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礼仪与制度

传教士鲁不鲁乞(Rubruquis,约1220年-约1293年)在《鲁不鲁乞东游记》里描述当时的中国：

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在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一样。忠厚是随处可见的高贵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务既不用锁，也无需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窥。他们的牲畜如果走丢了，大家会帮忙寻找，很快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余秋雨在《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里引用了这段，用来对比证明处于元朝的中国与当下（2012年左右）的中国，认为公共社会的礼仪我们古来有之，只是现在没有了。

随后余秋雨认为礼仪消失的主要原因不是兵荒马乱而是文化误导。

明清两代在极端皇权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下滋生的鹰犬心理、咬人谋术还不敢名目张胆的登上大雅之堂，等到现代从西方歪曲引入批斗哲学、极端思维、实用主义等与本土邪恶一结合，一切优秀传统中的文化礼仪迅速当然无存。在这过程中，一批「知识分子」起到了关键的负面作用。他们嘲谑天下大道，宣扬宫廷权谋，颠覆文化等级，发表大量用于刺激，遣词恶毒，对很多年轻读者产生了极大诱惑。然后举出「知识分子」在会场抽烟，到电梯里也不按灭烟头，主张在黄浦江立孔子的百米雕像与美国的自由女神抗衡等等例子。

可见他认为：

1、明清两代世风日下但还不至于病入膏肓，原因是极端皇权主义和文化恐怖主义滋生的鹰犬心理和咬人谋术；

2、现代社会的公共礼仪寿终正寝，且原因是从西方歪曲引入批斗哲学、极端思维、实用主义等与本土邪恶的一结合。

第一点理由还好理解，极权主义社会里，全民生活处于泛政治化中，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自上而下的畏惧礼仪肯定不是发自内心的。

但第二个明显有疑点。比如从「西方歪曲引入批斗哲学、极端思维、实用主义」。就从他认为还不算病入膏肓的明清两代来看当时的西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1876年，清朝首任驻英副使刘锡鸿把在英国期间的见闻写在他的一本《英轺私记》刘锡鸿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书里写到：

赴英船上有洋客对刘的仆人无礼，刘倒没太在意，洋船长却很愤怒，在亚丁就要把该洋客赶下船，刘为之求情才罢；使馆开张后，一次有馆员仆役上街购物，被一爱尔兰籍醉汉当街羞辱，中国人不敢计较，却有四名英国行人路见不平，把醉汉扭送官府，英国法院判了这厮两个月徒刑，还是中国使节致书英国首相，请宽免其罪。而英国报刊也谴责了无礼者，并且很赞扬中国人处理此事的大度。

如此等等，都使刘锡鸿很感慨。他对英国社会的观感：这个国家「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街市往来，从未闻有人语喧嚣，亦未见有形状愁苦者。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参见《走出帝制：从晚期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秦晖 Qunyan Pres，2016。

以前都说英国人是岛夷，现在才发现人家「上下同心，以礼自处，顾全国事如此」。

由此，就是在清朝，我也丝毫看不出西方有什么样的极端思维与实用主义来让我们引进和歪曲。我倒更情愿相信是极权社会的遗毒与一帮犬儒结合下来的社会制度才导致了当下公共礼仪的丧失。

其实在辛亥革命之前一批到达欧洲与美国的官员已经发现了当时中国公共社会礼仪缺失的原因就是制度问题。如果到2012年还是寄希望于广大「知识分子」通过恢复中国优秀传统来挽救、恢复中华古老的礼仪之邦，本身就是做梦。

国家意识形态的教育很容易影响整体国民的思维，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而如果这样的教育是歪曲的、民粹的、泛政治化的，那体现出来的必定是狭隘的、紧张的、世俗的和充满敌意的集体人格。

而集体人格在公共审美上的沦丧，在今年武汉病毒爆发后的各种文革式的宣传标语（红底白字、粗俗、押韵、斗争的）和讽刺诋毁「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上面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如果要让我从制度上来对公共礼仪的高低之分来排序，我觉得是这样的：民主社会、封建社会、帝制社会、威权（极权）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