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5章第Ⅲ節：大浪淘沙
1905年10月，“自由主義地方自治會官員”李沃夫親王加入了立憲民主黨。這個決定對他來說絕非易事，因為李沃夫天生就不屬於任何一個“政黨”。他的政治觀本質上是實用主義的——這也是他參與地方自治事務的原因——他不能輕易將自己束縛於任何一個政黨的政治教條中。他對政黨政治幾乎懵然無知。他經常把社會民主工黨（SD）和社會革命黨（SR）混為一談，據他的朋友說，他甚至不知道立憲民主黨綱領的主要內容。“在我與李沃夫親王交往的這麼多年裡，”奧博倫斯基回憶道，“我從未聽到他討論過一個抽象的理論觀點。”親王是一個“持懷疑態度的立憲民主黨人”，正如該党領導人米留科夫曾經說過的那樣。他總是站在該黨組織的邊緣，很少參與黨的辯論。然而，立憲民主黨的領導人卻熱切地徵求他的意見，他本人也經常被要求充當他們之間的調解人。（正是他的務實常識、他從事地方政治的經驗以及他對派系鬥爭的超然態度，最終使李沃夫成為1917年3月臨時政府總理的熱門人選）。
在《十月詔書》之後興起的所有政黨中，立憲民主黨（通常以其縮寫名稱簡稱為卡德茨）顯然是李沃夫應該加入的政黨。那裡充滿了像他一樣通過自由主義運動加入該黨的自由主義地方自治會官員。該運動的目標佔據了1905年10月立憲民主黨成立大會上通過的該黨黨綱的首要議題。綱領幾乎全部聚焦在政治改革上——普選產生立法議會，保障公民權利，地方政府民主化，以及給予波蘭和芬蘭更多的自治權——這主要是因為該党的左派和右派在社會問題（特別是土地問題）上分歧很大。但是，在一個由專業知識分子——主要為教授、學者、律師、作家、記者、教師、醫生、官員和自由主義者所組成——主導的政黨裡，這種“聚焦”也許並不難預料。在其估計10萬名成員中，貴族至少占60%。它的中央委員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學講師團”：47名成員中有21名是大學教授，包括主席帕維爾·米留科夫（1859-1943年），他是當時傑出的歷史學家。這些人基本都是“八十年代的人”——現如今四十多歲。他們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但對大眾政治的認識卻很有限。他們秉承19世紀知識界真正的傳統，喜歡把自己視為“人民”領袖，淩駕于狹隘的政黨或階級利益之上，然而他們自己卻很少努力爭取人民支持他們的事業。因為在他們心中，就像他們在晚宴上高談闊論那樣，他們既害怕群眾，又蔑視群眾。
在這一時期出現的其他自由主義政黨中，最重要的是十月黨。該黨的名字來源於1905年的《十月詔書》，認為《詔書》開啟了一個在政府和社會力量之間妥協與合作，建立一個以法律制度為基礎的新時代。十月党吸引了大約2萬名成員，其中大部分是地主、商人和各種官員，他們贊成溫和的政治改革，但反對普選，認為這是對君主制的挑戰，更不用說他們自己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的地位了。如果說立憲民主黨是“激進自由派”，即他們至少有一隻腳站在民主反對派陣營中，那麼十月黨則是“保守自由派”，他們只準備在現有秩序中進行改良，唯一的目的就是鞏固它。
李沃夫本人可能曾被邀請加入十月黨，因為他年邁的政治導師和地方自治會民族運動的老朋友希波夫是該党的主要創始人之一，而在滿洲救濟運動中的戰友亞歷山大·古契科夫則出任該党的領導人。但是，過去十年艱苦的改革鬥爭告訴他，不要如此盲目地相信沙皇願意兌現他在《詔書》中所作的承諾。親王寧願與立憲民主黨一起對政府保持懷疑和半反對的立場，也不願與十月黨人一起宣誓效忠支持。
實際上，這就是自由主義者在《十月詔書》之後面臨的主要困境——是支持還是反對政府。到目前為止，這場革命是整個民族團結起來反對專制制度的一次廣泛的抗爭。但現在，《詔書》展現了一個新的憲法秩序的前景，其中君主制和社會都可能——只是可能——沿著歐洲的路線發展。形勢非常之微妙。沙皇隨時可能會違背他的憲法承諾，或者群眾可能對漸進式政治改革的過程失去耐心，轉而尋求暴力的社會革命，這兩種危險始終存在。要想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自由主義者的作用，迄今為止，他們一直領導著反對派運動，現在正處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戰略位置。他們的任務註定是困難的，因為他們必須表現得既溫和（以免驚嚇前者）又激進（以免疏遠後者）。
負責在10月組建第一屆內閣政府的維特向自由派提供了幾個職位。希波夫被任命為農業部長，古契科夫擔任貿易和工業部長，自由派法學家科尼當選司法部長，特魯貝茨科伊為教育部長。我們在擔任比薩拉比亞總督期間遇到的烏盧梭夫親王同情立憲民主黨人，有望出任最重要的內務部長一職（儘管很快被否決了，理由是他雖然“正派”，甚至“相當聰明”，但“不是一個有領導能力的人”）。另外兩名立憲民主黨人，米留科夫和李沃夫，也獲得了部長職位。但這些“公眾人物”沒有一個同意加入維特政府，最後政府不得不改由沙皇官員和缺乏公眾信任的委任者組成。
人們常說自由派拒絕加入維特內閣，從而錯失了引導沙皇政權進行憲政改革的最佳機會。但這是不公平的。表面上看，談判破裂的原因是自由派拒絕與杜爾諾沃合作，此人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右派分子，有著不光彩的過去，【1】他似乎曾被許諾擔任內務部長一職，現在突然被提名的是他而非烏盧梭夫。但鑒於沙皇對改革持敵對態度，立憲民主黨也對維特能否兌現《十月詔書》的承諾表示懷疑。他們害怕加入一個無力對抗專制政權的政府而使自己陷入尷尬的境地。他們的恐懼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他們自己對政府習慣性的不信任和天生的反對派傾向。“左派沒有敵人”——這是他們在1904-1905年鬥爭中的口號。而十月的勝利不過證實了他們對自下而上的大規模鼓動政策的期望。他們的疑慮並非毫無根據。維特本人就曾擔心，宮廷可能把他作為一個臨時的緩兵之計，這一點在他與立憲民主黨的談話中表露無遺。有一次，米留科夫直截了當地問他為什麼不承諾制定一部新憲法。維特被迫承認他不能這樣做，“因為沙皇不希望”。既然總理不能保證《詔書》會得到執行，自由主義者認為最好把他們的精力用在反對派身上，而不是與政府進行毫無結果的合作，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無論如何，很快就可以看出，“自由時光”將異常短暫。在《十月詔書》宣佈後僅幾個小時，隨著國家的左派和右派之間日益兩極化，街頭又爆發了新一輪戰鬥。這種暴力在很多方面都預示著1917年的衝突。它表明，社會分裂已經太深，不能單單依靠自由主義一方就足以解決。10月18日，即《詔書》發表的當天，莫斯科一些興高采烈的群眾決定向該市的主要監獄——布特爾卡監獄——遊行示威，要求立即釋放所有政治犯。抗議活動和平地進行，140名囚犯被釋放。但在返回市中心的路上，示威者遭到了大批全副武裝、攜帶國旗和沙皇畫像的暴徒襲擊。在塔甘卡監獄外也發生了類似的衝突，其中一名剛剛獲釋的囚犯，布爾什維克活動分子鮑曼被毆打致死。
對極右分子來說，這標誌著一場針對革命者的街頭戰爭的開始。自1905年初以來，已經成立了好幾個右派團體。有一個由《莫斯科新聞》的保守派編輯格林穆特在2月份建立的俄羅斯君主党，呼籲恢復強大的專制統治、軍事管制、獨裁和鎮壓猶太人，聲稱猶太人是所有動亂最主要的“幕後黑手”。還有由戈利岑親王領導的俄羅斯議會黨，主要由聖彼德堡的右派公務員和官員組成，他們反對引進西方議會制度，擁護獨裁、東正教和民族主義的舊體制。
但迄今為止，最重要的是俄羅斯人民同盟，該同盟由兩名政府的小官員杜布羅文和普裡什凱維奇于10月份成立，旨在動員群眾反對左派勢力。它是早期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俄羅斯版本。同盟反自由主義、反社會主義，尤其是反猶太主義，爭取恢復它認為在俄羅斯被猶太人和知識份子接管之前就存在的人民專制。沙皇和他在宮廷裡的支持者們都抱有這種幻想，他們贊助了該同盟，同樣這麼做的還有一些重要的教會人士，包括皇室的親密朋友喀琅施塔得的約翰神父、赫爾莫根主教和伊利奧多修道士。尼古拉本人也佩戴著同盟的徽章，並祝願其領導人在將“忠誠的俄羅斯人”團結在獨裁統治下的努力取得“圓滿成功”。根據沙皇的指示，內務部為其報紙提供資金，並秘密向其供應武器。然而，同盟本身對沙皇自身的軟弱和無力鎮壓左派的失敗感到震驚，它決心通過組建准軍事團體並在街頭與革命者對抗來為他完成這個任務。他們高舉愛國旗幟、聖像、十字架和沙皇的肖像，口袋裡揣著刀子和指節銅套遊行，民主派人士稱他們為“黑色百人團”【2】。到1906年底，同盟共有1,000個分支機搆，總共約有30萬會員。與歐戰時期的法西斯運動一樣，他們的支持者大多來自那些因現代化和改革而失去——或害怕失去——他們在社會等級制度中卑微地位的憤懣的貧民分子：被迫背井離鄉進城當臨時工的農民；被大企業競爭擠壓的小店主和工匠；新民主制度對其權力構成威脅的低級別官員和員警；以及因看到“暴發戶”工人、學生和猶太人挑戰上帝賦予沙皇的權力而感到不安的各種愛國者。在街頭與革命進行鬥爭是他們復仇的方式，是一種倒行逆施、恢復社會等級和種族制度的手段。普通罪犯也紛紛加入同盟——其中數千人在十月大赦中獲釋——他們看到這是一個搶劫和暴力的天賜良機。在員警的鼓勵下，“黑色百人團”經常上街遊行，毆打任何他們懷疑同情民主的人。有時他們強迫受害者在沙皇畫像前跪拜，或者把他們拖進教堂，讓他們親吻帝國國旗。
最嚴重的暴力事件發生在猶太人身上。在《十月詔書》頒佈後的兩周內，有記錄的大屠殺為690起，據報發生3,000多起謀殺案。右派團體在這些大屠殺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他們要麼煽動群眾攻擊猶太人，要麼從一開始就策劃這些大屠殺。最恐怖的大屠殺發生在奧德薩，800名猶太人遇害，5.000人受傷，超過10萬人無家可歸。維特下令進行的一項官方調查顯示，員警不僅組織、武裝以及提供伏特加酒給人群，而且還幫助他們把猶太人從藏身處趕出來，並參與了殺戮。聖彼德堡的員警總部甚至有自己的秘密印刷廠，印製了數千份小冊子，指責猶太人企圖毀滅俄羅斯，並號召人們“把他們撕成碎片並殺死他們”。特雷波夫，這個國家實際的獨裁者，親自編輯了這些小冊子。內務部長杜爾諾沃向他們提供了高達7萬盧布的補貼。但當維特要求起訴對此負有責任的警察局長時，沙皇出面保護了他。尼古拉顯然對大屠殺感到滿意。他同意反猶太主義者的觀點，認為革命主要是猶太人幹的，並天真地認為大屠殺是他“忠實的臣民”一種正當的報復方式。他在10月27日致母親的信中明確表示了這一點：
我最親愛的媽媽……
我首先要說的是，整個局勢比一周前要好……在詔書發表後的頭幾天，顛覆分子抬頭，但很快就激起了強烈的反彈，一大批忠誠的人突然發揮了他們的力量。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也是我們國家所期望的。社會主義者和革命者的無禮行為再次激怒了人民；由於九成的鬧事者是猶太人，人民把全部怒火都轉向了他們。這就是大屠殺發生的原因。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在俄羅斯和西伯利亞的所有城鎮同時發生……正是在托木斯克、辛菲羅波爾、特維爾和奧德薩這些偏僻遙遠的地方，清楚地表明瞭人一旦被激怒，會成為怎樣的暴徒：他們包圍革命者藏身的房屋，縱火焚毀，並殺死所有企圖逃跑的人。
反革命開始出現，它將在內戰中達到頂峰。從此，反猶太主義成為宮廷及其支持者在反對革命和新興自由秩序的鬥爭中，將“忠誠的人民”團結在自己身後的主要武器之一。
對於革命者來說，鮑曼之死有力地提醒了他們這個政權的嗜血本性。一夜之間，這位布爾什維克成為了革命烈士。後來，在蘇聯政權下，他的名字被命名街道、學校、工廠，甚至整個莫斯科地區。但事實上，鮑曼根本配不上如此誇張的榮譽。他喜歡惡作劇，有一次，他惡毒對待一位敏感的黨內同志，畫了一幅殘忍的漫畫，把她畫成聖母瑪利亞，肚子裡懷著一個嬰兒，旁邊打一個問號，問這個嬰兒長得像誰，結果她被逼得上吊自殺。包括瑪律托夫在內的許多社會民主黨人希望將鮑曼開除出黨。但列寧不同意，理由是他是一個優秀的黨務工作者，這才是最重要的。這起醜聞持續在黨內製造分裂——這是在1903年之後界定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道德區別的眾多個人衝突之一——直到鮑曼本人被捕並被關進塔甘卡監獄。死亡洗刷了鮑曼的罪孽。通過他的殉道，布爾什維克第一次能夠利用廣大群眾的同情心。因為在1905年10月下旬高度緊張的氣氛中，整個民主陣營的人們在鮑曼的屍體上看到了一個象徵，即如果不團結起來發動革命、打倒反動派的話，等待他們的將是怎樣的命運。數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
如果說布爾什維克真正掌握了一件事，那就是葬禮的藝術。六名大力神般身穿皮衣的同志抬著鮑曼的棺材——以猩紅的棺罩包裹——穿過莫斯科的街道。為首的是一位身穿耶穌會式黑衣的布爾什維克，他手裡拿著一根棕櫚枝，隨著音樂和自己緩慢的步伐左右搖擺。党的領導人手持花圈、紅旗和厚重的天鵝絨旗幟緊隨其後，上面用華麗的金色寫著抗爭標語。他們的兩側是由學生和工人組成的武裝民兵。在他們身後，一排又一排的哀悼者，總共約有10萬人，以每十人一排的軍事佇列形式齊步前進。這種宗教般的遊行會持續一整天，在城市的各個地點停下來，以接應增援部隊。當隊伍經過音樂學院時，一支學生管弦樂隊加入其中，他們一遍又一遍地演奏著革命的葬禮挽歌：《你們已英勇犧牲》。遊行者們沉重的步伐、哀傷的音樂和軍事化的組織使街道充滿了黑暗的威脅。當夜幕降臨，數以千計的火把被點燃，映照紅色的旗幟熠熠生輝。墓前演說是激情澎湃、擲地有聲、振聾發聵的。鮑曼的遺孀呼籲群眾為她丈夫的死報仇，在他們返回市中心的路上，與黑色百人團發生了零星的鬥毆。
到當前這個階段，布爾什維克已經在策劃一場武裝暴動了。11月初，列寧從日內瓦歸來後，他們的決心更加堅定，因為列寧堅持認為有必要發動起義。自流血星期天以來，他從瑞士寄來的大部分信件都是關於如何建造街壘以及如何使用炸彈和手槍與哥薩克作戰的詳細指引。彼得堡蘇維埃也在為與政府攤牌做準備。11月間，它支持了一系列以激進化而出名的罷工。在托洛茨基的領導下，受街頭群眾的影響——至少在彼得堡開始出現社會主義革命的萌芽，許多孟什維克放棄了與自由主義者的廣泛聯盟，轉而接受武裝起義的主張，以維護“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成功的希望渺茫，但一切都被激情所淹沒。一些社會民主黨人被他們自己的反抗言論沖昏了頭腦——畢竟，這讓他們在憤怒的工人中間頗受歡迎——不知何故，他們的言論變成了實際行動的計畫。另一些人則認為，與其放棄奪權，不如鬥爭至死。用一位孟什維克的話說，“我們心裡很確定，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們都很年輕，充滿了革命熱情，對我們來說，在鬥爭中死去總比不投入鬥爭就繳械好。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事實上，對列寧（“雅各賓派”）來說，即使政變失敗也無關緊要。“勝利？！”11月中旬，有人聽到他說，“對我們而言，這根本就不是重點！……我們不應該抱有任何幻想，我們是現實主義者，不要讓任何人以為我們必須贏。因為，我們仍然太弱小。重點不在於勝利，而在於吸引群眾參加運動，動搖政權。這才是問題的關鍵。如果說因為我們贏不了，我們就不應該發動起義——那只是懦夫的說法。我們和他們沒有任何關係！”
12月3日，隨著彼得堡蘇維埃領導人被捕，形勢發生了轉折。儘管準備不足，也沒有任何明顯的跡象表明會獲得群眾的支持，莫斯科社會民主工黨還是宣佈了大罷工，並開始向工人分發武器。當時的準備工作如火如荼、熱火朝天——其中一些相當滑稽。例如，一群彼得堡社會民主黨人參與了一個異想天開的計畫，即開發一種“化合物，據說如果灑在員警身上，可能會讓他瞬間失去知覺，這樣你就可以奪走他的武器”。高爾基向準備工作伸出援手。他把自己位於莫斯科的公寓改成了起義總部，穿著黑色的皮革束腰外衣和過膝的軍靴，像布爾什維克的政委一樣監督這次行動。炸彈是在他的書房裡製造的，食物是在他的廚房裡準備的，並從他的廚房送到街壘上的工人和學生那裡。“整個莫斯科已經變成一個戰場，”12月10日，他寫信給出版商說，“窗戶的玻璃都碎了。我不知道郊區和工廠裡發生了什麼，但是從四面八方傳來了槍聲。毫無疑問，當局會獲勝，但是他們的勝利得不償失，這將給公眾上一堂很好的課。代價將是昂貴的。今天我們看到三名受傷的員警經過我們的視窗。其中一人死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說由於缺乏全國性的支持和軍隊嘩變引發混亂，最終當局必然佔據上風，但只要稍微多做一點戰略規劃，起義者極有可能拿下莫斯科。到12月12日，起義軍已經控制了莫斯科所有的火車站和城市的幾個區。在主幹道上設置了街壘。學生和西裝革履的市民，對工人和手無寸鐵的民眾遭到炮火襲擊感到憤怒，挺身而出，幫助用電線杆、破柵欄、鐵門、翻倒的有軌電車、路燈柱、市場攤位、從房屋拆下來的門以及其他任何可以利用的東西來建造街壘。起初是工人階級的罷工，現在演變成了一場反對當局的全面街頭戰爭。員警和軍隊會在晚上拆除街壘，但第二天早上又發現它們被重建起來。環繞莫斯科中心的外環林蔭大道成了一個巨大的戰場，軍隊和大炮集中在主要廣場上，而起義軍控制了大部分街道。此時此刻，如果他們向克里姆林宮發起進攻，起義軍可能會獲勝。但他們的計畫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工人們自己的目標，他們更願意集中力量保衛自己的起義軍據點。例如，在普雷斯尼亞區，即紡織業的中心和最激進的工人的家園，人們肯定沒有想過要向市中心進軍。相反，起義軍把普雷斯尼亞變成了一個工人共和國，設有自己的員警和革命委員會，這在許多方面預示了未來的蘇維埃制度。
到12月15日，形勢開始對起義軍不利。傳聞已久的聖彼德堡增授部隊——塞梅諾夫斯基團——抵達，開始無差別地炮擊普雷斯尼亞區建築物。普羅霍羅夫棉紡廠和施密特傢俱廠，由於老闆同情左派，已經變成了普雷斯尼亞起義的大本營，儘管施密特準備談判投降，但這兩家工廠還是遭到了長達兩天兩夜的轟炸。普雷斯尼亞大部分地區都被摧毀。房屋大火燒得無法控制。到起義被鎮壓時，已經有1,000多人喪生，其中大多數是死於雙方交火或者被困在燃燒的建築物中的平民。在隨後的幾個星期裡，當局展開了瘋狂的鎮壓，大規模逮捕和就地處決。工人的孩子被關押在軍營裡，遭到員警毒打，以“教訓”他們。監獄裡人滿為患，激進工人失去了工作，社會主義政黨被迫轉入地下。通過恐怖手段，秩序逐漸恢復。
莫斯科起義未能高舉社會革命的大旗，但它確實像一塊紅布那樣激怒了反革命的公牛。1906年4月，維特告訴波洛夫佐夫，在成功鎮壓莫斯科起義後，他失去了對沙皇所有的影響力，儘管他提出抗議，杜爾諾沃還是被允許“實施一系列殘酷的和過度的，而且往往是毫無道理的鎮壓措施”。全國各地的社會主義者遭圍捕和監禁，或被迫流亡或轉入地下。1905年期間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革命組織中擔任領導的謝苗·卡納奇科夫，在1906年至1910年間被逮捕和監禁了不下三次，隨後他被判處終身流放西伯利亞。隨著恢復舊的員警制度，社會主義政黨新獲得的自由現在已經蕩然無存。1906年至1909年期間，超過5,000名“政治犯”被判處死刑，另有38,000人被監禁或發配勞役。在波羅的海地區，軍隊報復性掃蕩城鎮和村莊。從12月開始，在為期6個月的恐怖活動中，他們處決了1,200人，摧毀了數萬棟建築，鞭笞了數千名工人和農民。沙皇對這次行動非常高興，稱讚其指揮官“表現卓越”。在俄羅斯，政權毫不猶豫地對自己的人民發動了一場恐怖戰爭。在農民起義的地區，整個村莊被軍隊摧毀，成千上萬的農民被監禁。當縣級監獄沒有足夠的空間時，就下令槍斃那些有罪的農民。“僅靠逮捕不會實現我們的目標，”12月，杜爾諾沃寫信給他的省長們說。“審判幾十萬人是不可能的。我建議槍斃暴動者，如果有反抗，就燒掉他們的房子。”該政權旨在通過羞辱和毆打農民，迫使他們屈服，從而摧毀他們的精神。整個村社被逼摘下帽子和圍巾，像農奴一樣跪在哥薩克軍隊面前。隨後，審訊的官員騎著馬穿過村民，只要他們的回答不讓自己高興，就鞭打他們的背部，直到他們供出叛軍領導人，以立即處決。哥薩克人喝著伏特加酒，對農民犯下了可怕的暴行。婦女和女孩在他們的男人面前被強姦。數以百計的農民被吊死在樹上，沒有任何審判過的跡象。據估計，從10月中旬到1906年4月第一屆國家杜馬開幕，沙皇政權總共處決15,000人，射殺或打傷至少20,000人，驅逐或流放了45,000人。對於新的議會制度來說，這絕不是一個充滿希望的開始。
在鎮壓莫斯科起義期間，高爾基的公寓遭到“黑色百人團”突襲，他被迫在掩護下逃往芬蘭。“我現在住在塞馬湖畔樹林深處的一個瀑布附近，”1月6日，他寫信給分居的妻子葉卡捷琳娜說。“這裡很美，宛如童話故事的仙境。”鑒於新的政治氣候，高爾基返回俄國無異於自殺。政府正竭盡全力詆毀這位作家的名聲。維特甚至付錢給《倫敦每日電訊報》的一名記者——一家出了名的歧視左派的報紙——來散佈高爾基是反猶分子的誹謗言論。沒有什麼比這更顛倒黑白的了。高爾基鄙視當時流行的反猶太主義，認為它是俄羅斯落後的一個毒瘤。大屠殺往往是人民自己革命衝動的表現，這一事實在他和革命之間投下了長長的陰影。
1906年春天，高爾基攜同居女友，女演員瑪麗亞·安德列娃一起啟程前往美國。起初，他在“自由之地”受到熱列歡迎，被視為一名反抗專制暴君的鬥士。對於美國人和法國人來說，高爾基就像他們自己的共和主義英雄的現代版。當他的船停靠紐約時，歡呼的人群在碼頭迎接，馬克·吐溫在宴會上發言向他致敬。但沙皇員警的手臂確實很長，當美國媒體從他們那裡得知與高爾基同行的女人不是他的妻子時，公眾義憤填膺。報紙指責高爾基在“正義之地”散播淫亂的無政府主義。馬克·吐溫拒絕再次與他一道出席，憤怒的抗議者阻止他再做任何公開演講。一天晚上，高爾基和安德列娃回到下榻的酒店，發現他們的行李已經打包好，正在大廳裡等著他們。經理解釋說，本店的聲譽一向有口皆碑，他不能冒險給他們提供一張床位過夜。曼哈頓的其他旅館都不願意接待這對不道德的情侶，他們被迫在斯塔頓島一對胸襟開闊的馬丁斯夫婦的家中尋求庇護。
1905年的教訓是什麼？儘管沙皇政權已經搖搖欲墜，但它並沒有被推翻。這其中的原因很清楚。首先，各種各樣的反對運動——城市居民和工人、農民革命，軍隊嘩變和民族獨立運動——都各行其是，沒有在政治上團結起來。這和1917年2月截然不同，當時國家杜馬和蘇維埃發揮了至關重要的協調作用。第二，儘管發生了一系列嘩變，但武裝部隊依然忠誠，並幫助政權穩定下來。這和未來也大相徑庭——因為在1917年2月，陸軍和海軍的重要部隊很快就投向了人民一邊。第三，在十月勝利之後，革命陣營內部出現了致命的分裂，一方是自由主義者和民主派，他們主要對政治革命感興趣，另一方是社會主義者及其追隨者，他們希望推動社會革命。通過頒佈《十月詔書》，沙皇政權成功地在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製造了裂痕。未來，俄國民眾再也不會像1905年那樣支持憲政民主運動了。
“勝利不會持續太久，民眾的反應勢不可擋。”高爾基在動身去紐約之前給一個朋友寫道。事實上，儘管政權成功地弭平了叛亂，但它不可能指望時光倒流。1905年徹底改變了社會。對那些經歷過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成長的冒險。許多1905年的年輕同志成為了1917年的老同志。他們為它的記憶所激勵，被它的教訓所指導。作家伯里斯·帕斯捷爾納克（1890-1960年）在詩歌《1905》中總結了1905年對他那一代人的重要性。
這一夜的槍林彈雨，
讓人沉睡
通過一場罷工。
這個夜晚——
成為我們的童年
和我們老師的青春。
1905年，俄羅斯人民——以及許多非俄羅斯人——贏得了新的政治自由，一旦政權重新掌握了權力，這些自由就不能被簡單地收回。報紙和雜誌的繁榮，國家杜馬的召開，政黨的成立和公共機構的增長——所有這些都確保了政治不再是國家的專利，而是必須公開討論，哪怕真正的權力杠杆仍牢牢掌握在沙皇手中。
一旦品嘗到這些新的自由，廣大人民群眾就再也不會信任沙皇了。只有恐懼才能讓人們不敢輕舉妄動。伯納德·帕雷斯引用了他1907年與一位元俄國農民的對話。這位英國人問他，在過去五年裡，他認為這個國家發生的最主要的變化是什麼。經過一番思考，農民回答道：“五年前，人們對[沙皇]既有信仰也有恐懼。現在，信仰已經消失，只剩下恐懼。”
不僅僅公眾情緒的變化排除了回歸革命前秩序的可能性。政權自己許多體制的支持者也已經失去了權力意志。即使是監獄，這個專制政權的最後堡壘，現在也受到新的自由主義精神所感染。1905年8月，立憲民主黨領導人米留科夫被關押在克列斯特監獄，他發現甚至典獄長也表現出“所有自由主義的症狀。他向我介紹了監獄系統，並與我討論如何組織囚犯勞動、娛樂和管理監獄圖書館的方法。”托洛茨基發現彼得保羅要塞的監獄制度同樣寬鬆：
白天的時候，牢房沒有上鎖，我們可以一起去散步。我們會一連幾個小時玩跳房子，陶醉其中。我的妻子每週來探望我兩次。值班官員們對我們交換信件和手稿視若無睹。其中一位中年男子對我們特別友好。在他的要求下，我贈送他一本我的書和一張帶有題詞的照片。“我的女兒都是大學生。”他興奮地低聲說，一邊神秘地向我眨眨眼。後來我在蘇維埃時期又見到他，在那些饑荒的歲月裡，我盡我所能幫助他。
在這座最高安全級別的監獄裡，看管他的獄卒允許他接收最新的社會主義小冊子，以及一大堆法國和德國小說，他讀這些書時，“就像美食家在啜飲精選葡萄酒或吸著芬芳的上等雪茄一樣，有一種身心愉悅之感”。服刑期間，他甚至設法寫了一部彼得堡蘇維埃的歷史和其他幾篇革命宣傳文章。“我感覺棒極了，”他喜歡和來訪者開玩笑。“我坐在這裡工作，完全確信自己不會被逮捕。”當他離開要塞時，正如他後來回憶的那樣，“略帶一絲遺憾”。有一張托洛茨基在牢房裡的照片。他穿著黑色西裝，硬領白襯衫，擦得鋥亮的皮鞋，用伊薩克·多伊徹的話說，這可能是“一個優渥的西歐世紀末知識份子，正準備參加一個有點正式的招待會，而不是……一個在彼得保羅要塞等待審判的革命者。只有光禿禿的牆壁和門上的監視孔透露出真實的背景。”
托洛茨基以其一貫的豪情壯志，把對51名蘇維埃領導人的審判變成了一場反對沙皇政權的、精彩絕倫的宣傳秀。審判於1906年10月開始。每天，法庭都被祝福者為被告送來的請願書、信件、食物盒和鮮花所包圍。法庭開始變得像花店一般。被告和他們在公眾旁聽席上的支持者都在自己的扣眼和衣服上佩戴鮮花。被告席上花團錦簇。法官沒有勇氣將其移走，而士氣低落的法庭工作人員不得不徒勞地應付越來越多的郵件。在一次庭審中，被告們起身向他們中的一位同志致敬，這位同志在審判前不久被處決了。甚至連公訴人都覺得有必要站立默哀一分鐘。
托洛茨基被傳喚為辯方發言。他把被告席當成了一個革命的論壇，向法庭宣講工人起義的正義性，並不時用手指斥責他身後的法官。他的演說將控方推上了風口浪尖：蘇維埃領導人沒有誤導工人起義，而是跟隨他們一起起義；如果他們犯了叛國罪，那麼成千上萬的工人也必將受到審判。托洛茨基辯稱，他們所反對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種“政府形式”，而是“大規模屠殺的機器……如果你告訴我，大屠殺、縱火和暴力……代表了俄羅斯帝國的政府形式，那麼——是的，我和檢方一起承認，在10月和11月，我們確實拿起武器反抗俄羅斯帝國的政府形式。”當他走下被告席時，整個法庭沸騰了。辯護律師們圍擠在他身邊，爭相與他握手。【3】他們在道義上取得了一場輝煌的勝利。11月2日，陪審團做出裁決：除15名蘇維埃領導人外，其他所有人都被宣告無罪。但托洛茨基和另外14人被流放到北極圈。
對於農民和工人來說，這些新的政治自由並沒有什麼直接利益。他們自己對社會改革的要求一個也沒有得到滿足。1905年的經驗告訴他們，要尋求社會革命，而不是追隨自由主義者的政治領導。隨著杜馬時期的失敗，他們的幻滅感變得愈發強烈。在《十月詔書》之後，反對派運動的兩極分化暴露了自由資產階級的憲政理想與廣大工農群眾的社會經濟不滿之間日益加深的鴻溝：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徹底分道揚鑣。
工人們返回工廠，發現舊的勞動制度仍然存在。由於他們的老闆曾短暫逃亡，如今這種殘酷的條件對他們來說似乎更加難以忍受。隨著鎮壓社會主義運動，工人階級組織遭到圍攻和孤立。然而，準備並願意加入他們的政治化工人的數量卻在逐月增加。
就農民而言，他們在奪取鄉紳土地的鬥爭中受到了挫折，但並沒有被打敗。當鄉紳們回到自己的莊園時，注意到農民的情緒發生了變化。他們過去的恭敬順從之心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對主人粗暴無禮的行為。“農民不再像以前那樣彬彬有禮、友好謙遜，”一位地主在1906年返回他在薩馬拉的莊園時評論道。“他們的臉上寫滿了仇恨，他們問候的方式也突顯他們的粗魯。”1908年，另一位地主在回到他在圖拉的莊園時說：
從外表上看，一切似乎都恢復了正常。但在人們的內心深處卻發生了一些根本性的、無可挽回的變化。一種普遍的恐懼感破壞了所有的信任。在經歷了一輩子的安全感之後——晚上從來沒有人鎖門窗——貴族們開始拿起武器，親自巡視、檢查他們的安全措施。
許多貴族抱怨說，農民犯罪、破壞公物和“流氓行徑”增加了。他們發現農場的建築和機器被砸毀，或者不得不安撫被村民騷擾得心煩意亂的女兒。這種新的好鬥的自信和對貴族的不耐煩反映在民歌當中，比如1912年的這首：
晚上我昂首闊步，
有錢人不敢擋路。
若有人心裡不服，
我擰下他的頭顱。
革命生動地暴露了農民對貴族的刻骨仇恨。他們對不得不歸還他們在“自由的時光”裡曾短暫佔有的土地感到憤慨。通過充滿敵意的目光和小小的破壞行為，他們讓別人知道，這片土地是屬於“他們的”，一旦舊政權再次被削弱，他們將重新奪回土地。
曾在1904-1905年支持自由主義改革運動的外省鄉紳，現在他們大部分的人要麼變得消極麻木，要麼轉而成為保守派堅定的支持者。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農民暴力所嚇倒，賣掉了自己的莊園，搬回城市：在1906年至1914年期間，鄉紳們把五分之一的土地賣給了農民；在1905-1906年叛亂最嚴重的地區，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一。但是，在選擇留在土地上的大多數人中，有一種捍衛其財產權的堅定決心。他們大聲呼籲恢復法律和秩序。一些地方鄉紳雇傭了自己的私人武裝，以保護他們的莊園免遭破壞和縱火。尤其是許多大戶，加入了1905年後成立的貴族聯盟和其他地主組織。這種“鄉紳反應”體現在地方自治議會性質的變化上，它們從自由主義機構轉變為保守主義的支柱。在自由主義時期，地方自治會曾試圖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但在1905年之後，他們越來越關注鄉紳最切身利益的問題。甚至思想開明的李沃夫親王也在1905-1906年冬季圖拉地方自治會選舉中出局，不得不再次以城市代表的身份參選。諷刺的是，貴族聯盟的領導人波布林斯基伯爵——即李沃夫的妹夫——譴責他是一個“危險的自由主義者”。
鄉紳們並不是唯一越來越害怕下層社會的紳士。有產階級社會總體上被迫面對暴力革命這一可怕的現實，而革命再次爆發的前景——毫無疑問會伴隨著更多的暴力——使其成員感到恐懼。現在看來，下一場革命顯然不會是一場不流血的自由、博愛和平等的慶典。它將是一場可怕的風暴，一場被壓抑的憤怒和仇恨的猛烈爆發，徹底摧毀舊文明。這就是布洛克和別雷等詩人所描繪的令人驚懼的景象，他們把1905年後的俄羅斯形容成一座活躍且不穩定的火山。
這種恐懼反映在1905年之後，資產階級對“暴民”悲觀絕望的言論中。以前，人們認為城市貧民是“豐富多彩、值得同情的一群人”，而現在，人們越來越害怕別雷所說的“成千上萬的人潮”。林蔭大道上的報紙和雜誌助長了這種日益增長的資產階級道德恐慌——像極了我們今天對“低端人口”氾濫的擔憂——並發表社論，抨擊公序良俗的崩潰、青少年犯罪和不良行為、對富人的暴力襲擊、對權威的不尊重，甚至工人階級的濫交。下層階級所有“粗暴”的行為越來越被視為具有侵略性，並被譴責為“流氓行徑”——正如前幾年自由社會對有組織的勞工抗議活動表示同情一樣。換言之，在體面階級心目中，流氓犯罪行為和暴力但合理的抗議之間不再有任何明確的區別。1905年革命現在被廣泛譴責為一種“瘋狂”，用一位心理學家的話說，是一種“精神傳染病”，它只不過激起了暴民的“本能”。受到驚嚇的資產階級對窮人的同情急劇減少，這反映在他們對慈善事業的捐款率下降。
作為本階級自由主義的良心，立憲民主黨為這種日益嚴重的暴力威脅給他們支持革命帶來的兩難處境而苦惱。一方面，他們被捲入了與街頭的聯盟，即使只是因為沒有其他的政治選擇。正如他們自己所宣稱的那樣，“左派沒有敵人”。但另一方面，大多數立憲民主黨人在社會地位和總體世界觀上都屬於資產階級，因此他們對來自街頭的任何進一步暴力感到恐懼。正如特魯貝斯科伊在11月警告的那樣：
從四面八方湧來的無政府主義浪潮，目前正威脅著合法政府，它將迅速推翻任何革命政權：憤怒的群眾會轉而反對真正的或假定的罪魁禍首；他們將尋求摧毀整個知識份子；他們將開始肆意屠殺任何穿德國衣服[即衣冠楚楚]的人。
大多數立憲民主黨人現在得出的結論是，他們根本不想要革命。他們很聰明，意識到自己將成為革命的下一個受害者。在1906年2月的第二次會議上，立憲民主黨譴責了去年秋天的罷工、莫斯科起義和沒收土地的行為。然後它松了一口氣：它與革命不誠實的婚姻終於走到盡頭。
這種背離群眾的做法在知識份子中尤為顯著。1905年革命的失敗和一場新的、更加暴力的社會革命的威脅，引起了那些一直擁護“人民事業”的作家和公知的廣泛反應。許多人幻想破滅，拋棄了政治，轉而從事法律和商業方面舒適的職業。他們安定下來，變得肥胖和自滿，並尷尬地回首他們左派學生的時代。其他人則放棄了政治辯論，轉而追求美學，追求波西米亞的生活方式，討論語言和性，或者深奧的神秘哲學。這是異國情調和風花雪月的知識份子的鼎盛時期。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宗教理想主義對象徵主義詩人，如布洛克、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別雷，以及弗蘭克、謝爾蓋·布林加科夫和別爾嘉耶夫等哲學家產生了別樣的吸引力，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的唯物主義，試圖重新確立道德和精神價值觀的首要地位。所有這些趨勢都有一個共同點——人們對俄羅斯自由化進程的前途惴惴不安。
人們普遍感覺，俄羅斯文明註定要滅亡。在別雷的小說《彼得堡》（1913年）中，其中一個人物就是一枚炸彈。對“黑暗”群眾的害怕和厭惡是這種文化悲觀主義的根源。“人民”已經失去了他們抽象的純潔性：在1905年，他們表現得像烏合之眾一樣，受嫉妒、仇恨和貪婪所驅使。人們不可能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文明。即使是高爾基，這位自詡為平民鬥士的人，也強有力地表達了他內心最深的恐懼。“你是對的，百分百正確，”1905年7月，他寫信給一位文學界的朋友說。“[革命]正在孕育真正的野蠻人，就像那些蹂躪羅馬的人一樣。”從那時起，高爾基就被恐懼所困擾——1917年之後，他又被恐怖所困擾——他畢生為之奮鬥的“人民革命”將摧毀俄羅斯文明。
這些主題很多都出現在《路標》中，這是一本由一群經歷過1905年革命的哲學家和激進批評知識份子于1909年出版的散文集。這些文章引起了一場輿論風暴——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的作者都是又紅又專的知識份子（即政治上的激進分子）——這本身就是知識份子批評和自我懷疑的新心理的象徵。大部分的騷動是由於——以伯里斯·薩文科夫的小說《蒼白的馬》（1909年）為例——他們把革命者描繪成一個殘缺的人格，被驅使走向病態的毀滅、不道德的暴力和殘忍，以及追求個人權力。對革命英雄的崇拜是知識份子自我認同的內在根源，這種揭露必然會使其陷入生存危機。在其中一篇文章中，斯特魯夫譴責知識份子未能意識到在《十月詔書》之後，與國家合作建設法律秩序的必要性。除非知識份子放棄革命反對派的習慣，轉而尋求教導大眾尊重法律，否則沙皇國家將仍然是唯一真正能夠抵禦無政府主義威脅的保護傘。
弗蘭克和別爾嘉耶夫認為，知識份子的無神論和唯物主義態度誘使他們把絕對真理和道德價值置於“人民利益”之下。根據這一功利主義原則，革命者最終會把社會劃分為受害者和壓迫者，出於對人性巨大的熱愛，革命者天生就對特定的人懷有極大的仇恨和復仇欲望。基斯蒂亞科夫斯基譴責激進知識份子對法律的“形式”不屑一顧，認為它不如“人民”的內在正義重要。基斯蒂亞科夫斯基認為，法律是一種絕對價值，是自由唯一的真正保障，任何試圖讓法律服從於革命利益的企圖都必然會以專制主義告終。另一位散文家伊茲戈耶夫嘲笑左派學生的幼稚病，他們把一切疾病都歸咎於政府，並採取最極端的觀點，認為這樣會讓他們更加“高尚”。最後，格申宗總結了現在正面臨危機的知識份子的職責。
知識份子應該停止夢想解放人民——我們應該比政府執行的所有處決更害怕人民，我們應該為這個政府喝彩，因為只有它用刺刀和監獄保護我們免受群眾的憤怒之苦。
從長遠來看，布爾什維克是1905年革命真正的勝利者。並不是說他們比主要競爭對手更強大、更出類拔萃；在許多方面，他們在1905年後遭受的鎮壓相對更多，如果沒有像高爾基這樣富有的贊助人的財政支持，他們很可能在接下來的12年裡無法生存。孟什維克更好地利用了社會主義報刊和工會留下的少數機會，其占主導地位的右派（所謂取消派）停止了所有地下活動，以便集中精力發展合法組織。到1910年，俄國已經沒有一份地下報紙還在發行。留在國內的1萬名社會民主工黨人當中，只有不到10%是布爾什維克。大規模的逮捕、領導人的流放和員警的持續監視，使布爾什維克淪為一個小小的地下教派。沙俄秘密員警（奧克瑞納）對他們黨的滲透程度之深，以至於列寧最信任的幾位副手竟然是員警臥底，包括彼得堡委員會的兩位秘書和第四屆杜馬中的布爾什維克派負責人羅曼·馬利諾夫斯基。
1905年後，儘管有列寧領導下建立一個統一政黨的蘇維埃（和反蘇維埃）神話，但布爾什維克也未能倖免於導致所有社會主義政黨癱瘓的派系分裂。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一樣，布爾什維克之間最激烈的爭論涉及合法和非法手段的使用。所有布爾什維克都一致同意地下革命的首要地位。但有些人，如列寧，也希望利用現有的合法管道，如杜馬和工會，哪怕只是作為他們自己大規模發動群眾的“幌子”；而其他人，比如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聯合創始人波格丹諾夫，則認為這只會鼓勵工人們相信“憲政幻想”。這場衝突與另外兩個問題交織在一起：布爾什維克利用“沒收”（即搶劫銀行）來為其活動籌措資金，這一點很有爭議；以及許多布爾什維克，特別是基層的布爾什維克，希望兩個社會民主工黨派系能夠彌合分歧，重新團結起來。
然而，1905年的後果使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之間的分歧，比1903年的黨代會還要嚴重。正是在1905年之後，社會民主運動的兩個對立派才形成了兩個獨特的政黨，每個政黨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倫理體系、哲學和方法。列寧的戰術轉變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雖然布爾什維克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在1903年就已經形成，但直到1905年之後，隨著列寧汲取了革命失敗的實踐教訓，其獨特的戰略特徵才開始顯現出來。因此，15年後，列寧把1905年革命稱為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的“彩排”。
列寧後來認為，到1905年，有三件事已經再清楚不過了：“資產階級”及其自由派政黨作為革命力量的破產；農民階級巨大的革命潛力；以及邊疆地區民族主義運動能夠有效地削弱帝國的根基。他主張突破大多數孟什維克信奉的正統馬克思主義假設，即像俄國這樣的落後國家必須經歷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經過幾十年資本主義的繁榮發展，其工人階級才能獲得足夠的進步來奪取政權和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列寧聲稱，工人必須跟隨自由“資產階級”的領導推翻沙皇政權是不正確的，因為他們可以與農民和少數民族結成聯盟，組建自己的革命政府。這種工人階級自治的概念將成為布爾什維克手中一件強有力的武器。1912年後，當工人重新發起罷工和抗議活動時，他們越來越多地轉向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因為布爾什維克支持反對“資產階級”的激進行動與1905年後工人階級日益增長的階級團結意識相一致。
托洛茨基在其“永久革命”理論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這一思想是他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帕爾烏斯那裡借鑒，並在他對1905年革命之《結果和前景》的分析中進一步發展起來的。儘管托洛茨基仍然是一個孟什維克（自尊心使他不願加入列寧的政黨），但這個理論更符合他在1917年擁護的革命布爾什維克主義，而不是以普列漢諾夫和阿克塞爾羅德為代表的主流孟什維克主義，後者堅持資產階級革命是真正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4】托洛茨基認為，俄國資產階級已經表明自己沒有能力領導民主革命。然而，這種資本主義自身代理人的軟弱性，使得工人階級比西方先進國家更早地進行革命成為可能。這裡的歷史悖論被上升到了戰略層面的高度。首先，俄國革命要想贏得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支援，必須允許他們奪取鄉紳的財產。但是，隨著革命走向社會主義，以及“小資產階級”農民反抗的增加，進一步的發展將取決於革命向西方工業國家的傳播，沒有他們的支持，社會主義制度將無法維持。“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
在他理論的這個方面——而且僅僅在這個方面——托洛茨基仍然是一個孟什維克。因為在1905年之後，將所有孟什維克不同派別結合在一起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如果西方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沒有資產階級的支持——或者至少是中立——俄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必然會失敗。在孟什維克看來，這就要求在1905年後對自由派政黨採取靈活的態度；為推翻專制國家和建立民主而進行的鬥爭符合他們的共同利益。國家杜馬運作的那幾年將是對這一政治改革試驗的最後考驗。
【1】 1893年，杜爾諾沃在員警部門工作時，曾命令特工竊取西班牙大使與其妓女情婦的通信，杜爾諾沃也愛上了她。大使向亞歷山大三世投訴，亞歷山大三世下令立即開除杜爾諾沃。但亞歷山大死後，他又設法東山再起，重操舊業。
【2】 這個名字是一個貶義詞，改編自“白色百人團”一詞，在中世紀的俄羅斯，此詞被用來形容貴族和富商的特權階層。加入“黑色百人團”的下層人士並不屬於這個階層，因而他們的名字頗具諷刺意味。
【3】 諷刺的是，其中包括紮魯德內，他在1917年擔任克倫斯基政府的司法部長，將以叛國罪把托洛茨基投入監獄。
【4】 丹和馬蒂諾夫也打破了這種舊的孟什維克觀點（可以追溯到19世紀80年代）。1905年秋，他們在《納恰羅報》上提出了“不斷革命”理論，與“永久革命”理論幾乎沒有什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