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晚日本东京，向文一身黑衣黑墨镜黑帽子来到熙来攘往的新宿西口地下广场。他用中日双语在白纸上手写下一段被广为流传的绝望哭喊：“开门，开门！救救我们，救救我们！啊！啊……”

这句哭喊来自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的大火中难以逃脱的居民。灾难发生后，外界普遍质疑当地过度的防疫政策是导致楼内居民无法出逃、消防难以及时救援的主因。最终官方发言人在检讨这起10死9伤的惨剧时，因提到 “居民自救能力弱”而引发众怒。

当时富士康工人与警方冲突爆发、重庆“超人哥”的慷慨发言“这世界只有一种病，就是不自由和穷”在前，民众对动态清零的不满已经到达临界点。火灾引发了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井喷式的街头抗议，而南京传媒学院学生的一张白纸，转化成为了全球华人示威的重要符号。

27号7点，是约定的抗议集会集合时间。他们互不认识，每个人都怯生生的，先到的人就寒暄几句开始布置场地，看到拿花人的就知道是来悼念的，赶紧招呼大家聚到一起。有人打印了文宣或是放在地上、或是自己举着默默站成一排。文宣有白纸、有“结束清零政策”、有“四通桥宣言”、有“不自由毋宁死”、也有“习近平下台”；有人把纸箱拆开做了“列侬墙”，在便利贴上写下了口号；买了蜡烛和鲜花的就也摆在一起，多了自然就成了祭坛。

人不断到场，5个10个，50个60个，最后接近百人。举着白纸和文宣悼念的人越站越长，从一排变成了三排。很自然的，有人站出来讲话，请大家和站在自己左右的人握握手、拥抱一下相互认识认识，也表示欢迎即场发表感想。

有男生说自己来自南京传媒大学，他的朋友和同学前一天都在学校站了出来，举着白纸的女生让他不再懦弱；有女生说自己来自武汉，一个月后就要回国，她坚持用中文发言，说觉得很寂寞，因为几乎没有机会用母语来讲述同胞所受到的痛苦。——每个人的发言几乎都要先描述自己的紧张和恐惧感，但是发言仍然一个接一个持续到了最后。

新疆汉人：走出来，为虚无缥缈的希望增加一点虚无缥缈的可能

向文发言时说他腿都在颤抖。他来自新疆。愿意接受访问是因为想试试曾经香港人抗争时那种相互信赖的感觉。面对面谈话时，拿掉墨镜我仍然能看到他眼神中的游移和紧张。他是新疆的汉人，“维吾尔族是几乎不可能出国的，能出来的话，付出的代价要比汉族人大很多。”

他生长在一个新疆的边陲小镇，属于当地兵团的“既得利益者”。他首先向我回忆起少年时“模糊的美好时代”：他小时候也是孩子王，最好的兄弟是一名哈萨克族人。“那时候没有民族对立，汉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都能够很好的交流。”偶尔被维族人欺负甚至霸凌，大人也不过是一笑了之，“就是小孩子打架而已”，并不会上纲上线。反倒是他自己因为曾经无意识说出“把你们关起来”，甚至情绪化的脱口而出屠杀类字眼而一直心存愧疚。“七五事件”后，强硬的民族政策令如今的新疆“静悄悄”，他曾经的朋友也不再亲近，在街上碰到，很多话题对方紧张到不能提，族群间无形的隔阂就弥漫在空气当中。

乌鲁木齐大火事故之前，新疆早已经历了长达三个月严厉的管控折磨，而在无差别的疫情管控之前，维吾尔等少数民族早就在新疆经历了数年的歧视、禁锢与分隔的操演。在11月30日新宿南口的集会上，外界又听到了一位来自乌鲁木齐维吾尔族女生的故事，她的家人们被强制收容进了再教育营，2017年至今无法联系到自己的家人。她高喊：ウイグル人に自由を！（还维吾尔人自由），在场人群也以相同口号应和，人群中有人高喊：我们与维吾尔人站在一起！

“我宁可认同自己是新疆人。”向文曾经对自己体制内的亲戚这样说。

除了民族问题，他也在内陆城市做过送餐骑手，感受过平台的极限压榨。最记得下班高峰期时送过一趟老旧的高层大厦，为了不因超时被罚款，他一口气跑了十多层楼梯，“超时罚50，一单只赚7块5。累死累活的那个叫做生活吗？连生存都不如。”

有一张照片10多年他都一直忘不了，那是中国城管在查抄并带走街边小贩的时候，小贩的孩子紧紧抓着汽车不放，在一群城管的包围当中，那个孩子紧紧咬着牙关，愤怒的眼神狠狠瞪着周围的世界。向文说除了对痛苦的同情，他更意识到，在中国所体现的体制性压迫，以及公权力对个人无底线的践踏从未停止过。

“走出来，其实只是为虚无缥缈的希望增加多一份虚无缥缈的可能。”走在用石砖铺成的神乐坂，他低低的说，“我就是想倒下去做一块砖，严丝合缝的为后来人铺好路。”地上湿湿的，微雨仍在飘下。

用“温柔与热血”来包容一场“五毒俱全”的抗议

几乎是到了11月30日新宿南口广场集会开始前的几个小时，组织集会的小组成员们才真正认识了对方，可数天内的合作却已经牢牢的建立起了他们的信赖关系。

他们只是27日集会开始相互认识、相互合作的其中一个去中心化小组，“现实世界中的异见者很容易在政权的压力和举报氛围中陷入沉默螺旋，以为身边所有人都是粉红。而一场线下活动让我们在黑暗森林中能够找到对方，知道对方的存在。”老刘这样评价那次集会对他们的意义。

站在人群中，考拉有了颤抖一般的感动，她没想到能有近百人愿意走出来抗争。“我是受到上海的影响，有朋友当天在乌鲁木齐中路上。既然连他们都能上街，我们为什么在安全的日本不能够帮忙再多做些什么？”趁热打铁，三天后在空间更大的新宿南口再举行一场更大的集会，随即成为众人的共识。

有美术功底的考拉是文宣群的创立人，做好了海报，便在Twitter和Instagram上邀请转发，同时邀请更多关注的人进入群组声援和协助。大家一起沟通文宣内容、将文字翻译成中英日三语、有钱的会拿着文宣去便利店打印、有力的现场就会向路人派发传单，邀请更多人加入。

早就开始关注香港抗争，并长期在港人Telegram群组“潜伏”的猪哥则顺理成章成为了各个群组的管理员之一。从几十到数百人，他有条不紊的处理着群组内的发言和争论，“设置留言间隔时间能够让组里的人在发言时少一些冲动，多一些时间思考，不至于把观点争论变成争吵。”

无论是网上讨论还是现场的诉求，从结束清零、到习近平下台、再到共产党下台、争取民主自由、当然还有不少支持地区解放独立的言论，光谱非常广泛，甚至要求习近平下台这样曾经的“禁忌话语”也成为了相对不那么激进的口号。“借用香港人的说法，大家最低共识就是不割席、不分化”。

由于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被官方掩耳盗铃般摘了下来，于是新宿站南口长长的广场便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海外的乌鲁木齐中路”。组内几个人素未谋面，却有着一个相同的默契：尽力在这条路上，最大限度实践相互尊重的言论自由，在激进的演说家发言的同时，能够令最温和的悼念者有安静的空间。

他们决定将狭长的空间别出心裁的利用起来，演讲台不再是集会的中心。面对纷繁复杂的口号和诉求，他们跳脱一般的政治光谱束缚，用“温柔与热血”两种情绪来将会场一分为二。于是悼念花坛布置在广场的最左侧，之后往右分别是列侬墙、人生第一张选票之类的“嘉年华”活动；演讲区和旗帜则被安排到最右侧。现场飘扬的旗帜五花八门，根据参与者鹿马记述，有中华民国国旗、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港英旗、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东突厥斯坦的蓝色星月旗，甚至还有一人扛起诸夏分离主义的“大蜀民国”旗。他笑言这场集会可谓是小粉红口中的“五毒俱全”了。即便如此，来自最右侧的高呼口号，也并没有干扰到最左侧的小提琴演奏、安静的悼念着随着旋律唱起“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而高举着“男权不死、极权不止”的女权主义者和身披彩虹旗帜的LGBTQ人士同样在人群中穿行和交流着。

曾经的粉红：我期望可以不再恐惧，由我批判的对象来保护我的言论自由

“我认为我是个懦夫。我用我父母生育我时赋予的我的一张嘴，去说一些心里话，去说一些事实，还需要这样全副武装的蒙面不敢见人。我原本就是个荒唐的笑话。”为了11月30日新宿南口的三分钟发言，于连不光戴上口罩和墨镜，还带着手套，更在东京换了四五件衣服，为了改变声音，甚至用手纸把两个鼻子都堵住。

于连毫不讳言他曾经是个“小粉红”，“刚到日本的时候上语言学校，课上老师就会说香港如何如何、台湾如何如何，不会把香港和台湾放在中国里面说。”他当时就想在课上站起来义正言辞的反驳：“不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只有一个中国！”好在他这一时兴起的“战狼”发言被旁边的同学按了下来。

他以中国人身份来到日本，经常能听到批评中国的声音：人权问题、不自由、一党独裁……每每内心中就会涌上一种“耻辱感”：“你批评我的国家、批评我的领袖，就等于是在侮辱我。”他在反思中，觉得这是长久以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应激反应：“你和国家是一起，你是中国的一份子，如果有别人骂中国不好，你就要奋起反抗。”对于这种扭曲的爱国心态，他也有颇为朴素的理论：“中国人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理论，甭管是‘打孩子’还是‘骂老婆’都要关上门解决，轮不到外人说话。”

但是面对日本社会中截然不同的叙事，他的想法开始改变，“当日本政府伤害到国民，国民是可以向裁判所起诉政府要求赔偿的，这是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日本抗议天天都有发生，也没见过社会有动荡。”

在防火墙外的世界，于连就像一块海绵拼命的吸收过去被蒙蔽的历史知识，他每天晚上像看小说一样看维基百科给自己“补课”，六四事件、坦克人、天安门自焚……；他又向我介绍最近看了很多电影，《走向共和》、《觉醒年代》，内宣电影里的民主思想，令他思考当下中国与曾经那些承诺和期许的落差。

这是于连在日本第一次参与政治活动。他说以前被人善意提醒“政治不是你这种人参与得了的事情”。但是在他在演讲中说，政治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不是你不接触政治，政治就不来找你。专制的体系就是控制每个人每天的吃饭、说话、工作、生活。只有每个人去参与了，国家才能改变。

最末，他说道：“我希望我下一次演讲可以不再恐惧。可以是我批判的对象来捍卫我说话的权利。由我批判的对象，来保护我。”

在日港人：我无法代表还在香港的人接受那些道歉和忏悔

“两年前我就是个小粉红，我骂香港人，我骂台湾人。”新宿南口的演讲中，有人这样说。

“大家从此和他们站在一起，向他们道歉，我们一起抗争一起战斗！”底下如此回应。

对于新宿的白纸运动，香港人参加与否实际上也经过了一番讨论。港人Ken曾想要做一个“中国发生什么都不关我事”的旁观者。而当白纸运动真的来临，口中说着不关心、眼睛却一直盯着抗争的一举一动，Ken也愿意“为‘对方’的自由做出自己的努力”。原来听闻7月17日有集会，港人阿So就已经闻风而至：“看着那些年轻人够胆拿下口罩发言，反而觉得自己缩骨（胆小）的不行。我从觉醒到现在20多年，都快绝望了，终于等到了不怕死的中国人。”

于是港人决定把光时旗带到现场，“港人一直都在反对极权、支援民主自由的最前线，这场运动应也有港人的一席之地。”当然阿So也笑言，港人最大的共识是“只要让中国政府不舒服的运动，他们都会参与”——从与伊朗、乌克兰共同举行国际人权日游行，到主办东京的六四悼念晚会，都有他们的身影。

“我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敌人，更何况，其实近几年有很多中国人都在默默支援我们。”面对内地人曾经对港人的口诛笔伐的问题，Ken这样说。

新宿南口阿So在人群中高高擎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旗，这支旗自2019年开始就不断被当地的港人群体挥舞在东京的闹市区。当时，有几个人走过来用普通话向Ken和阿So道歉：“有个上海人看到我举光时旗，就走过来向我说。2019年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香港真的发生过什么事，那时候自己也说了很过分的话，对不起。”

一时间阿So有些错愕，不知道要怎么回应，“嗯，明白，没办法的啦……”他拍拍对方的肩膀，如此搪塞了过去。

他把这番对话告诉仍身在香港的朋友，换来的却是几个小时狂风暴雨一般的痛骂。原来那些朋友已经从Twitter上关注到了白纸运动在东京的现场，质问他为什么要掺合到“中国人的抗议活动里”；而他们更不想接受那些曾经“小粉红”的道歉，“阿So你凭什么代表香港人原谅他们？”他们无法忘记那些来自内地媒体和社交平台的口诛笔伐。

“你都走佬（跑路）到日本啦，凭什么代表还在香港的我们？”

这种责问令他心情复杂，“我一方面为有更多清醒的中国人站出来而开心，但是也没办法不考虑到如今仍身在香港挣扎着的朋友们。”

这种争论同样体现在流亡海外的罗冠聪的Twitter下，他公开了其中一篇“忏悔文”：“冠聪对不起，以前不理解香港人，只听官媒给我们宣传的那些，认为香港人都是废青捣乱，现在我们彻底明白了，为我们曾经的无知道歉。”对此，网上的留言颇有分歧，有人为他们的“清醒”而祝福；有人觉得这种忏悔过于“廉价”。罗本人的回应是：“It’s alright. 人生而在世，到处都是枷锁，过去的你被政权蒙敝了，眼界开阔后，决心不要再回去就好。”——这句回应看似轻描淡写，但背后的复杂情绪大概只有港人才能明白。

对阿So来说，他自己会放下在白纸运动中的激情，去认真照顾香港手足的感情。“如果再有白纸运动的活动，我只会以个人身份参加，不代表香港。因为我无法代表还在香港的人接受那些道歉和忏悔。”

温和参与者：比起喊口号，我们需要更多的情感联结

饼干桶讲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故事：她曾经和中国出版业有名的摄影师合作拍摄时尚大片。工作临近尾声，那位摄影师偏执的想在日本买了一只仓鼠，加入他的“作品”中。“在日本买动物你要签合约承诺保护它。可是那个摄影师就一直拿着高亮的闪光灯狂闪仓鼠。仓鼠是夜行动物，正常人被闪眼睛都会出现小太阳，更不用说仓鼠了。”可是她发觉，场的所有人，除了她没人考虑这只仓鼠，他们想的是我们的作品都要上国际品牌了，还需要在意这只买来的仓鼠吗？

“他们就看着这只仓鼠被闪。”——这个情景其实充满隐喻。

后来，饼干桶脱离了时尚界，现在是个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情感细腻的“温柔”派，她却比很多人更积极。趁着11月30日新宿集会的热度，她和朋友又在12月2日东京池袋广场组织了一场“沉默悼念会”——不反对什么，也不要求什么，只是默哀悼念。

有人问默哀有什么意思，“你怎么一点也不激进，人家都喊口号，为什么你不喊？”“喊了之后又如何呢？”她反问，“默哀只是提供了抗争的另一种形式，每个人表达的尺度和接受程度不同，需要有过程，有的人需要表达情绪的空间，有的人放下鲜花就走，有的人也许再去和身边人说说话，这样不会被一个声音带着走，也有机会在安静的状态下表达自己的情感，这种沟通能更好的让人进一步思考，也把活动延续下去。”

“中共把个人情感阉割掉的，愤怒的时候不可以愤怒，让你愤怒时才可以愤怒。这造成了中国人情感表达的缺失。”饼干桶举例，中共有“丧事喜办”的传统，有人因为疫情失去了亲人，结果应该悲伤的时候却要强颜欢笑：祖国很伟大、建起了方舱、拯救了全世界……

“极权的控制是有限的，它可以控制人赚钱、知识、权利；不可控的是情感，不能控制去和谁交朋友、爱谁。我想用情感联系大家，而非某种生硬的概念和理论要求人们站在一起。这是弱者的反抗。”

“那就是我当领导，你贩卖感情。”有男性朋友这么回应道，她哭笑不得：至少你抓到“情感”这两个字了。

包容差异，在运动中学习和进化

25岁是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年轻人是此次行动的绝对主体。学生一贯的热血并不能完全解释他们的动力，老刘说：“倒退十年来看，很多人从小见证中国互联网蛮荒生长时代的衰落，更在大学时代最真切的体验了习近平后五年中政策的狂飙突进。”有外界曾担心如今抗争的年轻人，会因为与八九六四那一代人的割裂而缺少经验的传承，但很多人早就已经在近几年极权的铁拳之下开始觉醒、寻找抗争的方法。

对多元的包容性和适应、进化能力是这些海外年轻人的重要特质。香港19年的抗争或多或少都对他们造成了影响。猪哥之所以叫猪哥，是因为他使用的头像是香港抗争期间著名的“连登猪”形象。行动组织策略和话语方式都在很大程度上承袭自香港抗争，他们在发言时经常将“兄弟爬山”、“be water”挂在嘴边，这只是形似。更实质的是，其组织活动时也会快速提出共同诉求、践行不分化不割席的组织策略，甚至在不断反思中将抗争活动进化。

内地人和港人的诉求并不一致，韭菜披萨曾经去过由港人组织的六四东京集会，结果却看到了太多光复香港的旗帜，虽然他理解港人已经不能再在香港悼念六四的遗憾，但多少还是觉得他们有点趁着六四“借题发挥”，而更多想要参与的中国人一时难以靠近。“六四的诉求又不是光复香港，策略上可不可以说，时代革命光复中华呢？你光复了香港，那剩下的人怎么办啊，中国还有14亿人等着光复呢，也可怜可怜我们吧。”他有点冷幽默的说道。

水月同样认为六四东京集会中，港人的诉求声量过大反而令六四成为了背景板，不过她认为不应该责难港人团体：“人家办的活动人家做主，你不满意明年可以自己去办大陆人的悼念集会。”结果新一年六四还没到，白纸运动就来临了。

其实港人并非排斥大陆人参与运动，水月当天带了自己做好的艺术作品去到现场，主办方自然的便将她的作品请进了会场当中。投桃报李的，有参与者送给她一个黄色的口罩致谢，她一直收着不愿忘记。白纸运动在新宿的活动中，她制作了列侬墙放在温柔区，“谢谢你的声音”，更亲手制作了大量黑色丝带，送给每位参与者，想把当初在港人集会中感受到的温暖传递出去。

老刘深感中国人对民主操演的稀少，在现场玩起了“人人有票投——人生中第一张选票”的活动，在一张大纸板上写上五个与疫情、政治、女性有关的题目，参加者可以拿着小贴纸贴在喜欢的答案上。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境外势力从哪里来”？答案中有日本、美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也有香港、台湾；更有意指马列和共产主义来源的德国和前苏联；当然更有语出讽刺电影《The Death of Stalin》的经典答案：“月球”。即便如此，前来贴答案的人们仍觉得答案不够，于是临时增加了最后一个答案——“我”。面对这个中国官方最常用抹黑说法，示威现场的年轻人们却甘之如饴。

老刘说当时起草第一个版本时，那个涉及女性的问题有些幼稚，立刻就被群里的人嘲讽了。他倒不恼，反而邀请这个人一起想更好的问题。这位朋友也真的没有让人失望，给出了非常精彩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应该有多少名女性？（本届为24人，全部为男性）”——灵感来自美国金斯伯格大法官回答“最高法院应该有多少位女性才足够”时的回答。他当天非常怂的只在集会周围路过了两趟，也看到了自己的“作品”：“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活动，真的长见识了，感觉上了一堂真政治课。”

集会现场必然是喊口号的“热血”一侧的气氛更加热火朝天。由于现场抗争者的光谱复杂、诉求纷纭，难以满足任何一派人对于“团结一致”的预设，难免有参与者感觉自己的观点和诉求没被充分表达，于是有意见说这场集会“偏题”、“被代表”云云，这一问题在现场和之后的参与者群内被反复争论。

 “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自己被代表，是不是长时间生活在中国导致的，因为自己不能发声，所以总希望有人能代表自己发声，觉得自己被代表了？”考拉反问道。“很多人的想法我虽然不认同，但是我尊重他们表达的权利。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说出来，令有着相同想法却不敢表达的人受到鼓励，一种观念哪怕相对荒谬，说出来没有人应和、甚至遭到批评，那么他自己也会反思和进化。”

水月说，“记得李文亮去世时大家转发了什么内容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一种学习：你需要学会和你看不惯、不喜欢、不赞同的声音共存。如果仅仅只是因为“我不喜欢”或“我不赞同”就要求别人不准来，那么这和中共的作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老刘则恰恰从这种混杂的诉求中看到了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可能性：“实际上，意见纷纭恰恰显示了这个‘老大帝国’的积弊之深、问题之广。虽然意识形态各异，但是如果究其源流差距也未必有那么大，极权统治下自由的缺失、国家和民族主义盛行必然是殊途同归的答案。”

“当人们喊出‘习近平下台’，语言禁忌的魔力就消失了，你就离自由更进一步了。”

但是，大家也认同公共参与是需要不断反思和练习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们讨论了如何提高集会对不同人群的包容度。

 “现场演讲台的控场实际上是相当有秩序的，有人不断在问‘还有人想发言吗？’，但是遇到对立严重的观点的时候台下仍然对讲者缺乏尊重。”老刘说。

也许是期望寻求更多发言空间，在温柔区一侧逐渐自发衍生出了三个小的发言区，发言者虽然手中没有喇叭，听者却同样认真。Rachel认为之后的活动，应当进一步为少数族群和温和人士创造安全平等的发言空间：“乌鲁木齐的火灾并非仅仅是清零政策下发生的悲剧，封锁其实是新疆多年来一直上演的，维吾尔人的声音应该被更主动囊括进我们的运动中。”

而对于有女性在各类活动中未受足够尊重的问题，她认为在当下中共与父权合谋的状态下，必须在运动中不断提出性别平等的议题，让参与者意识到女性问题也是中国问题的一部分。“而相同的逻辑则是，在当下民族主义盛行的中国，单纯的实现民主和自由，同样不能够解决少数民族受压迫的问题。”她补充道。

年轻人的概念和花样多虽然多，但这些想法总要有人去落地执行。考拉说要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年轻人的“大叔”：“我们这种毕业就去大公司的年轻人实际上没有经历过生活的苦。学生有理想就能够站出来，很多社会人本身生活已经很辛苦了，还要在工作之余来参加抗议活动，很值得敬佩。”

考拉口中的“大叔” 是这次活动“道具组”的负责人，可其实整个组只有他一个人跑前跑后，负责当天集会现场的各种物料。活动结束后他又默默承担了善后工作，有太多的垃圾没法处理，最后他都一股脑搬回了家中。

老刘也提起富士康的工人反抗，“虽然没有我们那么富有理想，但是任何面对社会不公的反抗都应当获得我们的声援。”“打破精英视野，去理解更多阶层的人，就是每个参与者进化的一部分。”

“习近平，我漂亮吗？ ”

中国发展至今充满了复杂性，也存在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积压无解的社会问题，这意味着年轻人在认知现实时，将面临更多的矛盾和分歧。集会的参与者、艺术生Ray讲述了自己的成长背景。从幼儿园开始，她的家中就充满意识形态冲突：外婆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文革时候在做老师，退休后成为法轮功学员；母亲89年是没有走出去的大学生，如今是家乡宣传部门的官员；父亲则是外企员工。

她拿起学校课本，外婆对她说学校学的都是谎言；妈妈听闻随即质问外婆，叫她“不要教小孩这些鬼东西”；父亲又会对妈妈说“不要觉得你相信的一切都是对的。”——所有人都在吵架。

家庭经历让她对所有信息保持的态度都是怀疑，她只好不断提问、不断质疑、不断接收更多的信息，否则就怕自己会被困在无知的状态下不得脱身。

她感慨当下的众声喧哗的原因是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差距太大了，“哪怕这么多问题是同一个政权造成的，但是每个都复杂且独立。”作为纪录片工作者，她期望今后的抗争活动能够进一步包容更多形式，“就好像当天，有选票、小提琴演奏、影像播放，其后也可以有插画、乐队等等艺术形式的参与。”

Ray给我看了她关于政治压抑的一个影像作品，她在鲜红的光线下用口红涂抹着自己的嘴唇，然后她抿了抿嘴，双眼直视镜头，开口问道：

“习近平，我漂亮吗？”

原文刊于歪脑：用“温柔与热血”来包容一场“五毒俱全”的抗议——东京白纸运动中的年轻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