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記憶邊陲的那些// 布拉提斯拉瓦猶太遺產初遊，在重建的記憶裡發現過去

從台灣小島到大不列顛群島再進到歐陸中心，對於人與文化，在心裡累積很多沒有解答的問題，必須承認五花八門的網路資訊沖淡一些我想要深究的好奇。踏進歐洲之前，猶太人只是一個存在於書本、電影和紀錄片中的名詞。

曾經有位斯洛伐克室友展示他收藏的布拉提斯拉瓦城區老地圖，一頭嬉皮長髮的他對我說：「你看，這是還沒有斯洛伐克國家起義橋（Most SNP, Most Slovenského národného povstania）的時候，這邊城堡下到多瑙河之間有猶太人的聚落。政府為了要剷除那個聚落，故意選在那裡蓋橋。」

這是我在這裡聽過最直白的控訴。不過直到目前，並沒有證據可以支持一系列都更計畫背後勒令拆除猶太聚落、教堂或是墓園的惡意。

當我在布拉提斯拉瓦城堡逛常設展覽，沒有發現任何有關城堡丘下猶太聚落的蛛絲馬跡，不禁納悶猶太聚落是否真的存在過？如果有，又是什麼原因無法多作說明呢？

我很愛逛博物館，每一間博物館都像一片被特殊處理過的地方記憶拼圖，總能讓我發現什麼特別的東西，有段時間還非常著迷於在博物館內創作的藝術家，那是一群企圖打破既有敘事權力的人。在博物館，為誰說話、誰在說話、說了什麼、又什麼沒說，都可以是非常有趣的討論。

在隸屬於斯洛伐克國家博物館的猶太文化博物館，我找到一些猶太族群在城堡丘下生活的樣貌，以及唯一的官方敘事–「為了建造新橋，政府決定拆除新話語教堂和歷經大火難以修復的猶太貧民窟老街區。」

來到城堡丘另一側的Chatam Sofer紀念館，解說員則是輕輕帶過1942-1943年猶太舊墓園的拆遷決議：「這是為了公眾利益。」

總之，我無法對室友的控訴得到任何驗證。其實，這是涉及族群對立的命題，適不適合放在如今的公眾場合闡述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所能察覺的只有一項事實–這是在斯洛伐克的公領域不會輕易出現的話語。

另一方面，我還在確認是否有以布拉提斯拉瓦猶太聚落為主的獨立研究。對於在1942-43年猶太人被送往勞改營、集中營時期的舊墓園拆遷決議，或是在1969年社會主義時期的猶太聚落和新話語教堂的拆除決議，確實很難排除沒有宗教、文化、政治對立的因素存在。畢竟如今走在老城，仍有破敗難以修復的街區，各派的天主教教堂各個屹立不搖，但猶太教新話語教堂只能淪為刻印在橋墩下石牆的教堂圖像。

去年秋天起，為了紀念新話語教堂成立125週年，原本教堂座落的魚廣場開始出現戶外特展。可惜的是，對於當初拆除決策原因的探究，並沒有在展覽中提及。

現在的魚廣場，還有一座猶太紀念碑，我第一次認真在猶太紀念碑轉了幾圈，過去只注意到紀念碑基座一角有斯洛伐克文和希伯來文「記住！」，每每都是匆匆經過，這次上下左右仔細端詳後，一抬頭竟然發現頂端有大衛之星的設計。這座紀念碑紀念的是在大屠殺喪命的猶太人。原本在二戰前有15,109位猶太人居住在布拉提斯拉瓦，佔人口11%，而原居住在斯洛伐克境內的猶太人共有約105,000人喪命於大屠殺，裡面大約有10,000位來自布拉提斯拉瓦（註1）。

斯洛伐克國會在1939年通過反猶條款，限制猶太人的職業許可，反猶條款得以通過的背後，除了希特勒的積極推動，同時也存在斯洛伐克當地政權在政治與經濟上的企圖。由於從前的斯洛伐克曾是匈牙利帝國與奧匈帝國的一部份，中產階級主要為猶太人、已歸化匈牙利的猶太、德意志、斯洛伐克人，斯洛伐克政府想培養出自己族群的中產階級。（註2）

長久以來，多數斯洛伐克人在帝國體制下處於政經弱勢，以農民為主，20世紀可以說是斯洛伐克人才要開始打造一個政治與經濟自主的時代，只是猶太人在這個時代浪潮裡被犧牲了。

即使到現在，斯洛伐克仍有各地猶太墓園被破壞的零星報導。布拉提斯拉瓦的正統派墓園就設立起監視器，並藏於不易注意到的建築設計裡。身邊的斯洛伐克人一聽見我說猶太墓園可以進去，都是不可置信的樣子，甚至問：「要是真的有開放的話，你敢進去嗎？」為何不敢呢？接電話的工作人員都笑說我可以直接進去。

雖然無法為一個族群定義好意的程度，但我可以肯定距離是存在於斯洛伐克人與猶太人之間的。猶太人的話題在斯洛伐克，多半得到的回應是直接的不願多談，或許對保守傳統的天主教國家來說，這已經是一種恰到好處的禮貌表現。

在布拉提斯拉瓦有兩座猶太墓園，一座是正統派墓園，一座是新話語派墓園，都在城堡丘的後方，兩座墓園各容納7000多及2000數量左右的墓碑。歷史較久的是正統派墓園，在1845年建立，根據往生者的社經地位，墓碑設計和墓址安排都有所區隔。易達處有舊墓園遷址的紀念碑、大屠殺的紀念碑，在爬上山丘的階梯深處，開始被雜草樹叢佔據，座座墓碑淹沒其中，看似已無後人造訪多年，20世紀初因西班牙流感離世的貧困猶太人也長眠於這墓園深處。

那遷移到正統派墓園的舊墓園，原本距離也不遠，就剛好位在新墓園所在的山丘下。現在的舊墓園，只留下Chatam Sofer紀念館，同名紀念一位極具聲望的猶太拉比，也紀念曾經在該地有數千名猶太人安息的墓園遺址。如今很難想像當初墓地的規模了，多瑙河整治後道路向外拓寬，再引入電車軌道、高級商業辦公大樓與飯店業者。猶太人的墓園歷史，如同曾經圍起守護墓園的牆面，退至不易引人注目的角落。

解說員淡淡說了一句：「納粹的來臨是一場悲劇，共產社會主義時期造成的破壞有限。」是啊，現在的斯洛伐克只剩下約5000位猶太人，從二戰以前至今，在斯洛伐克的猶太人口大幅減少了95%。（註3）

Chatam Sofer紀念館從存在到改建，背後所投注的人脈、資金、時間，難以計算。原先的舊墓園因為都更規畫必須遷移，唯有包括最德高望重的八位拉比之墓和周圍墓碑得以經過遊說和支付一筆資金後留了下來。1982年，再次因為都更，墓園舊址被地下化，沒有足夠養護設備的空間位於電車站旁的地下，幽暗潮濕，前來向拉比禱告祈福的猶太教徒必須壓身從車站旁的狹窄階梯進入。

當我搭上電車路經紀念館和隧道之間，總是享受那車體隨軌道彎曲行進的晃動之感，從來沒有想過，為什麼鐵軌會是這樣兩度彎曲的幅度。造訪Chatam Sofer紀念館後，才明白那是如解說員告訴我的，猶太人再一次政治斡旋後政府所做的電車改道工程。原本被鐵道包夾僅存的墓園舊址，終於在2000-2002年整頓並改建成紀念館。

這座紀念館的主要籌資人為Romi Cohn，1929年在布拉提斯拉瓦出生的他，在遣送猶太人進入勞改營的時期，被家人送往匈牙利逃難，直到1944年匈牙利被納粹攻佔，才又逃回斯洛伐克（當時為捷克斯洛伐克）。他在15歲加入游擊隊，參與斯洛伐克國家起義，對抗斯洛伐克的法西斯政權和納粹。不同於參加起義的斯洛伐克人，當時參與的猶太人多在隨後的報復行動被殺，這場起義被認為本身沒有多大政治效益，卻造成許多沒被轉送集中營倖存的猶太人死亡，反而加深族群對立。（註4）

在取代猶太聚落老街區而起的斯洛伐克國家起義橋下方，有一座紀念碑，但沒有著墨任何有關於猶太人參與起義一事。

Romi Cohn不只順利從游擊隊全身而退，在大屠殺時期，他還運用所能觸及的資源，透過竄改從教和身份紀錄的手段，拯救56個猶太家庭。戰後不久，他便移居美國，多年來購置房產並成為拉比，在美國和以色列投入宗教教育和學術寫作。直到今年3月24日，因新冠病毒引發肺炎在紐約過世，享年91歲。（註5）

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可以見到一個政權體制崩解，也能讓一個族群從被迫害到復甦。一位出身自布拉提斯拉瓦猶太家庭的拉比，最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不停扶持同族人走完他的一生。

初步走過猶太文化遺產，得到了另一個觀看斯洛伐克歷史的方式。歷史雖可以被抹滅，卻也能再次被書寫記憶吧。

（註1）新話語教堂建置125週年開始設立的戶外展《失落之城的已逝之地stratená dominanta strateného mesta》內容敘述。

（註2）（註4）取自研究學者Thomas Reimer對於喀爾巴阡山德意志人的歷史論述。http://carpathiangerman.com/history.htm?fbclid=IwAR1bBbvm5o0nVRTuDpIlEBH21HR8zsfgcvlOaQInB-iZp4EJFzW5fX_3JTs#Slovak

（註3）斯洛伐克猶太宗教社區中央協會（ÚZŽNO）的統計數字。

（註5）取自紐約時報針對因新冠肺炎過世專題做的系列人物報導，Romi Cohn為其一。https://www.nytimes.com/2020/03/27/obituaries/romi-cohn-dead-coronavirus.html

（註6）Chatam Sofer紀念館官網內有舊墓園以及拆遷的歷史照片。http://www.chatamsofer.sk/memorial/

以此文紀錄2020年在布拉提斯拉瓦Chatam Sofer紀念館、猶太文化博物館、魚廣場紀念碑、正統派墓園、新話語派墓園之觀後感。《藝術收藏+設計》在十月份也刊出了我撰寫的第一篇關於猶太人的文章〈再現猶太聚落的歷史記憶–紀念館設計與文物收藏〉，裡面對於猶太人在近代的社會地位轉變還有各紀念館和遺址有較詳細的敘述介紹，有興趣的人也可以去翻閱。（不確定文章能否在網路上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