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第二次庭审：一场“证据不足”的判决，一场被重兵把守的声援

弦子走出法庭时，已是半夜12点。

人群立刻涌上去，40多个年轻人站了三圈，把弦子围在中心。她左手拿着一本红色的《民法典》，右手捧着进法庭时抱着的花，站在人群中显得格外瘦小。

许多声援者于中午赶来，捱过了警察的骚扰，在庭外等了十多个小时，却在弦子走出法庭前40分钟，刷到了海淀区法院微博发布的宣判结果：证据不足以证明性骚扰，驳回诉讼请求。

弦子尽力克制情绪，向大家讲述法庭里的经过：法官不予调取证据，临时拒绝专家证人出庭，不允许律师在第二轮辩论发言，不允许她总结陈词，“法庭辩论后，过了20分钟就判了”。

“我已经做了全部的努力了，”弦子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再坚持三年，我也不知道这次是不是一个告别，但如果是告别的话，我觉得非常遗憾……没有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结果。”

她忍不住哭了。现场传来抽泣声，许多人开始抹眼泪。“你很棒”、 “辛苦了”、“弦子你非常了不起”、“我们爱你”、“我们希望你未来能开心”，在场年轻的女孩男孩们鼓励她。

一位声援者说：“这不仅是你的三年，也是我们的三年……如果有人很疲惫了，可以停下来休息，但是我相信，我们未来还是会再见的。”

这场声援发生在2021年9月15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第二次庭审外。从2018年“准备开始战斗吧”的起诉宣言伊始，弦子逐渐成为帮助性侵受害者、联结女性的#MeToo核心行动者，微博账号“弦子和她的朋友们”也成了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声地。

2020年12月第一次开庭，上百个年轻人面对警察呵斥时坚定而理性，给陌生的彼此送来晚饭、奶茶和暖宝宝。亲历者说，善意、守望相助、温和有力的抗争，让公民社会在美好的夜晚里短暂重现。

然而，这次庭审外，有了更多的警察严密巡视；网络上，更多微博账户在发布或转发相关内容后即刻炸号。不过，虽然声援者少了一半，仍有几十人驻守到深夜，用泪水和鼓励迎接弦子，然后送别。

“弦子可能会感到疲惫，但 #MeToo 不会因此沉寂，”拥有十余年法律经验的黄思敏律师接受NGOCN采访说，“这不是一两个人的运动，而是很多女性一起走过的历程。”

她说：“只要对女性的压迫存在，就会一直有受害者和声援者站出来发声。”

庭审外：警察、大叔大妈、声援者的眼泪、“我们未来还会再见的”

21岁的余无声（化名）中午12点半来到海淀区法院时，南门的整条通惠寺街已经封了，正门十字路口也拉起警戒线，十多个声援者站在路口两边。此时距开庭还有一个半小时。

他在法院外绕了一圈，20多个警察在狭窄的道路上来回巡视，随机检查身份证；另有20多个便衣警察，统一身穿黑色衣服，佩戴黑色蓝牙耳机，仔细打量路人。他说，警察只要发现有人交谈、四处张望或看地图，就会立刻要求他们快速离开。

13:40分，他看到弦子出现在榆树林街的路牌旁，拿着一本《民法典》，抱着一束花，神情有些紧张。近20个支持者和约10个外媒记者立刻冲过去将她围住，一对情侣冲她喊：“弦子加油！”

弦子犹豫片刻后，面对人群说：“2021年9月14日，有可能是我诉朱军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一审的最后一次开庭了。从2018年站出来到现在，已经经过了三年。”

她继续说，“非常感谢大家，不管是去年12月2号，还是今天，愿意和我站在一起，也是因为我们彼此有共同的感受……”

然而，话音未落，一个中年男子突然推开人群，冲着弦子大喊“你自己破事凭什么挡了别人的道！”几个中年女子也挤进来，一边喊着“散了散了，别挡路，影响居民正常生活了都”，一边把弦子往法院门口赶。

“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我都很荣幸可以感受这三年…”弦子试图把话说完，但被推搡到一边，声音淹没在大叔大妈的喧哗中。

弦子被迫往法院方向走，余无声和20多个支持者跟过去。她忽然站定，想再和支持者说些什么，但被大叔大妈高声大喊“动起来，别挡路，别聚了”再次打断。场面变得混乱，余无声说，他能感到弦子当时的愤怒和委屈。弦子没再说话，擦了擦眼泪，理了理被弄乱的头发，转身向法院入口走去。

她一个人穿过铁栅栏，转头向声援者们招了招手。“有个姑娘大喊‘加油弦子姐！‘大家一下子绷不住，很多人都哭了，”余无声回忆，“弦子瘦小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和第一次开庭时警察与声援者对峙相比，大叔大妈粗暴的驱赶让许多人更加愤怒。余无声说：“去年，人们能和警察代表的公权力正面抗争，但这次大叔大妈冲进来，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反抗，和谁抗争。当局的维稳方式特别阴、特别损。”

另一位现场声援者对NGOCN说，那个首先挤开人群、侮辱弦子的中年男子，随后戴上了蓝牙耳机，在十多个小时里一直和其他便衣站在一起。

弦子走进法庭后，现场安静下来。大多数支持者站在南门对面的公交站聊天。有人带来一把吉他，唱了一首张悬的《玫瑰色的你》：“你手里没有魔笛 只有一支破旧的大旗……你看起来累坏了但你没有停。我是那样爱你，不肯改的你，玫瑰色的你。”

22岁的解娟（化名）下午两点时来到庭外，一直等到凌晨弦子走出法院。她说：“我一定要来，因为这个案子不仅仅是弦子自己的事情，它变成了中国女性的联结和希望。”

她和弦子因一起在网上做公益而结识。“弦子一边忙自己的案子，一边在武汉疫情爆发、河南洪灾时帮忙募资捐助，帮助性侵受害者、性少数群体找律师、社工、记者，为他们发声，”她说，“很多人因为她联结在一起，她温柔又有力量。如果我心里有一个特别美好的行动者的形象，她就是那个人。”

解娟在等待时认识了新的朋友，许多人都“受弦子的鼓舞”，“被她感动”而来。大家聚在一起聊#MeToo，聊女性的抗争，也一起调侃警察。她说，警察在警戒线里侧着身子偷听她们说话时，她们大喊：“你不拉警戒线就不用偷听啦！”

傍晚，素不相识的支持者带着盒饭过来，问解娟和她的朋友们有没有吃晚饭。附近居民下楼遛弯儿，被警戒线拦住，问她能走吗，她总说能走。“我潜意识里，其实希望没有警戒线把大家拦在外面，我们可以自由地走，”她说。一位阿姨问她怎么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她详细解释了朱军性骚扰和弦子三年的抗争，阿姨听完后说，“这姑娘很勇敢，真不容易。”

晚上八点半时，警察比白天更多了。另一位现场亲历者说，法院南门的通惠寺街排满了警车，正门被三两公交车堵住，正好挡住了海淀区法院的牌子。一辆公交车里坐了四五个警察，和街上的警察一起监视着行人和声援者的举动。

这位亲历者说，晚上赶来的部分支持者们互相提醒小心警察，说看一看就满足了，还有一些大学生担心警察打电话给学校，引起更多麻烦，所以待了一会儿便迅速离开。他对此表示理解：“我自己在现场时也很害怕，无法苛求每个人都要和警察对峙，都要坚持到最后。当下这么大的政治压力，在网上关注，去现场声援，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支持，我感到很欣慰。”

直到晚上11点半，法庭外的声援者们仍然没有等到弦子，而此时法院已在微博发布了审判结果。“警察一直催我们走，说我们在这儿傻等着，我们要等的人都到家了，”解娟说。人群里出现焦急、失落与愤怒的情绪，有人讨论是否要继续等下去。

然而，将近凌晨12点时，一位女生过来和众人小声说，弦子会在榆树林街西边的下一个路口等大家，声援者们立刻小跑过去。他们终于看见弦子走出来，怀里依旧是十多个小时前走进法庭时抱着的花。

看到声援者赶来，昏黄的路灯映照出弦子的泪光。她对大家说：“开庭前我每天都睡不着觉，总是怕自己得准备不够好。但在陈述环节我没有充分的机会陈述，王飞律师在第二轮也没有机会为我辩论。”

她不断重复，“我已经做了全部的努力了”，手里一直揉着那本皱了的《民法典》。

她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21岁，现在我已经28岁了，如果再这样（抗争一回）我已经35了，我没有办法再这样做了，我已经非常疲惫了。”她哽咽，用手擦掉眼泪，但又忍不住哭出来。“这三年能和大家有联系，能在微博上和大家说话，已经是我三年全部的努力了。”

“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会这样，我以为会更好，起码不用我走出来和大家说败诉，”弦子说，“我觉得非常惭愧，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接下来的三年了。”

在场的女孩男孩们再也抑制不住情绪，很多人开始明显地抽泣，大家带着哭腔安慰弦子：“没关系”、“你很棒”、“弦子我们爱你”、“我们希望你能过好自己未来的生活”。

一位声援者说：“我们应该谢谢你，做了这样一次尝试。”现场安静下来，她继续说：“哪怕未来三年里很难再去公共发声，但……所有的人不会都停下。”

在大家安慰和鼓励后，弦子的情绪缓和了一些，说自己会坚持上诉。“即使拿到这样的判决……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会因此而改变，”她说，“从2014年开始，很多人告诉我不要说出去，但我从来没有一秒不觉得我是性骚扰受害者，我从来没有一秒觉得我做错了什么。”

她向大家道谢，然后和朋友坐车离开。解娟身旁，一位女生绷不住了，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庭审内：“证据不足”、不予调取、限制辩论

庭审当晚，弦子发布长文声明称，她向法庭申请调取性骚扰前后央视走廊监控录像，以及调取警方远赴武汉威胁其父母不要外传的笔录。然而，审判长均以“与性骚扰核心事实没有直接关联”，不予调取相关证据。

NGOCN试图了解庭审中的具体状况，但弦子的代理律师王飞以当事人安全为由，婉拒了采访。

多名法律从业者认为，法庭拒绝调取证据缺乏正当理由，甚至是失职。

法律界普遍共识认为，性骚扰隐蔽性强，取证难，证明难。黄思敏律师表示，在这样的前提下，以多个间接证据构成证据链，达到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受害方常采用的诉讼方法。

黄思敏律师解释，走廊监控、警方威胁父母的笔录，虽然不能直接独立证明性骚扰事实，但仍与性骚扰发生的前因后果紧密关联，能够被弦子一方用作证明朱军性骚扰的证据链。

她称，对于这些与案件紧密相关、且受害者无法获取的证据，法院应当依职权调取，“但法院却没有调取，是失职的”。

黄思敏律师强调：“之所以’证据不足’，是因为法院不调取足够的证据。如果证据都调取了，即使判定证据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起码是在现有制度下做出的裁判。（现在的这个结果）体现了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缺少性别意识，也体现了性侵受害者保护制度的缺失。”

她继续说：”法官连应该调取的证据都不调取，尚未衡量证据的证明力，就在第一步把路堵死了。这样的行为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是否符合法官法，都是有疑问的。”

两次庭审中，法庭均以不同理由拒绝调取监控、笔录、连衣裙等证据。

弦子在第一次开庭后的记叙中写道，公安机关案卷保存了央视走廊监控，而朱军方也在网上发布过监控截图。但是，第一次庭审，法庭答复“公安机关没有调取过监控”；第二次庭审，法庭拒绝调取监控。

对于警方威胁其父母的笔录，弦子写道，第一次庭审时，她的父母已在庭上当场作证警方联系二人的整个过程，但被法庭以“公安已经调取全部卷宗，不会再次调取”为由拒绝；第二次庭审，法庭则以“与核心事实无关”为由，再次拒绝调取笔录。

此外，弦子称，她两次庭审均申请，重新鉴定性骚扰发生时所穿的连衣裙。但法庭均回复，公安机关没有调取过连衣裙。然而，与之相反，她自述写道，2014年报案后，警方已对连衣裙前胸、右侧下摆、臀部三处粘取物进行检测，且2019年庭前会议时，她看到警方的鉴定报告保存完好。

女权运动推动者，“女权之声”创办人吕频接受NGOCN采访称，该案展现了“公检法三方如何共谋，打着法律的旗号否认事实。”

吕频说：“性骚扰的隐蔽性，社会文化的性耻感和对女性的羞辱，导致性骚扰难以证明。但现在，司法和权力层层掩护，对受害者联手打压，导致性骚扰根本证明不了。”

“法院的表态也是霸凌的，”吕频说，“明明有连衣裙，非说下落不明；明明有监控，就是不调取。公然的自相矛盾，一副‘你能拿我怎么样’的姿态，践踏程序正义。”

2020年第一次开庭前，#MeToo 运动者已经对司法审判的局限性做了心理准备。“司法给不了公正，就向社会辩护；当下给不了公正，就向历史辩护”，成了弦子和她朋友们的口号。女权行动者梁晓雯律师说：“弦子的案子是对中国法律体系的检验，而不是法律对米兔的检验。”

第二次庭审后，吕频说，虽然诉讼失败，但这成了#MeToo运动里最有影响力的案子。三年的诉讼历程，暴露了法律和司法的系统性问题，所引发的公共讨论，以及对全社会的震撼，是败诉之外更深刻的意义。

然而，海淀区法院宣布判决的微博下，许多评论同情朱军“沉冤昭雪”。弦子案开庭两天前，何谦指控邓飞性骚扰事件，以邓飞诉其侵犯名誉权一审胜诉、二审维持原判而宣告终结。邓飞在公众号上宣称，“继续信仰法律”。

吕频分析，#MeToo只是暴露法制的弊病，并不必然能立刻推动司法完善。相反，近年来社会厌女情绪发酵，对性骚扰判决出现了“信则信，不信则不信”的分裂。她说，“如果中国的司法完全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了。”

在社交网络上，大量微博账户因发布或转发弦子庭审相关文字、图片而被炸号或禁言，包括女权博主 @CatchUP性别公正姐妹、@七只小怪兽、@莓辣MAYLOVE，以及媒体人@熊阿姨、@西窗随记等等。然而，攻击弦子“制造社会分裂”、“反华工具”、“严惩女权分子”的微博与评论毫发未损，坐拥上千个赞。

吕频说，#MeToo 对女性群体的联结，以及对男权社会的挑战，触碰了当权者的神经，必定招致“铁拳”的打压；而民族主义与厌女情绪合流后，网民”境外势力”的标签等于”政治死刑“，“压根儿不用再和你讨论女权和 #MeToo 本身了”。

多位庭审现场亲历者说，判决结果和权力压迫，让不少人对 #MeToo 的未来感到担忧，认为线下声援几乎不再可能，网络公共空间日益坍缩。

但黄思敏律师却说，不必因一个个案而太过灰心。“虽然空间越来越小，但这个案件还能被公开，#MeToo 还能被讨论，这个议题还是有希望的，”她说，“#MeToo 在未来三五年里可能很悲观，但它要改变的是法律、制度、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抗争。”

她说：“#MeToo 受害者们用自己的痛苦，不公正的经历，勇敢地言说，换来女性权益和性别平等的一点点进步，这些进步本身就是女性生活的血泪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