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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ker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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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鏡》的命運:娛樂能否真的帶來反思?

Faker冒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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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反思」變成一種娛樂性,它是否仍是反思?

英國劇集《黑鏡》(Black Mirror)自2011年播放開始就獲得高度注目。製作人Charlie Brooker向來以「反叛」為賣點。而《黑鏡》的「反叛」就在於描寫一些近在咫尺的科技產品會造成怎樣的負面影響。可謂與主要盤踞在矽谷、對科技抱持樂觀態度的「加州意識形態」(The Californian Ideology)打對台。

《黑鏡》系列持續了七年,由Channel 4轉到Netflix,至今推出了四季。而兩個月前推出的第四季,不少人認為水準大不如前,第五集《Metalhead》的評分更在IMDB創下了歷來新低。一般認為最後一集《Black Museum》為整季最佳,除了情節較為吸引,更因為裡面「黑暗博物館」的展品超過一半是《黑鏡》前作的物品,眾多的「彩蛋」使影迷心滿意足,彷彿將過去四季的事件綜合成在同一個宇宙內發生。

可是,亦有人對《Black Museum》持批判態度。楊宸近日發表了文章〈「黑暗博物館」背後的霸權:《黑鏡》美學的漫威化〉。文中認為《Black Museum》是《黑鏡》「反思娛樂化」的前兆,反映此作「從批判性與自反性共存的科技反思走向了漫威式(Marvel)的快感生產。」,態度並不可取。

對此,我認為楊宸提出的觀點,即「反思」變成娛樂的觀察,是有其道理的。只不過,我不認為問題到《Black Museum》才正式浮現,而是打從一開始,《黑鏡》就已經走不出「反思作為一種娛樂」的命運。

《黑鏡》其中最有名的一集是《Fifteen Million Merits》,即第一季的第二集。內容描述一個天然資源貧乏的世界,人要不斷踩單車生產電力的社會。平民每天起床就是在健身單車上消耗體力,賺取點數去購買食物,以及各種虛擬娛樂。那世界到處都是螢幕,永無止境地播放大量娛樂節目的廣告,而且非常「暴力」,如想跳過廣告取得短暫的安寧,就需要消耗少量的點數。

但平民依舊有改變命運的機會,只要賺夠一千五百萬點,就可以購買選秀節目的入場券,有機會踏上舞台表演。假如被評審看中,就可以取得專屬頻道,定時表演,從此脫離貧困,過舒適的生活。

黑人主角Bingham Madsen繼承了死去哥哥的一千五百萬點,他受到女孩Abi的歌聲吸引,認為她值得成為歌手,於是將入場券送給她。結果她在出場前被下了鎮靜劑,雖然歌聲吸引,但評審表示既存的歌手實在太多,她難以突圍而出,故建議她當色情演員。最後Abi在藥物的影響與觀眾的壓力下答應了。

目睹一切的Bingham非常傷心,期後將悲憤轉化為力量。他刻苦工作賺取點數,再次取得一千五百萬,為的只是在舞台上一吐為快的機會。踏上舞台後,他拿著一塊玻璃碎片抵在自己的脖子上,威脅評審要在現場自殺,讓他自由說話。他在台上哭訴世界多麼不公、制度如何荒謬、大眾娛樂如何痲痺人心,眼前沒有一件事物是「真實」的。

結果,評審認為他的「表演」非常「真實」、「傑出」、「前所未見」,決定讓他創建一個電視節目。由始至終,都沒有一個人真的因為Bingham的話語而醒來,他們只把他的「真心話」當成娛樂去欣賞。

如此長篇大論地將《Fifteen Million Merits》的故事寫出來,我想帶出的觀點其實只有一個:《黑鏡》就是Bingham,我們則是裡面的評審和觀眾,將《黑鏡》的「反思」,當成是「真實」、「傑出」、「前所未見」的娛樂。早在2011年,《黑鏡》就已經把自己的宿命在劇中演了出來。

當然,文化作品警世的功效從來都存在。很多人喜愛拿George Owell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作為經典例子。《1984》書中的極權主義、思想控制、修改歷史、刊物管制、監視社會(老大哥)、控制語言等等政治操作,非常真實而恐怖。無可否認,《1984》的面世,確實令世人對隨時有可能出現的高壓統治多了一份危機感,會主動監察政府有沒有企圖制定壓迫人民的政策,以及傳媒有沒有被施壓等等。也許有人會質疑,《1984》與《動物農莊》之所以爆紅,是因為它被美國用以作為對抗蘇聯意識形態的「文化戰略武器」。但撇除「不純」的動機,如果說《1984》過去七十年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極權主義的產生,相信有不少人會同意。

只不過,踏入二十一世紀後,要誕生出另一部《1984》,恐怕沒那麼容易。並非在說同類作品越來越少,而是整個社會結構已經很不同,難以產生相同的社會現象。資訊科技發達,各地的文化作品大量生產、價格便宜、容易取得,而且徹底「商品化」。我們正被海量的娛樂所浸沒,人們難以停留在一部作品上深思,很快就會轉去觀賞其他新作,舊作不知不覺間就會被遺忘。與其說像《1984》,不如說像Aldous Leonard Huxley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如今的《黑鏡》,更是依附在文化工業的新興龍頭Netflix上面。

《黑鏡》「反思」上的頽勢,絕不是到《Black Museum》才有跡象,早在第二季的特別篇《White Christmas》就已經有了。儘管《White Christmas》被高度評價,甚至被譽為《黑鏡》之最,劇情設計也確實非常巧妙,令人有驚喜,屬上乘之作,但吸引人的地方已不再是「反思性」,而是「敘事魔術」了。《White Christmas》的成功,也影響了團隊隨後的製作方向。比如第三季的《Playtest》、《San Junipero》、《Men Against Fire》、第四季的《USS Callister》、《Hang the DJ》以及《Black Museum》,都明顯借鑑《White Christmas》的技法,出現前兩季不存在的豐富人物背景和誤導觀眾的視覺與空間詭計。科技早就不是批判對象,而是令觀眾感到刺激的「驚奇裝置」。

因此,我在觀看第一季時就在設想,如果《黑鏡》有最終回的話,最「正確」的情節應該會是描述《黑鏡》自己:有一部批判科技的影集《黑鏡》面世,看完的觀眾都說很好看,播出後有大量反響和討論。看完之後,他們關掉電視和電腦螢幕,繼續安坐家中,等待新一季《黑鏡》的來臨。除了多了一部有名的影集外,世界並沒有改變多少。甚至連標題都想好了:《Beyond Black Mirror》,《黑鏡》與「黑屏」(即關掉電源的螢幕)之外的眾生相。

究竟是作品反思的力量衰退了,抑或是大眾的反思能力下降了,這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並沒有意義。況且,事情的核心也不是誰沒出息、誰該負起責任之類的爭論。就算反思的力量與反思能力依舊存在,如今想要有所行動去改變社會,也絕不簡單。比如《黑鏡》主要針對的科技產品。我們可以去杯葛一些產品,可是產品會否普及,主要由自由經濟市場決定。每個人都同時擁有去使用和不去使用的自由。大家都是自發的,沒有一個強權強逼所有人去使用(撇除部分例外地方)。我們可以自己不用、勸說別人不要用,但無法真的阻止別人去用。如果以暴力壓制,不但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會有反效果。即使成功了,只制服一人是不夠的,還得重覆同一種暴行無數次。

人總是無力的,但當今世代的「無力感」與從前並不一樣。昔日也許是大衛對巨人歌利亞,弱小的個人對抗強大的體制;現在則是即使覺得不對勁,想作出改變,也無從入手,有如被拋進結構不斷變動的迷宮,不存在能引領到出口的地圖。Big Brother不復存在,只有無數的Little People。世界不單龐大,更無比複雜。

《黑鏡》無法成為《1984》,只能像Bingham那樣不時從木盒中拿玻璃碎片出來表演,未必是《黑鏡》本身有問題。我絕非覺得它完全無法帶來反思,也不是否定「反思性作品」的價值。只是,當「反思」與「反叛」是作品商業價值上的「賣點」(Selling Point)時,它能做的很有限,不應過份誇大。也反過來說,無需對一部作品揚棄「反思精神」有過度的反應。看完《黑鏡》之後,做好自己,隨時保持警惕,也許是少數較為容易做到,去阻止「黑鏡世界」成真的微小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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