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冷戰社會主義」

不要誤會：這裡不是有甚麼大作要發表，只是一點碎碎念。是這樣的：剛剛把第二篇從博士論文整理出來的論文往期刊投了稿，繃緊了兩個月，短期內有點不想再碰相關的東西，才記起好像寫完了博論，也沒有寫低過一些事後感。然後想起思想史有所謂 Cold War Liberals 的講法，覺得我也許可以說自己的博論，是一種後冷戰的社會主義，Post-Cold war Socialism，都幾有型，哈哈。

不過有型之外，我覺得，這倒真的是準確的，至少可以把我和現在（西）歐（北）美的 Millennial Socialists 劃清界線：無論是時間和地域上，我的研究的問題意識以及背後的信念，都真的是「後冷戰」的。那是一種兩面甚至三面開戰的社會主義，既要表明自己不同情蘇聯式的威權主義和計劃經濟（至少是斯大林打後的那種），又要保持對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批判性，又要為自己和社會民主福利國家（以及背後的自由主義左翼）劃清界線，至少要有一套社會主義的語言來接受John Rawls的《正義論》。這其實就是很多中歐和東歐的民主運動左翼的思考起點——地理上，受冷戰和冷戰結束最直接社會和政治衝擊的地方，也是這裡。

相比之下，Millennial Socialists 似乎並沒有蘇聯和中歐與東歐共產政權這麼深沉的歷史包袱，他們可以覺得社會主義真的是比資本主義全盤地好的選擇，可以把一切資本主義不好的反面的集合就說成是社會主義——不一定不好，那有他們的社會主義傳統的社會和歷史脈絡（雖然我有時忍不住會吐糟那是一種 Christmas Tree Socialism，把所有願望掛上去就好，都不用想如何 trade off）。但命運既然帶我來到匈牙利讀書，又在香港受自由主義左翼啟蒙，亦尚算認識中國，1989年我雖然只得一歲，我卻覺得：這個包袱，我有。

負責任的社會主義理論，一定要好好面對二十世紀——至少後半——以它之名帶來的不光彩歷史。

這是一個真的存在的 conceptual space 嗎？我的論文說有，但卻有難以補救的缺憾，雖然自由主義左翼也不見得比較好；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認為沒有，但他認為我的結論前半可以接受，後半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還是不被 convinced。我的論點這裡不想細講，等那兩篇投出去的論文有一天真的發表的時候再說吧（滾來滾去等個七八年，再不濟的論文也會有地方發出來吧哈哈）。

我反而想說說老師 Janos Kis。老師快要八十歲了，一生傳奇，是匈牙利民主運動元老，民主轉型後第一個自由主義政黨的創黨主席，是真的落場坐到圓桌和共產黨談判，轉型的修憲條款也很多出自他手（據我的匈牙利同學說）。他也是盧卡奇的再傳學生，1973年被開除出黨，寫書提倡過改良馬克思主義，最後因為偶然讀了 Ronald Dworkin 在《紐約書評》的一篇文而開始改宗自由主義（他後來到紐約教過書，和 Dworkin 成了一生的好友）。這大約是我所能選的最好也是最具挑戰性的博士論文導師了：他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都比你知得多，然後和你立場相反，而你正在想的問題，他大約都已經更深刻地想過了。每次supervisory meeting 和他爭論我對自由主義的批評是否公平是最刺激、也是學到最多的美好時光。當然，draft 好的一整章被他 DQ 也是發生過的事。

事實上，他早在二十年前就和一位馬克思主義戰友、匈牙利最重要的左翼評論家 G. M. Tamas 有過一場火花四濺的筆戰，爭論中歐（尤其是波蘭和匈牙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利弊，他當然是為轉型自由市場辯護那個。

如何既為市場辯護、又為國家介入辯護、又為民主自由辯護、又為工人民主治廠辯護、又要證明自己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基本上，就是我博士論文的主色，也注定論文左支右絀而面面不討好。通過博論計劃書時其中一個 panel member 的評論我就很深印象：他說，這是一個「liberals will not be convinced and Marxist will not be impressed」的立場。我另一位比較年輕的老師還「吱」的忍不住笑了出來。

但或許，這就是「後冷戰社會主義」要走的那條羊腸小道吧。由本科生讀書時走到現在（我把博士論文dedicate 給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我最早接觸左翼社會運動的地方），其實，信念沒有大變，社會平等和階級批判依然是我重要的思考坐標，但面對和這些社會問題相關的理論討論，參與進去的興趣已經大減了。現在我比較有興趣思考的，是主權與革命，其次是民粹主義和國族主義。畢竟，香港都發生了甚麼事呀。

還剩下的左翼興趣是：如果有時間，可以真真正正讀一次《資本論》就好了。博士論文都寫好了，還只讀過頭四章，慚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