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美、蔑美、鄙美”：朝鲜战争中的爱国教育运动

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中的万众一心，在当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国内民众对于这场战争的看法并不统一。这一方面是由于过去长期的战乱使得中国人民普遍存在厌战、避战情绪，人民格外珍惜当时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因此许多人都认为发生在朝鲜的战争与中国无关，不愿为此卷入一场新的战争。认为“朝鲜战争，碍不着中国的事”、“只要不打到中国，就没有关系”。

根据当时有关部门的调研，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们存在“朝鲜人民能够解放自己”，“美国侵略者兵力不足，不敢扩大战争”等想法。甚至军队的某些将领也有这种观点，据杨得志的回忆：“革命成功了”，“可以歇一口气”的念头，在当时并不单单是个别同志的想法。在军队中有的官兵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

甚至当党员和团员向人民积极宣传“形势的严重性”时，有些学生还不相信，坚持认为“美帝打朝鲜与我们无关”，责备党员、团员的相关宣传是“危言耸听”，“制造战争气氛”。其他阶层群众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一些消极甚至错误的认识，例如北京市第七区一部分上层分子和玉器商对抗美援朝抱冷淡态度，个别甚至抱抗拒态度，又如在店员、行业工人、家庭妇女、三轮车工人等群体中，有很多人对抗美援朝是怎么一回事并不清楚，更不用说团结起来，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了。

而在广大农村地区，由于各地残存的匪特和地主恶霸分子等乘机加紧破坏活动，进行反动宣传和散播政治谣言，不少地方尤其是农村地区出现了谣言蜂起的情况。如谣传“要变天了，国民党要回来了”、“朝鲜失败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国民党要登陆作战”、“东北已失守”、“中央政府已迁往西安”等谣言。

距离朝鲜较近的东北地区甚至有部分民众搬家逃跑，一些技术人员借故要求回南方，有的工人逃避不上工(多为青年工人，怕当兵，在学生中也有询问共同纲领二十三条义务兵役制何时实行的)。有些地区的农民往山中藏粮食，学校的部分中学生因为怕被“抓兵”而退学，甚至还出现了一些干部要求回家，一些青年团员要求退团的情况。

而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当时国人对美国并没有什么恶感，许多人存在“亲美、崇美、恐美”心态。有的人羡慕美国的科技实力，认为美国什么都是好的。也有人认为美国在历史上曾帮助中国建学校、给灾民发放过救济粮，于是就理所应当地认为美国是“好人”。学校中一些教员态度消极，甚至反对学生讨论时事，不少工商业资本家态度比较沉闷，惧怕和美国战争，只有少数进步分子表示要积极援朝。

而对于那些在旧中国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文化影响的教授、资本家、教徒和教会学校的师生，则存在着亲美、崇美的错误认识。有的认为，“美国是天堂，一切都好”，“美国创造许多物质文明，给全世界享受”，“美国最民主，每个人都有一张选票”。有的认为，美国很和善，不会侵略中国，美军过去在中国的暴行不过是“个别事件”；有的人认为美国很富，不致于“到别的国家抢东西”等等。

此外还有不少人畏惧美国强大的国力，一些人对中国出兵朝鲜直接表示“没有信心”，认为美国经济实力强大、武器精良，而解放军是“土包子”，没法跟美国打，志愿军赴朝参战是“惹火烧身”，“小不忍而乱大谋”。一些人听说志愿军去朝鲜参战，觉得“简直不敢往下想了”，许多人在抗美援朝运动初期志愿参军时，情绪极为“悲壮”，一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神态。

基于这种局面，为了统一国内人民的认知，在朝鲜内战爆发后仅仅三天，政府就围绕朝鲜战争开展了思想工作，并在《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公开干涉我国和朝鲜越南等国内政的宣传指示》中明确指出：“各地必须抓紧时机，展开广泛宣传，响应周外长的声明，以便对内教育我国人民，对外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

这一指示，也为之后的思想工作奠定了基调，于是从1950年10月开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清除社会中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运动。其标志性宣言是195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怎样认识美国（宣传提纲）》，其中提出：

事实上，亲美的主张是反动的，崇美、恐美的想法也都是错误的。在充分了解了关于美国的真相后，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当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

1950年11月16日，彭真在北京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召集的各区代表大会上指出：“目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即使同胞们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清除部分民众亲美崇美恐美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心理。”

以该讲话为标志，政府开始在国内构建起了“美帝国主义”这一话语，意图肃清社会上存在的、对于美国的错误思想认识，打破中国抗战胜利后树立的美国作为强有力的友邦的美好形象，消除中国人民曾经怀有的对美国的感恩之情，重新确立一个能够适用于抗美援朝运动的美国观。使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从而将斗争的矛头对准最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

之后于1950年12月，中共中央又在《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抗美援朝的诉苦运动是“很成功的”，应当在其他的地方进行推广以扩大声势。在诉苦运动中，各地举行控诉会以引导群众根据自身的实践经历控诉美国侵略者的罪恶，特别是一些宣传队除了宣讲抗美援朝的形势以外，还表演一些政治类的节目，其结果往往令群众感同身受，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此外，还部署发起订立爱国公约、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等中心工作。

美帝、日寇与蒋匪：

在宣传工作开展初期，政府发现党史许多中国人民都存在“对日本恨，对美帝不恨”的思想。这种情况在南京尤其明显，南京市第七区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报告中写道：“16、17两日分别在浦口及南门区开了两浦工商界控诉大会，计到群众1187人，参加控诉者20人，材料多系受日寇迫害事实，故对日仇恨，而对美帝很模糊”。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的方针是将美帝国主义的罪恶与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联系起来，这也是建构“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死敌”话语的主要策略。给美帝国主义冠之以“中国人民的死敌”称谓的目的，就在于向民众强调，当前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最凶险的敌人，从而把斗争的矛头对准美国。为此，中共在宣传时，常将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使群众在对比中由仇蒋仇日而仇美。

为此在1951年2月25日，中共南京市委特意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指示》，《指示》指出:“在已经进行过对日寇侵略罪行控诉的单位则不一定再从控诉日寇侵略罪行开始，可以结合回忆 和追念抗日战争中殉难的人民烈士和民族英雄，以发扬民族气节，再引导群众进行仇视、蔑视、鄙视美国的观念。”

于是在1951年2月，南京市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为中心，开展了规模浩大的反对美帝重新武装日本的控诉活动。在2月11日，有6万余工人举行了“纪念二七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3月8如，又有12万妇女走上街头，举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的示威游行，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是游行示威活动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在各街巷里弄召开了数以万计的回忆控诉会、纪念会。

在这次宣传中，由于秉承着联系控诉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恶，引导民众逐步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的指导思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被严重歪曲了。

西方人士在南京市内组织的难民区被描绘成了“日美忠诚合作的产物”，是“受难的难民区”。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被指控是在用许多巧妙名词欺骗中国人民、世界人民。“说什么南京难民区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好一个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这里找到了怀着无限诚意并听其摆布指挥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难民区内，是“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

曾经不顾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责为大屠杀的参与者和凶手。金陵大学的教授贝德士被指控亲自参与了当时南京的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的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美国传教士宋煦伯，曾经在大屠杀中庇护了许多中国人民，很多南京的教徒都称他为‘宋菩萨’，但在控诉中，却发现这位“菩萨”竟然是参与1937年底日寇在南京大屠杀的凶手之一！

当时南京的金陵大学，由于其美办教会大学的历史背景，在当时显得极为尴尬。

例如金陵大学的美籍哲学系教授芮陶庵和农工系教授林查理，他们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发表了一系列反动言论。芮陶庵曾在课堂上说：“没有别的国家侵略美国的话，美国决不会侵略别的国家”、“美国第七舰队在水里，并没有在台湾，所以不是侵略行为”。芮陶庵又称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支援朝鲜人民的正义行动“是令人悲痛的事”，甚至将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是爆发了！中国是不能推卸战争责任的。”

在谈到美国的阶级矛盾问题，他说不像宣传中所说的那般尖锐。美国的劳工也可以购买汽车，有工作做也能发财，如果失业的话有劳动保险。虽然经济上存在不平等，但是在政治上大家是平等的。比如美国选举制度，人民是拥有选择的自由的，表现不好的人，人民有权不选他。与法国相比，美国的政治优势比较明显。

芮陶庵的这些言论自然遭到了学生们严正驳斥，但是他的态度很鲜明，甚至说：“即使是马克思站在这里，马克思也不会说什么”。

林查理的言论也同样激起了广大师生的愤怒，他在回答学生关于美机扫射东北的问题时说：“是有的，但只有几次，并且全是误会”，又说：“中朝两国隔得太近，飞行员又是初来的”，“飞行员看见了地面上的军人，分不清朝鲜的、中国的”。这些为美国辩护的言论，招来了学校师生的一致声讨。

在1950年12月1日，《新金大》揭露了芮、林二人这些侮蔑中国人民、进行帝国主义宣传的反动言论，全校师生表示一致反对。社会系在当天下午便贴出抗议书，向林、芮提出质询。哲学系提出控诉，控诉过去受芮陶庵反动思想的麻痹，该系辩证法唯物班的同学提出“坚决拒绝听芮的反动宣传”，而是要自己组织起来坚持学习辩证唯物论。农工系第一、第二小组，及农艺系、化学电工等系一致认为芮、林二人的言论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宣传，必须要制止。

此外金大新闻社的巨幅报纸，连日列举芮、林的罪证。黑板上贴满了各系级同学愤怒抗议的大字报，不少系级的抗议书上斥责他们已无耻地成为活动的“美国之音”。金陵大学的“大学之声”播音器也激动地朗诵着“我现在从这两个帝国主义分子身上，认清了一个道理：他一方面侮辱和诽谤我祖国，一方面又热心为我国培养人才，我们决不要这种慈善家”。

借助着这起“芮、林控诉案件”，金陵大学师生们的思想开始从“亲美、崇美”开始向“仇美、蔑美、鄙美”转变，让广大师生在精神上经受了一次洗礼。美国这一作为教会大学创办者的形象已经在民族主义和强大的社会舆 论面前荡然无存了。

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

在朝鲜战争时期，宣传工作沿袭了之前的传统，以“诉苦会”的形式控诉美军的暴行，进而控诉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文化侵略、间谍活动，以及对华侨的迫害等为主题的控诉会，以激发群众的爱国情绪、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以1950年11月的北京为例，天津铁路局北京工务段、北京市慕贞女中、北京市电信局、辅仁大学、北京市电车公司、石景山发电厂等召开了形式各样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控诉会。

在这类集会上，一是让有过留美经历的人，结合自己在美的所见所闻，揭露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和近代以来对中国采取的侵略行为。

北京的燕京大学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和美国人关系较多，教授多是美国留学生，对美国了解较多，各教员根据亲身经历，对美国各方面作了深入分析，并反思、批判了过去存在的亲美崇美恐美思想。

在1950年11月4日，燕京大学学生举行的时事讨论会上，刚从美国回来的何兹全教授讲述了其在美国的见闻，用具体事例揭露了美帝所宣传的虚假“民主”、虚假“自由”以及美国国内糟糕的现状等，增加了学生对美国的深入了解。他还提出：

司徒雷登在圣诞节发的苹果、糖中包含无数的毒素……司徒雷登组织特务分子在我国进行间谋活动的“特务头子”。

一位父亲被日本人杀害的学生指出，“美国一直不放松对中国的侵略，现在不但武装了我们的敌人日本，美帝的残暴更甚于日本”。有些学生表示要将自己的认识写信告诉亲友，也让他们“认识这个恶毒的禽兽＂。其余学生们又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剖析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最终达成一致共识“美帝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死敌，是我们最阴险的杀人不见血的敌人”。

11月16日、17日，燕大又举办了两次教员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由曾在美国留过学的人讲述在美国所见所闻，或者由曾受到美帝暴行残害的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曾对美帝存在错误认识的人起来批评自己的错误观念，都能很好地触动人心，激起在会群众的仇美情绪，从而提高自身和周围人的政治觉悟。还有不少同学报告了从崇美到仇美的思想转变过程：“我过去只恨自己不生在美国，不是美国人。但是今天我却不那么想了。我感到作中国人是多么的光荣与幸福啊！”

在成都，包括华西大学、华美女中等10个教会学校学生2000余人举行了抗美爱国大会，愤怒地控诉美帝国主义以“办学”为幌子，进行文化侵略的事例。华西大学学生会主席对于所谓＂用美国金钱在中国办学＂提出驳斥，指出解放后该校教私设“助学金”，而有的同学因为参加暑假青年学团，受到停止“助学金”的恐吓。

广州市各教会学校师生也纷纷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学校进行文化侵略、间谍活动和传播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的＂罪行＂。岭南大学的讲师和学生们揭发该校理学院生物系主任哈福曼专业研究广东植物和昆虫，质疑他经常以采集生物标本为名，其实是携带测高器到广东各地测量地形。

在培道中学控诉美帝国主义暴行大会上，学生雷清兰、黄锦德对于美国所办教会学校让她们专看美国电影、美国杂志、醉心于＂美国生活＂，模仿＂美式装束＂的作风表达不满。全体学生一致通过永远不看美国电影、不穿美式服装的决也书。协和中学学生哭诉，美国教会学校的教育使她“盲目羡慕所谓美国生活方式”，他们曾错误地认为所有日用品非买美国货不可。

方法之二，是由曾遭受过美帝国主义祸害的当事人，诉说美帝国主义暴行及其所加于自身的苦难。

以东北地区为例，在1951年4月20日，安东市委制定了《安市开展控诉美机轰炸暴行运动计划》，其中强调：“在控诉运动过程中，从安东历次受难者中找各种有关敌机轰炸的照片与画片、美机轰炸罪行的实物证据(包括炸弹片、受难者血衣等)以及各种文字材料(包括生命财产的损失、美机侵扰次数等统计数字以及安东市人民的呼吁书与电报等书面材料)。

此后安东全市开展了各行业、各阶层的控诉活动。4月21日，安东市工商界350余名代表集会，控诉美机轰炸给本市工商业造成的巨大损失。次日，安东各界850名青年集会，代表全市青年控诉美军暴行。4月25日，安东市控诉美军轰炸暴行，追悼死难同胞大会隆重举行。辽东省委机关报《辽东大众》连续多期刊登受难者家属以及各界的控诉、复工复业的情况和坚守岗位以及抢救伤员的英雄事迹，以此来激发群众对美国的刻骨仇恨，增强反对美国侵略的力量和信心。

与此同时，在东北局的要求下安东市还组织了一个由受难者家属参加的控诉团赴北京开展控诉活动。这场控诉大会于5月6日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

代表团中的7位成员先后在大会上进行控诉。安东市妇女于邹氏和杜冷氏控诉美军飞机炸死了她们的丈夫。吉林铁路管理局临江机务段司机徐国臣，控诉美军飞机第一次轰炸时，把他的左手炸掉了四个指头，第二次炸毁了他的家。沈阳市立第十七中学女学生朱静控诉美蒋特务残忍杀了她的父亲。安东市抢救模范和拥军模范曲大娘控诉美军飞机轰炸安东市的暴行和她在轰炸中抢救受难同胞的经过。被炸死儿子的临江县刘老大娘在控诉的时候说：要将剩下的两个儿子拉扯大，给死去的儿子报仇。妻子和儿子都被炸死的安东市搬运工人林贤亭在控诉中，先述说了自己在旧社会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又讲到东北解放后，自己刚过上幸福的生活，美军飞机就把自己的老伴和儿子炸死了。

该代表团在进京时还携带了包括美机炸弹残片、受难者的血衣等大量实物与轰炸现场照片，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布置了美军飞机轰炸东北暴行罪证展览会，

展览馆内的墙壁上挂满了美军飞机历次轰炸、扫射东北人民暴行的照片。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详细的说明。4月间美机两次对安东市实施轰炸的照片触目惊心，照片中安东市繁华的古物市场被炸成了一片瓦砾，通江街第一仓库的附近摆着12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摊贩阎景泰被炸死后脑浆流了满地，大院胡同李荣山的老婆赵淑英和3个孩子被炸得血肉横飞。

此外展馆还展出了美国强盗屠杀我国人民的凶器：达姆弹壳和一千公斤重的炸弹碎片等物证。从5月4日至10日期间，先后有7万多市民前往展览会参观。许多人都是一边参观，一边痛斥敌人的惨无人道。如第五区南长街的一位68岁的李老太太，一边看着被美军飞机炸死的安东市难胞的照片和血衣，一边咬着牙说：“这些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亲骨肉，美国鬼子和日本鬼子一样，都是些畜牲，都得把他们干干净净地消灭才解恨哪！”

上海由于其租界的存在，有着长期与外国人交往的经历，于是在宣传工作开展后《人民日报》就以《控诉美帝暴行，讨还血债——上海人民永不能忘记的血海深仇》为题，通过收集多人的回忆，撰写了此篇证明美国曾经在中国犯下＂暴行＂的控诉文。

最初这些美国的暴行大多是自档案文件中发掘而来，例如曾有美军士兵向红绿灯连开三枪”、“下车来殴打商贩”，“美国陆军拿着皮带将乘客王长发的眼部打伤，随后又企图抽打司机。”等案件。有人还指出美军有盗窃财物的“自由”，其举出的例子是发生在1946年4月24日美国水兵台亚，到旧霞飞路598号大昌首饰店，抢走钻戒的事情。

上海群众在回忆中翻找着一切能证明美国罪恶的案例。有人记起了1947年3个半醉的美兵如何习难一个消瘦的轮车夫，并“并被美帝烂水手刺了三刀”。而这个被刺的王轮车夫叫程荣芳，不过凶手事实上是美籍渔船水手劳杰斯，当时调查结果显示该人是行总复兴岛渔船水手，美国海军驻沪最高当局也曾声明：渔船水手劳杰斯并非美国海军人员

但这些程度的罪行显然无法令上级满意，因此在进一步的思想动员后，上海人民又回忆起了了美国犯下的更多罪行：

据当时被采访上海人民回忆：“在称为英租界的地方，其实也有美租界的成分，美英和其他帝国主义者共管着这片租界，而一切侵略行为都有美帝幕后参加＂。诸如＂五卅＂血案，1927年阻扰革命势力，＂四一二＂策动蒋匪破坏革命，以及＂一二八＂、＂八一三＂日本武装侵略，这些发生在租界以及以租界为策动基地的反人民阴谋，美国是无不有预谋或直接参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