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2章第Ⅲ節：封建軍隊的餘孽

“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在他神聖的福音書面前，承諾並在此發誓，要真心實意地為最高統治者——皇帝陛下服務，在所有事情上服從他，捍衛他的王朝，不惜犧牲我的生命，直到流盡最後一滴血。”每個士兵在加入帝國軍隊時都要宣讀上面這段誓詞。值得注意的是，士兵宣誓效忠的對象是沙皇及其王朝，而不是國家，甚至不是民族。每個士兵都必須在每位新沙皇的加冕典禮上重申這一誓言。俄羅斯軍隊屬於沙皇本人；其軍官和士兵實際上是他的附庸。

家長制原則在軍隊中存在的時間比俄羅斯國家任何其他機構的都要長。對於羅曼諾夫王朝來說，沒有什麼比軍隊更親近、更重要的了。帝國的權力建立在軍隊的基礎之上，沙皇在制定政策時，總是優先考慮陸軍和海軍的需求。俄羅斯歷史上所有最重要的改革都是出於與帝國西部和南部的競爭對手較量或戰爭的需要。彼得大帝的改革是與瑞典和奧斯曼人的戰爭引起的；亞歷山大二世的改革是克裡米亞軍事失敗帶來的。

宮廷深受尚武精神的影響。自18世紀末以來，沙皇與家人們一起玩兵棋推演已成為一種習俗。皇室家庭就像一個龐大的軍隊參謀部一樣運作，沙皇是最高統帥，他的所有朝臣都按等級劃分，而他的兒子們從小就加入了近衛軍，在軍官食堂裡忍受著殘酷的羞辱，以此來反復灌輸他們認為統治國家所需要的紀律和服從原則。尼古拉本人對近衛軍充滿了熱情。他最美好的回憶是在普列奧布拉任斯基團擔任上校時那段無憂無慮的青蔥歲月。他對閱兵式情有獨鍾，不遺餘力地為士兵們購置金色穗帶。他甚至恢復了精英近衛軍團制服上一些遠古的、浮誇的點綴——亞歷山大三世認為為了節約，最好取消這些裝飾。尼古拉不斷地對他最喜愛的軍服反復進行修改——這里加一個紐扣，那裡添一條流蘇——好像他還在玩童年的玩具士兵一樣。他所有的女兒和兒子都參加了近衛軍。在命名日和生日時，她們穿著制服，接待軍官代表團。她們出現在閱兵式和檢閱、出征、授旗、團級晚宴、戰鬥紀念日和其他儀式上。皇家衛隊的近衛軍官們，無論走到哪裡，都會被當作羅曼諾夫家族的一份子對待。沒有其他團體能如此親近或忠誠于沙皇本人。

許多歷史學家將軍隊描述為沙皇政權的堅強後盾。這也是革命前大多數觀察家的觀點。例如，德國總參謀部的馮·特陶少校在1903年寫道，俄國士兵“充滿了無私奉獻和盡忠報國的精神”，這種情形“在世界上任何其他軍隊中都絕無僅有”。他們“做任何事情都全力以赴”，而且總是“謙卑恭遜，安分知足，無怨無悔——即使歷盡苦難也矢志不渝”。但事實上，軍隊——各個級別的軍隊——和羅曼諾夫政權之間的緊張關係日益加劇。

對這個國家的軍事領導人來說，問題的根源在於19世紀軍隊的慘澹戰績，他們中的許多人將此歸咎於政府的政策。克裡米亞戰爭（1853-1856年）的失利，緊接著對土耳其一場代價高昂的戰役（1877-1888年），以及隨後被日本打敗（1904-1905年）的恥辱——這是歐洲大國第一次輸給亞洲國家，使陸軍和海軍士氣低落。俄國軍事力量薄弱的部分原因是經濟方面：在一個帝國之間競爭日趨激烈的時代，俄羅斯的工業資源無法滿足其不斷擴張的軍事野心。但這種無能也有政治原因：在19世紀後期，軍隊逐漸失去了其在政府開支中的首要地位。克裡米亞戰爭的失敗使軍隊名譽掃地，並凸顯了將資源從軍事轉移到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性。戰爭部喪失了在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政府體系中的優勢地位，逐漸被財政部和內務部所取代，從此二者獲得了國家開支的絕大部分。1881年至1902年間，軍費占預算的比例從30%降至18%。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10年，俄軍在每個士兵身上的開銷僅為德軍的57%，僅為奧軍的63%。簡言之，俄國士兵上戰場時，比他的敵人訓練更差，裝備更差，補給更差。軍隊如此缺乏資金，以至於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自力更生來提供衣服和食物。士兵們自己種植糧食和煙草，自己修理軍裝和靴子。他們甚至通過為駐地附近的莊園、工廠和礦場做季節工來替部隊掙錢。許多士兵花在種植蔬菜或修理靴子上的時間比他們學習如何操作槍械還要多。通過削減軍事預算，沙皇政權建立了一支由農民和修鞋匠組成的軍隊。

軍隊士氣低落也與其在鎮壓平民抗議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有關。俄羅斯帝國遍佈著一張駐軍網路。他們的工作是為省長或員警提供幾乎即時的緊急軍事援助，以應對叛亂。從1883年到1903年，部隊被徵召近1,500次。軍官們痛心疾首地抱怨說，這種員警任務有損于職業軍人的尊嚴，而且分散了軍隊對其正規軍事目標的注意力。他們還警告說，這可能會對軍隊紀律產生破壞性影響。歷史證明他們是對的。絕大多數普通士兵都是農民，他們的士氣嚴重受到來自自己村莊消息的影響。當軍隊被徵召去鎮壓1905-1906年的農民起義時，許多部隊，特別是以農民為主的步兵部隊，拒絕服從並發動嘩變以支持革命。從1905年秋到1906年夏，共發生了400多起兵變。軍隊瀕臨崩潰邊緣，花了數年時間才恢復表面上的平靜。

其中許多兵變是廣泛抗議軍中盛行的封建壓迫的一部分。托爾斯泰曾在克裡米亞戰爭中擔任軍官，他在自己最後一部小說《哈吉穆拉特》中描述了這些情況。農民士兵尤其反對他們的軍官用隨便的“爾”（tyi）——通常用於動物和兒童——而不是禮貌的“你”（vyi）稱呼他們。這曾經是主人對農奴的稱呼；由於大多數軍官都是貴族，而大多數士兵都是前農奴的兒子，這種稱呼方式象徵著舊封建社會在軍隊內部的延續。新兵入伍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學習軍官不同的稱謂：上校以下為“大人”；將軍為“閣下”；有頭銜的軍官為“尊敬的”或“尊貴的”。當上校和將軍經過時，不能僅僅是簡單的敬禮，還要停下腳步，側身立正，目送一段嚴格規定的距離。士兵被訓練用規定的敬語回答上級：“不客氣，大人”；“很高興為你服務，閣下”。任何偏差都可能導致懲罰。士兵們也許會被打臉，用槍托砸嘴巴，有時甚至會因為輕微的不端行為而遭鞭怠。軍官們獲許使用各種各樣的侮辱性詞語——如“人渣”和“混蛋”——來詈罵士兵，並讓他們原地待命。即使在休假期間，普通士兵也被剝奪正常公民的權利。他不能在公共場所吸煙，不能去餐館或劇院，不能乘坐有軌電車，也不能購買頭等或二等鐵路車廂的車票。市政公園裡掛著這樣的牌子：“狗和士兵禁止入內”。士兵們決心推翻這種“軍隊農奴制”，爭取公民的尊嚴，這成為革命一個重要的導火索。

1905年後，參加兵變的不僅僅是農民步兵。甚至一些哥薩克騎兵——他們自19世紀初以來一直是忠於沙皇的典範——也加入了叛亂。哥薩克人有特殊的不滿情緒。自16世紀以來，他們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精英軍事階層，在19世紀歸戰爭部統轄。作為服兵役的交換條件，哥薩克人被授予大片肥沃的土地——主要位於他們要保衛的南部邊境（頓河和庫班河）和東部大草原——以及他們自治社區（voiskos，來自“戰爭”一詞）相當大的政治自由。然而，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裡，裝備騎兵，購買馬鞍、馬具和軍用馬匹的費用，正如他們在莊園特許租約中所規定的那樣，變得越來越沉重。許多在經濟大蕭條中苦苦掙扎的哥薩克農民不得不賣掉他們的部分牲畜，以履行他們的義務和裝備他們的兒子參軍。哥薩克人要求越來越多的優惠——包括經濟和政治方面——作為他們服兵役的代價。他們開始打出“哥薩克民族主義”的旗號——這是一種狹隘的、醜陋的地方愛國主義，其根源是哥薩克人對俄羅斯農民的種族優越感，以及對遙遠的、神話般過去的記憶，當時哥薩克人通過其“古老”的長老大會和他們選舉產生的首領阿曼塔來自行統治。

俄羅斯軍事精英們也逐漸不滿政府對待軍隊的方式。最激烈的反對來自舊政權最後幾十年間在軍官團和戰爭部內部崛起的所謂新一代軍事專家。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畢業于軍官學校，在克裡米亞戰敗後，這些軍校得以開放和振興，為非貴族子弟晉升高級軍銜提供了一個途徑。他們是致力於軍隊現代化的職業軍官，對精英學院和總參謀部陳舊的軍事理論持強烈批評態度。他們認為，宮廷只關心任命忠於沙皇的貴族擔任最高指揮職務，並將大量資源投入現在主要作裝飾用的騎兵部隊。相比之下，他們認為更需要關注新技術——重型火炮、機關槍、汽車運輸、戰壕設計和航空——這些技術在未來的戰爭中必將起決定作用。現代化對專制政治的影響在軍隊中與在舊政權的所有其他機構中一樣顯著。

阿列克謝·布魯西洛夫（1853-1926年）是新職業軍人的楷模。他或許是舊政權在其最後幾十年中湧現的最有才華的指揮官；然而，1917年後，他為確保布爾什維克的勝利所做的貢獻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為此，他後來被白俄移民污蔑為“俄國的叛徒”。但他整個輝煌的軍旅生涯——從長期擔任帝國軍隊將軍，到1917年擔任克倫斯基軍隊總司令，最後成為紅軍的高級顧問——都致力於保衛祖國的軍事事業。在本書中，我們將追溯布魯西洛夫的苦難人生，從多個角度揭示他的階級悲劇。

在布魯西洛夫的背景和早年生活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後來會走上革命道路。甚至從外表上看，他那狐狸般英俊的五官和精緻的小鬍子，也是一個典型的19世紀沙皇將軍的形象。一位朋友將他描述為“中等身材，面容親切，舉止隨和，卻天生帶有一種威嚴的氣質，當人們看到他時，就會覺得有責任去愛戴他，同時又害怕他”。布魯西洛夫出生于一個有著悠久軍事傳統的古老俄羅斯貴族家庭。他的一位祖先在18世紀與波蘭人爭奪烏克蘭的戰鬥中嶄露頭角——他將在1920年效仿這一壯舉——為此，他的家族在烏克蘭獲得了大片沃土。19歲時，布魯西洛夫從貴胄軍官學校畢業，這是俄國最優秀的軍事院校，軍官們在那裡接受皇家衛隊的訓練。他加入了高加索地區的特維爾龍騎兵軍團，並在1877-1878年對土耳其戰爭中表現出色，贏得了多枚勳章，然後返回聖彼德堡，進入騎兵軍官學校學習，在那裡他成為了俄羅斯最頂尖的騎兵專家之一。毫不奇怪，鑒於這樣的背景，布魯西洛夫本能地持有與同齡人相似的態度和偏見。他是一個君主主義者，一個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一個鐵血治軍的將軍，也是家裡的一家之長。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虔誠的，甚至神秘的東正教信徒。據他的妻子說，正是這一點賦予了他傳奇般的沉著和自信，縱使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

不過，布魯西洛夫的觀點比一般的近衛軍軍官更包容、更明智。儘管他出身騎兵，但他是最早認識到在一個由火炮、鐵路、電話和汽車運輸主導的現代戰爭時代，馬的軍事重要性正在下降的人之一。“我們的騎兵供應太充足了，”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特別是當塹壕戰取代了野地戰的時候。”他認為一切都必須服從於使帝國軍隊為現代戰爭做好準備的目標。這意味著為了保衛俄羅斯祖國，不可避免地要犧牲騎兵的古老傳統，必要時甚至犧牲朝廷的利益。雖然布魯西洛夫天生是一個君主主義者，但他把軍隊置於政治之上，當他看到宮廷統治顢頇愚蠢、昏聵無能，大大動搖了他對沙皇的忠誠。

1917年，布魯西洛夫投身革命，與君主制一刀兩斷。但這種轉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當時他和許多新晉職業軍人一樣，認為若要為歐洲戰爭——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戰爭似乎極有可能在俄羅斯西部邊界爆發——做準備，軍隊改革和現代化勢在必行，但宮廷的統治成為主要障礙。關鍵的轉捩點是總參謀部未能從1904-1905年日俄戰爭的慘敗中汲取教訓。與許多軍官一樣，他對軍隊被一個6,000英里外的宮廷小圈子強迫參加這場戰役，而且幾乎沒有任何準備的方式深惡痛絕。遠東戰爭削弱了國家西部防禦能力。1909年，當布魯西洛夫在重要的華沙邊境地區擔任第十四軍司令時，發現“我們所有的部隊都處於完全混亂和無組織的狀態”：

一旦動員起來，那些人將沒有衣服和靴子可穿，卡車一上路就會拋錨。我們有機關槍，但每個團只有八挺，而且他們沒有馬車，所以一旦發生戰事，他們不得不裝在鄉下的馬車上。沒有榴彈炮群，我們知道我們的彈藥非常短缺，無論是野戰炮還是步槍。我[後來]得知，各地的情況都與第十四軍一樣。在那個時候，即使德國想奪取波蘭或波羅的海諸省，發動戰爭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很少有俄國士兵接受過塹壕戰訓練。高級將領們仍然相信，騎兵註定要在任何即將到來的戰爭中發揮關鍵作用，就像18世紀那樣。他們駁斥了布魯西洛夫讓士兵們參加模擬炮戰的努力，認為是浪費彈藥。他們的訓練理念是讓士兵們在閱兵式和檢閱中來回操練佇列：這些東西徒有其表，給人們留下了軍紀嚴明、整齊劃一的印象，但作為現代戰爭的準備則毫無價值。布魯西洛夫認為，這種陳舊的做法是由於總參謀部受宮廷和貴族階層支配所造成的。這些人甚至認為，整個步兵師都可以由呆子和傻瓜來指揮，只要他們上過貴族專門的高級軍事學校。諸如此類的態度疏遠了軍官學校的新職業軍人，他們與總參謀部的紈絝子弟不同，往往只能憑真本事在軍中立足。像布魯西洛夫一樣，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加入了紅軍，這絕非巧合。

軍事專業人士的不滿情緒迫使他們逐漸涉足政治。1905年後，杜馬的出現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可以表達反對宮廷領導軍隊的機構。他們中許多較為進步的人，如戰爭部助理部長波利瓦諾夫，與杜馬中的自由派政治家聯手，如亞歷山大·古契科夫，後者一方面主張增加軍隊——特別是海軍——的預算，另一方面希望這與軍事改革聯繫起來，包括將某些控制權從宮廷移交給杜馬和政府。沙皇正在慢慢失去他對軍事精英中最有才華的人的權威。1908年，尼古拉任命優雅而忠誠的朝臣蘇霍姆林諾夫擔任戰爭部長，試圖重新確立其影響力。在次年的海軍參謀部危機中，他大張旗鼓地迫使杜馬和政府承認他指揮軍事的獨家控制權。然而，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沙皇要想贏回像布魯西洛夫這樣軍事專業人士的心為時已晚。他們已經寄希望于國家杜馬及其更廣泛的改革願景，以復興他們所熱愛的軍隊的力量。這就是導致沙皇垮臺的戰時聯盟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