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思想和生平简介（5）《印侨舆论》

甘地把妻儿接到南非，让本来习惯光脚的他们穿上鞋袜，也改用刀叉吃饭。全家过起了欧式上等人的生活。

“那时我相信，我们需要看起来像文明人、我们的衣着和仪表需要尽量接近于欧洲标准。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有影响力，而没有影响力就不可能为我们的社区做什么事。”【16】

后来他意识到影响力不需要用衣着和餐具来维持。他开始做简化生活的实验：不再去洗衣店，开始自己浆洗衬衫；不再去理发店，开始自己给自己理发。后来又从买面包改为自己在家里磨面做面包。再后来，他退了高尚区的房子、到乡下农场自己种地为生。

在简化生活的实践上，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一个是托尔斯泰，一个是拉斯金。

简化生活不仅让甘地省下大量的生活开销，让他腾出为生计奔忙的时间来做他更感兴趣的公益事业，而且后来成为他发动的抗争运动的基石之一。人不敢与权势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舍不得放弃已经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所以如果能把生活大大简化，他的勇气就可以大大增加。后来甘地多次入狱而不以狱中生活为苦，除了他强大的意志力，与他提前简化了自己的生活也有一定关系。

给自己理发的另一个原因是被白人理发师拒绝服务。

“那位理发师拒绝为我理发并没有什么错。假如他给黑皮肤者理了发，他很可能会丢掉许多顾客。在印度，我们也不让我们的理发师给贱民兄弟们理发。我在南非得到这样的奖赏不只一次，而是很多次。我坚信这是我们自己的罪孽遭到的报应。这样一想，我就不再生气。”【17】

甘地自己被歧视为二等公民的遭遇促使他后来为印度社会的低种姓阶层的权利做了许多工作。

甘地也努力促请印侨社区改变他们的卫生状况。这可能出于两个考虑：首先，甘地感到，印侨的不讲卫生的习惯是他们被南非白人社会排斥的原因之一。其次，甘地自己对卫生极为重视，也懂得卫生与健康的关系。在《实验》中，甘地用了好几个整章的篇幅来记录他在许多地方整顿卫生、改进厕所的努力。

但他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我发现，帮大家声张权利的工作容易做，而要求他们承担责任的工作就难做多了。在一些地方我遭到的是侮辱，在另一些地方碰到的是礼貌的冷漠。请他们清洁自己的周边环境真是太难了。如果这需要他们掏腰包，就更是想都不要想。这些经历给我的教训是：没有无穷的耐心，让大家做任何工作都不可能。但话说回来，并不是大众想要改革，而是改革者自己想要改革，所以他应该对自己被反对、被厌恶、甚至被迫害的待遇有所期待吧。改革者自己热情洋溢要去做的事，大众有权利不把它当回事。”【18】

遇到阻力和打击时，甘地给自己开的解药是站在对方的处境上想问题，其结果不仅是为自己宽了心，也让自己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由此可以更准确地设计可做的事。

“为南非印侨服务的每一件事都向我昭示真理的一些新的侧面。真理像一棵树，你看顾它越多，它结出的果实就越多。在真理的矿井中挖掘越深，发现的宝石 – 在这里就是服务的诸多可能性 – 的种类就越丰富。”【19】

《实验》中极少有抱怨之词。甘地服务的人群对他的主意反应冷淡时，这对于他也是真理的一个侧面，给他开启另外一些“服务的可能性”。

甘地如此钟情于服务他人，其动力来自于他的信仰。他自称他信仰的是“服务的宗教” (religion of service)。真理就是他的神，而真理是在为大众的服务之中显现。

1904年，周报《印侨舆论》 (Indian Opinion) 在南非创刊，甘地是实际意义上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

“直到1914年的十年之间，除了我在狱时之外，几乎没有一期的《印侨舆论》上没有我的文章。我不记得在那些文章中有哪一个词没有经过我的仔细斟酌、或是有故意的夸大，或是纯为取悦读者而写。……

“我总是努力在编者和读者之间建立亲密而干净的关系，所以写专栏也成为我观察人性的诸多侧面的方式。无数的读者给我写信，其中有的友善，有的是严厉的批评。阅读、思考和回复它们对我是极好的教育。这些来信好象是大家的有声的思考，让我彻底懂得了一个媒体人的责任。我与印侨社区通过这个方式建立的关系也使得后来的抗争运动更容易实施、更有尊严、更不可阻挡。”【20】

甘地在这里强调“亲密而干净的关系”可能源于成年人都不陌生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亲密时，这关系也很容易开始受到利益和控制欲的污染而不再“干净”。中国古语中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说法就是这样的现实之上的一种理想。从甘地这样的写法可以看到他对把握社会关系的思虑之细密和下笔之谨慎。

甘地与读者的多年的纸上交流使得他们的抗争运动不只是停留在呼喊口号和发泄怒气的层面，而是充满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丰富细节。这样的长期交流也使得甘地在印侨社区中建立的信任牢不可破。后来甘地回到印度后创办了英文报纸 Young India 和古吉拉特语报纸 Navajivan，继续把报纸作为与大众交流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