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端午节会和屈原牢牢联系在一起？

每年过端午，总是会看到不少人写有关纪念屈原的文章，大人在给孩子讲吃粽子的故事时也免不了会说屈原投河自尽之后，楚人为了不让河鱼吃了他的尸体，便拿竹叶包了米饭扔进江里。后来就形成了端午吃粽子的风俗。

然而只要稍加推敲，便会发现这一历史记忆破绽百出，恐怕距离真相很远很远。

最早出现这一说法的是吴均作于公元6世纪的《续齐谐记》一书，里面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然而这本书里记载的都是些神怪奇异之事，明显不是本正经的叙述节日习俗的书。如果我们查阅成书于公元2世纪，东汉时崔寔所写的有关农时习俗的《四民月令》，会发现在五月五日这里，只有关于制作各种药物的方法，完全没提及粽子和屈原。然后到公元3世纪周处的《风土记》里，才出现了五月五日制作粽子的叙述（“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於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一名糉，一名角黍”）。再到公元5世纪的《后汉书·礼仪志》里，只说端午要用五彩绳绑在门户上辟邪（“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煞”）。

而与吴均同时的宗懔在其编撰的《荆楚岁时记》则提及了端午竞渡的习俗，“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但该书又马上否定了这一说法，理由是“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这个《曹娥碑》很有名，它的年代也比较清楚，作于公元151年，在说到曹娥之所以投江殉父的原因时，有“汉安二年五月，迎伍员。逆涛而上，为水所淹，不得其尸”的字句，也就说明当时在上虞的端午祭神活动，迎的是“伍员”，也就是春秋时期的伍子胥，而不是屈原了。

但是到了唐朝，编撰《隋书》的作者魏徵显然又站在了吴均这边，因为在“地理志·荆州”目下有这样的记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到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尔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

不过尽管魏徵这么看，却不见得当时大家也都这么看。比如天宝年间（公元8世纪）的进士褚朝阳就在他的《五丝》诗里说：“但夸端午节，谁荐屈原祠。把酒时伸奠，汨罗空远而。”我们从褚诗的字里行间大概能感受到那个时代并没有多少人会在端午节纪念屈原。与褚同时的杜甫在758年的端午节获皇帝赐衣（端午节皇帝赏赐大臣们礼物是习俗，唐太宗还开了端午送扇的先河），喜滋滋地写道：“宫衣亦有名，端午被恩荣。细葛含风软，香罗叠雪轻。”杜甫想到屈原的事不是在端午节，而是赐衣之后的第二年秋天，他想起当时被流放夜郎的李白，留下了著名的“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既然当时的文人们都不太会在端午节纪念屈原，老百姓当然更不可能了。所以如果我们去看宋代记载民间端午习俗的书籍，肯定是找不到屈原的影子的。比如在公元12世纪南宋吕原明的《岁时杂记》里，端午节主要的活动就是喝菖蒲酒，包粽子，刻菖蒲小人等。而在13世纪周密的《武林旧事》里，还说到民间觉得端午是马的本命日，所以会用五彩绳子装饰马鬃马尾，几乎成了各种奇装异服马的cosplay赏观日了（“俗以此日为马本命，凡御厩邸第上乘悉用五綵为鬃尾之饰，奇鞯宝辔充满道途，亦可观玩也”）。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何1178年端午节，陆游在归州屈原祠时要说“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黍盘”了。因为，若不是在屈原的乡国，他肯定会和平常一样，开开心心地看龙舟竞渡表演，吃莹白如玉的粽子了。

其实即便到了明朝，端午节依然是个开开心心的节日，不是苦大仇深纪念屈原，戮力同心报效祖国的日子。比如16世纪的进士田汝成在其《西湖游览志余》一书的“熙朝乐事”篇里就说：“（端午）是日画舫齐开，游人如蚁。……端午为天中节，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师驭虎像于盘中，围以五色蒲丝。”不就是个又玩又吃又做手工大家互送礼物的节日么！然而为什么今天我们一到端午，就要纪念屈原了呢？

我个人以为，这就是教育的功劳了。古代其实识字人不多，要让全民都纪念一个人挺难的，除非是皇帝亲自下诏。比如著名的妈祖娘娘，最早只是湄洲一带的一位医女，因救助海上遇难者而亡，所以民间开始传说她化为神灵保佑大家。从宋徽宗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皇帝们不断层层加码，赐她封号，最后就成了天后娘娘，甚至出国到了东南亚等地。但是屈原呢？他最高的封号不过是宋神宗给他的“清烈公”，而比屈原要后出得多的关羽，在宋徽宗时期就已经是“武安王”了，到清嘉庆时则成了“关圣大帝”。可见历代君王们真是很不待见屈原呢！所以，既然古代帝王没有试图通过教化来让老百姓们都纪念屈原，那么屈原究竟是何时成为一到端午人人都要怀念的爱国诗人的呢？

民国吗？恐怕也不是，虽然那时候实行国民教育，理论上说，只要在全国中小学都统一进行关于端午和屈原的教育，自然人人都会学习屈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大致查阅了一下民国时期的教材，发现屈原和端午并不是重点（可能与当时民间把端午当“毒日”，流行“躲端午”有关），即便出现也仅仅是很简单的提及，比如上海南洋官书局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里有个关于端午的童谣：“五月五，是端阳，屈原自投汨罗江，万楫争救徒彷徨，龙舟竞渡年年忙。”说实话，用“徒彷徨”来形容，多少显得有点轻佻。而且从中只能看出屈原投江选在端午这一天，没说是因为屈原才有端午的。

那么究竟为什么在我们的历史记忆中，端午节会成为纪念屈原的呢？恐怕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教育了。正好有篇文章，就叫做“课本里的端午”，不打自招地整理了在中小学课本里面所有关于端午和屈原的文章。例如部编版语文一年级（下）第10课《端午粽》（屠再华）：“长大了我才知道，人们端午节吃粽子，据说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S版语文四年级（下）第30课《端午节的由来》：“据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我国古代著名诗人屈原。这个节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这两篇虽然都用了“据说”，但是对于小学生而言，这么写基本上就是在他们脑海中深深地烙下了“端午=屈原”的印记了。

当然这些都是今天在使用的语文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语文教材我并没有一一去细查，不过我大致猜测那里面也应该会进行同样的历史记忆塑造，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郭沫若。作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他最成功的一部戏剧就是《屈原》（1942年首演），这个剧本片段被选入部编版语文九年级下册，也正是在这部剧作中，郭成功地将屈原塑造为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于是理所当然的，郭对屈原的这一文学塑造，在解放后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国民教育，最终成为每个中国人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