaum）的话说：“当信息不完整时，变化应该接近自然过程，这些自然过程用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支持了生命。”（When information is incomplete, changes should stay close to the natural processes which have in their favour the indisputable evidence of having supported life for a very long time.）这是支撑“适用技术”的哲学，舒马赫有时称之为“动态方法”（dynamic approach）：一种不断迭代地提高人们能力的方法，并有机会关注突现的系统特性。（one that continuously and iteratively grows people’s capacities, with opportunities to attend to emergent system properties.）

与此同时，这种观点可能导致这样一种信念，即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是纯技术的，而不是生活方式变化、政治意愿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随着“去增长”运动的发展，支持者最好记住舒马赫著作中的智慧，即使他们纠正了导致“适用技术”衰落的缺点。技术不能独自带领我们进入乌托邦。但否认它的存在也过于简化了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技术生物，也是自然的、精神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生物。成功的过渡取决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