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车难题的说辞充斥社会，“亡天下”也就不远了

2020 年 9 月 13 日

前不久因为新疆本土疫情的复发，疫情中新疆政府”一刀切“防疫政策中的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种种乱象，也终于轮到让新疆汉人来感受一下新疆治理模式带来的恶果了。这件事引起了网上新疆网友的强烈不满和愤怒，终于逼得新疆官员不得不假模假式地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公开，用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

说到新疆，让我想起来有一次和一个朋友聊天，不知道怎么就聊到新疆对维族人的政策，其实我只是表达出了比较谨慎的批评态度，但是如我所料，他很赞成这种”铁腕政策“，并对我说：等他们拿着刀砍你的时候你就没意见了。听到这句话我已经不想再反驳什么了······

还有不少新疆汉族同学和朋友都提到过75事件。这些经历往往成为他们赞成现在新疆政策的理由，只要你质疑新疆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政策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总有”好心“的新疆汉族同学站出来现身说法，告诉你新疆当时有多么恐怖，当时有多么有必要采取铁腕政策，对你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而得出现在的政策也是合理的，至少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这样的结论。但是他们往往不提为什么会导致现在的局面，也丝毫不提现在的高压政策会导致今后产生什么负面结果，会不会产生更多的“暴恐事件”，更不会管“再教育营”的维吾尔族人是不是暴恐分子，不会去思考“预防极端思想”这个理由和“腹诽之罪”这样荒唐的罪名本质上到底有什么区别。

而随后内蒙古自治区把少数民族语言授课的语文课强制改成汉语教育的政策，又激起了很多蒙古族同胞的反对，甚至出现了罢课等不合作式的抗议行为，估计到时候又会制造出”蒙独分裂势力“。虽然在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族人口只占17%，汉族占到了接近百分之80%，甚至一些蒙古族人都已经不会讲蒙语了，和藏族和维吾尔人相比蒙古族算是没有分离动机的少数民族。

我知道无论政策如何恶劣，无论新疆和内蒙古人民如何不满，总会有人重复着这一条金科玉律——为了保全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人的利益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往往拿出所谓电车难题来证明反对的人很”幼稚“，来证明那些主张基本人权不容侵犯的人是”圣母婊“。这次新疆对待所有新疆民众的“铁腕防疫”，以及对内蒙古的蒙古族人的同化政策，我估计也不例外——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会认为政府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大局稳定（前提是如果他们能够知道这两件事的话），还是会认为这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是理所当然。

针对这种动不动就开启电车难题思维方式的人，我想提几个问题。

大多数社会上种种损害个人利益或少数人利益的情况真的算电车难题吗？
到底如何定义少数？牺牲多少的“一部分”是可接受的？
当我们真的面对电车难题，我们要单纯以人的数量来判断牺牲哪些人吗？
对于选择救多数人而改变电车轨道而导致牺牲少数人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你的国家正在凋零，而我的国家已经死了”

最近在看的一部美剧《使女的故事》（也翻译成《侍女的故事》），引发了我对于以上四个问题的思考。

这是一部由反乌托邦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故事设定是美国被极权主义基督教的基列国所取代。基列国所产生的大背景是全世界大部分人类失去了生育能力，每个国家都面临几乎没有新生儿的现实。但在基列国，多数女性地位低落沦为杂役，少数仍具备生育能力的则被选为“侍女”成为权贵（大主教们）的生育工具，女主角就是这样一个不幸被捉去当侍女的女性。

其中有一个片段，墨西哥官员访问基列国，两国达成了一个贸易协议，而基列国所提供的商品就是这些侍女们。也许是为了减轻罪恶感，墨西哥官员当着基列国大主教的面问女主角：”你幸福吗？“可以预料她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些外国来使看到的一切都表现得侍女们是自愿的和幸福的。

墨西哥来使知道基列国在演戏，基列国也知道墨西哥人知道他们在演戏，双方心照不宣，区别在于墨西哥人知道这个行为是罪恶的，而基列国的大主教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问题。但当墨西哥官员单独见到女主的时候，女主终于忍不住说当时她说了谎——作为一个侍女她很痛苦。但是墨西哥人也道出了自己的不得已——墨西哥已经很多年没有新生儿了，他们的国家正在凋零，他们需要有生育能力的女性。

于是，就有了下面这段令我印象深刻的对话。

墨西哥官员：My country is dying.

女主：My country’s already dead.

女主说的国家的灭亡，并不仅仅是一个名叫USA的国家（政权）被一个叫基列国的国家（政权）所取代，更深层的意思是：基列国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片土地上所承载的社会的灭亡。当人们已经不把人当作人来看待，认为人可以当作工具利用或牺牲，并且大家都深以为然的时候，人类社会就已经亡了。

说到这里，我来逐一检视一下上面提到的四个问题。

第一，我认为大部分被称作电车难题的难题都不是真的电车难题。

即使是在电视剧里墨西哥这样全年没有新生儿的极端情况下，他们还是守住了最后的底线——没有像基列国那样去牺牲本国女性。而且，我认为严格意义上来讲剧中墨西哥面临的都不能算是电车难题，他们有更多其他选择：比如他们可以发展新的试管婴儿技术并鼓励代孕；他们可以出台政策，鼓励有生育能力的人积极生育，即使这个政策并不会立竿见影；再退一步，他们可以用引进移民的方式增加有生育能力的女性的人口基数，而不是去向基列国这样极权国家”购买“侍女。

让我们回过头来审视一下新疆的一刀切防疫政策，我不禁要问：不做到这么过火疫情就控制不住吗？比新疆人口密集的地方多的是，为什么人家就没这样胡来呢？我们不要跟国外比，就跟上海比一比，境外输入的不比新疆多？怎么上海就没有这样呢？新疆当局并不是别无选择，我不相信他们比剧中的墨西哥还难。说的轻一点就是“懒政”，说的重一点就是眼睛只盯着“上意”而不顾老百姓利益。但是如果把这样的行为上升到思想观念的高度的话，我认为正是因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认同牺牲一部分人来换取更多人的利益是正当的（当然，首先确保自己不属于这一小部分人），才会导致统治者可以根本不做尽量保全所有人利益的努力，而习惯性地轻易牺牲“一部分人”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被统治者也一次又一次地将被牺牲者们当作“他们”对待。这就是全社会认同这种观念所产生的最大恶果。

第二，我们很难界定什么是“少数人”。

暴恐分子是少数人，有极端宗教思想的人是少数人，新疆维吾尔人也可以是少数人，新疆全体人民也可以是少数人，只要为了全国大局，谁都可以是”少数人“。

蒙古族人可以认为维吾尔人是少数民族中不安定的少数人，汉族人可以认为蒙古族人是少数；北京人可以认为北京的低端人口是少数人，深圳人可以认为”三和大神“是少数人，只要与我无关，谁都可以是少数人。

最极端的情况，就像剧中基列国的女性们——也都是“少数人”。只有那些少数的统治者，才永远不会被当成“少数人”。

第三，人数多少不应该是唯一判断标准。

因当我们面临真的电车难题，需要选择牺牲那五个孩子还是那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能说这五个孩子的命就比那一个孩子重要，因为我们无法定义什么是重要。对于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问题，每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比如，对于那一个孩子的父母，这个孩子自然就比其他五个素不相识的孩子重要。

而且，我们也无法知道铁轨上的五个孩子和废弃铁轨上的那一个孩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人是不能抽象成为一个个均等的个体进行加总的，我们无法把将一个个的人简化成数字。设想如果你知道这六个孩子的秉性和平时的行为，当你来决定要牺牲谁的时候，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呢？

当然，人数确实是一个衡量指标，但却不能作为唯一正确的衡量指标。至少，我们可以保留基于信仰，基于对规则的尊重，基于对亲疏远近等等不同的标准，因为人的内涵是丰富，是不能用科学手段穷尽的。永远不要忘记：数字不是目的，人不能当作手段，人本身才是目的。

一旦当我们习惯于将人简化为数字，并认用科学计量手法才是唯一正确的王道的时候，往往灾难也就不远了。具体实例请参考《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本书，这里我就不多做解释了。（扯得可能有点远）

第四，如果类似电车难题的极端情况在现实中真的发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虽然大多数为统治者开脱的“电车难题”说辞，大多不符合「紧急」这一原则。但如果真的出现这种紧急极端情况，我认为，可以参考紧急避险这个概念。当电车司机真的牺牲了无辜的少数人去救多数人的时候，对该行为的态度应该是“错而不罚”——我们不应该认为这种行为是对的，甚至可以认为他破坏规则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们可以不做出处罚。

"错"是因为在司机面临紧急且两难境地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希望他遵守原则，但是他没有，因此他的行为与原则相悖，因此应该判定是错误的（至少应该是不正确的）。所谓“不罚”，是因为无论是牺牲一个人还是牺牲五个人，最终的结果都是要牺牲掉人，而两者的重要性是不能用数字单纯加总进行比较的，无论最后他选择了牺牲哪一方，最终结果不会因为他的选择而产生相对更优的结果，因此无法根据最终造成的结果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