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秦檜愛國和言論自由

抄一條胡適1921年6月27日的日記，這一天，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請胡適吃飯。席中聊天，芥川說「他覺得中國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的多，他很羨慕。」胡適在日記中這樣解釋：「其實中國官吏並不是願意給我們自由，只是他們一來不懂得我們說的什麼，二來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干涉我們。」

胡適說的沒錯，但還必得補充一條，北洋時代沒有後來國民政府時代那一套檢查制度，這是言論自由的保證。北洋時代的軍人政治大體沿襲的還是傳統政治那一套；但國民政府不一樣，北伐前和北伐後，他們援引的蘇俄黨化政治，有黨對社會言論的管控。這才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對言論自由的妨害。

在胡適遺留大陸的往來書信中，有胡適的學生盧逮曾抄給胡適的一份黨國文件「國民政府教育部關於取締呂思勉著《白話本國史》的訓令」，落款時間1935年5月2日。呂思勉是20世紀著名歷史學家，他的《白話本國史》於1923年9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出版後不斷重印，並進入學校當教材。但到1930年代，它卻一度招致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取締。原因無他，是該書對南宋時期秦檜和岳飛作了不同史往的評價。盧逮曾為什麼不惜工夫把這份抄件抄給胡適呢，蓋在於胡適此前也發表過和呂思勉相同的觀點。

也許胡呂的觀點到今天依然要挨罵，而且可能更挨罵；但本著言論自由的原則我們不妨聽聽。

1925年1月3日出版的《現代評論》有胡適的短文《南宋初年的軍費》，該文主要是抄史料，也正是從史料角度，胡適認為「宋高宗與秦檜主張和議，確有不得已的苦衷」，「秦檜有大功而世人唾罵他至於今日，真冤枉也」。

其時，業已出版一年多的《白話本國史》對秦檜有著更多的正面評價。在呂思勉看來，原先隨徽欽二宗北狩的秦檜逃脫跑回，「正是他愛國之處」。「始終堅持和議，是他有識力，肯負責任之處。」「能解除韓、岳的兵柄，是他手段過人之處。」「後世的人，卻把他唾罵到如此，中國的學術界，真堪浩嘆了。」

至於岳飛，「只郾城打一個勝戰，……郾城以外的戰績，就全是莫須有。最可笑的，宗弼渡江的時候，岳飛始終躲在江蘇，眼看著高宗受金人追逐。」問題更在於，「南北宋之際，大將如宗澤及韓、岳、張、劉等，都是招群盜而用；既未訓練，又無紀律，全靠不住；而中央政府既無權力，諸將就自然驕橫起來」，弄成個各地軍閥威脅中央政府的態勢。因此，對外議和、對內削藩就成了高宗和秦檜的不得已，否則南宋無以支持一百五十多年。

胡呂二位的觀點都有詳實的史料支撐，而且都是在學術討論的框架內。但，這樣的言論在北洋無妨，國民政府時代就不一樣。當然，也可以說，北洋政府壓根就不知道胡呂的看法；但，退一步，即使知道，也正如以上胡適的自信：他們「沒有膽子與能力可干涉我們」。只是胡適的自信只能相對北洋，到了國民黨訓政之後，胡適是說不出這番話的。畢竟北洋軍人沒有意識形態；但國民黨有，它要管束人們的思想。

在國民政府教育部的訓令中，關鍵內容就是八個字「持論悖謬，應予取締」。具體舉措有二，一是「除函各省市黨部內政部轉行各省市政府，在該書未改正之前，一體嚴禁銷售」。

另外，「請轉飭各級學校，在該書未改正之前，禁止學生閱讀。」什麼書能出不能出、或者學生能看不能看，這是政府的事嗎。何況看起來此事是由教育部插手，但正如該訓令的開頭：「前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委員會密函……」原來教育部的後面，還「密函」著一隻看不見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手。教育部乃是奉其命而行其事，這在北洋時代不曾有。管束輿論，而且黨管輿論，正是國民黨從蘇俄援引而來的思想統治。

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是王世傑，1920年代，胡適那篇文章正是發表在王世傑主持的《現代評論》上。當時王世傑可以發表胡適的「異端」觀點，現在卻要奉命取締呂思勉與胡適相同的觀點。變化的顯然不是王世傑，而是制度。它才是言論自由與否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