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荷兰被人口贩运的同胞们

作者：卡卡

■  一切要从一位出名的“无国籍中国人”开始讲起。

33岁的杨春生被荷兰媒体称为“不存在的人”。他小时候经人口走私从中国被带到荷兰，之后一直黑在荷兰的格罗林根。理论上，他不被允许留在荷兰；但同时，他因为没有中国发的旅行证件，而回不去中国。此后，他一直打黑工、躲躲藏藏地“无国籍”了15年。

杨春生的故事被曝光后，有人帮他做了一个众筹。后来，他还被邀请上荷兰国家电视台，分享自己的故事。甚至，荷兰的国家诗人还为他写了诗。顿时，他有点像是一位名人。在众多律师、社工、牧师和无数的好心人的帮助下，他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当看到这个令人暖心的结局时，人们自然会问这背后的人群还有多少？

事实上，杨春生并不是个案。据不完全统计，在荷兰有超过二千无居留权的华人在荷兰。而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荷兰既是人口贩运（特别是强迫卖淫和强迫劳动）的来源国也是人口贩运的目的地国。在荷兰所有人口贩运的受害者中，排名前五名的原籍国是荷兰、中国、尼日利亚、匈牙利和塞拉利昂。也就是说，一直被很多人理解成模范少数族裔的中国同胞在荷兰竟然也是被人口贩运最多的外国人。

人口贩运

小杨的案例中涉及到两个重要的概念：人口贩运（human trafficking）和人口走私（human smuggling）。这两个概念在荷兰经过几十年的立法和政策不断的被完善着。

人口贩运具有很多种形式，例如性剥削、劳动剥削和强迫性器官剥削，但这些形式的共同之处在于都存在对个人自由的侵犯，因此，人口贩运是一种严重且具有复杂形式的颠覆性犯罪。人口贩运目的是为了剥削人，并在招人、运输、转介、掩护或包庇人的过程中使用强迫的手段。在荷兰法律中对人口贩运的定义，不像字面所昭示的那样需发生在跨越国界的案例中，即使没有跨国关系的劳工剥削也在荷兰人口贩运法律适用和调整的范畴之内，而劳动剥削才是人口贩运的核心。荷兰刑事法律法条237f条将劳动剥削定罪为人口贩运。

人口走私，则是指帮助人们获得非法入境另一个国家。

从法律的角度，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刑事犯罪：人口贩运是针对个人的犯罪，而人口走私是针对国家的犯罪。不过，人口贩运和人口走私也有重叠之处，如人口走私者在走私过程中剥削移民则会构成人口贩运。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常见的，例如贩运东欧人口到荷兰红灯区的人口贩子经常要求前者为其提供无偿的性服务。

劳动剥削 

劳动剥削被认为是荷兰人口贩运法律的核心：指人们被强迫工作；自愿或在胁迫下，被雇主扣留工资, 且被迫在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劳动剥削是严酷和不人道的工作环境与胁迫、暴力、勒索、欺诈或欺骗等频繁出现的混合体。劳动剥削大多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例如移民工人和没有居留许可的人。

劳工剥削不仅仅发生在那些荷兰非法居留的劳工身上。很多合法的移民劳工也是劳动剥削的受害者。依据致力维护劳工权益的荷兰非营利组织 FairWork 不完全统计，在寻求帮忙的移民劳工中，非法移民只占10%，换言之，90%遭遇劳动剥削的受害者其实是合法的移民劳工。 

不过，像小杨那样无居留的人在劳资关系中则会更加弱势。事实上，荷兰整个调整规范人口贩运和劳动剥削的法律跟华人群体有着特殊的联系。2009年，在荷兰劳工监察局处理中餐行业案件中发现，8名无居留的华人劳工在极差的环境工作。依据此案件，荷兰高等法院对劳动剥削为人口贩运制定更广泛以及更细致的标准，这些标准包括劳动的环境，经济上的优势偏向雇主和劳工身心的限制。对劳工身体和心理的限制指劳工在很大程度上需依赖雇主，如老板安排住所、不能随意离开餐厅、语言不通等状态。

为什么对移民劳工的剥削不断呢？有学者 （Van Meeteren. M and Wiering.E）通过研究发现，在餐饮行业中，劳工的居留和工作许可与雇主捆绑一起的移民政策是导致劳动剥削发生和持续不断的重要因素。在如此的工作签证法规下，劳工并不敢或者不愿意去反抗劳动剥削。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他们没得选，要不留下被剥削，要不就是离开工作离开荷兰或者成为非法居留者。

听起来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故事：一边是资本家的逐利，另一边是为了在荷兰留下来忍辱负重的劳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似乎很真实，不过不管双方有多愿意，这样的默契在荷兰都是犯法的。

打击人口贩运的荷兰

从小杨的例子你也可以看到，当非法居留或者黑工发生在荷兰时，人们并不总是去谴责受害者。毕竟人口贩运或者人口走私的发生有时并不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更宏大的结构性问题。在荷兰，如果证明了一个人是跨国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这个人不仅不会被送回原籍国，ta 还会被给予荷兰居留，在荷兰生活下来。这项政策背后的意图是，首先应该要惩罚的是人口贩运的加害者；而且无数的研究表明，跨国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被用政府的资源进行遣返以后，很有可能再次沦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因此，ta们应该跟难民一样享有不被遣返的待遇。

打击人口贩运且对受害者提供保护的另外一面是坚定地打击劳动剥削。在荷兰，劳工监察部（ Inspectorate SZW）主要负责监督、调查、处理关于劳动剥削的问题，它负责与在荷兰境内和国际上不同组织合作打压劳动剥削。对那些不在荷兰刑法第 273f 条惩罚范围内的各种形式的虐待，劳工监察部可对此剥削情况进行处理。对那些少付工资、让劳工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工作，以及其他严重违反《劳动法》的雇主，劳工监察部也可对ta们进行行政手段的处理。

糟糕的是，很多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劳工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被劳动剥削。依据荷兰劳工监察局的定义，若是发生以下的状况则极有可能发生劳动剥削行为，如：

• 被要求从事危险或不健康的工作
• 需要长时间工作
• 工资太少或根本没有支付或推迟支付工资
• 无法使用自己的护照
• 以虚假借口被带到荷兰
• 受到虐待、勒索、胁迫或威胁
• 被迫向雇主偿还巨额债务
• 无法使用自己银行账户中的钱
• 正在为未申报的付款工作或没有意外保险
• 居住在工业建筑或地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糟糕的住宿条件下居住
• 不知道自己住处的地址
• 正以任何其他方式承受压力

若以上情况发生，每一个劳工都可以直接向劳工监察局报告此类行为（电话：0800 51 51）。在荷兰也有很多致力于帮助被剥削的劳工的非政府机构，如FairWork。

但是当劳工监察部出马时，可能为时已晚了，劳动剥削可能已经形成并且存续了很长时间。于是荷兰司法安全部，社会事务部，健康福利部和外交部在2019年联合发布了《一起反人口贩运》的计划，提出了五项行动方针，进一步制定解决人口贩运问题的方法，要求：

• 进一步改进对受害者的侦查、对肇事者的侦查和改善针对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服务
• 发展解决劳工剥削问题的方法，着眼于与社会伙伴协商，希望加强解决劳工的剥削问题
• 防止人成为受害者和犯罪者（防止任何人在荷兰、原籍国和过境国成为受害者是该方案的核心目标之一）
• 加强多种方法应对人口贩运。反人口贩运需要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因此，这需要不同部门之间的良好合作。在此过程中市政府发挥着重要作用，市政厅有责任解决行政方面问题，以及给受害者提供适当的支持和庇护；
• 共享知识和信息，政府致力于无论是荷兰国内还是国际上所涉及的专业人员之间做到有效地共享知识和信息。

计划看起来非常宏大，可荷兰真的有这么糟糕，需要如此用力吗？

根据前面引用的美国国务院监察和打击人口贩运办公室每年发布人口贩运报告，2019年，荷兰依旧被列为“一级”国家，指政府完全遵从《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行动》的最低标准。（美帝提供的图片比较刺眼，请玻璃心人士慎入）

而根据欧盟提供的资料，Walk Free Foundation 发布了新的全球奴隶制指数，该指数评估了 167 个国家/地区的人口贩运的情况。而根据该指数，荷兰是唯一一个得分为“A”的国家，使其成为所有这 167 个国家/地区中打击人口贩运活动最给力的国家。

2021年6月4日，荷兰社会事务部部长库尔梅斯（Koolmees）宣布，由于严重怀疑存在虐待和人口走私活动，暂停签发亚洲厨师工作许可签证。自疫情以来，由于抗疫措施，大多数餐馆关门，只能做外卖生意，这意味着并没有太多的工作机会。然而，荷兰移民局IND却扩大计划，签发了约500张亚洲厨师的工作许可。这些花费高额中介费来到荷兰的中国厨师没有工作，或所赚取工资无法还因支付中介费所带来的债务，从而陷入被剥削和虐待的状况。

看完荷兰打击人口贩运的政策框架，近日，荷兰以中餐行业存在虐待劳工为理由暂停签发亚洲厨师签证，看起来就不那么匪夷所思了。

曾经出于善意的政策被中止，不论对于想申请劳工签证的餐厅老板、想通过劳工签证改变命运的个体，还是对想吃到亚洲美食的普通人都是一个坏消息。但是造成了这个三输的结局，你选择会责备少数滥用了政策的餐厅老板，还是怪政府执法过严呢？

不管怎样，希望你看完这个文章更加理解了为何跟中国比，荷兰吃的如此难吃，餐厅还如此之贵。看起来，我们已经为荷兰的打击人口贩运这个世界第一做出了点点“牺牲”。

参考资料: 

联合国签署《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https://www.unodc.org/unodc/en/organized-crime/intro/UNTOC.html

荷兰的人口贩运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man_trafficking_in_the_Netherlands#:~:text=In 2017%2C it was estimated,to human trafficking each year. 

《一起反人口贩运》 

https://www.government.nl/documents/reports/2019/04/09/together-against-human-trafficking

荷兰人口贩运转介网 

https://english.wegwijzermensenhandel.nl/

van Meeteren, M., & Wiering, E. (2019). Labour trafficking in Chinese restau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the role of Dutch immigration policies.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investigative case files.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72(1), 107-124.

Hiah, J., & Staring, R. (2016). ‘But the Dutch would call it exploitation’. Crimmigration and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Chinese catering industry in the Netherlands.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66(1), 8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