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麦路人：何以为家

在这里，有不愿回家住的北京老人，租不起房的北漂母亲，被偷了钱包与手机的武汉老板，体验生活的学生，结束聚会的都市男女。

深夜总是故事开幕的时间。

“你昨天在哪睡的？”

“我去坐夜班车，下了这车上那车。车上也不冷，坐两个来回，天就亮了。”

今年九月底的一天，晚上11点，我在北京一家麦当劳听到上面这段对话，两位操着明显的北京口音的大爷大妈互相问候。

“你挪一挪，哎呦，我进去躺会。”

体态肥胖的大妈穿着宽大的T恤，一边费力地从两张桌子的空隙穿过，一边把装得满满当当的一个大塑料袋放在桌上。

她准备度过一晚的地方，由两个靠墙的座位组成，中间隔了大概20厘米，勉强躺下一个人。

“过两天你就别穿这短袖了，天该凉了。”

一头白发的北京大爷一边把白色毛巾叠成方正的形状，一边和大妈聊着天。

秋分刚过，已经有了初秋的微凉，昼夜温差开始变大。

“昨天把我轰走了，在装修，要清场，”大妈已经在座位上蜷缩着躺下，“我70多了，出来俩礼拜了。我给人洗盘子，不想看我妹妹的脸色，她要独占我的房子。”

“你睡吧，我出去玩儿了，”大爷不紧不慢地说。

大妈很快进入梦乡，大爷把叠好的一沓白色毛巾整齐地放进塑料袋里，里面还有一包口罩，把桌上的垃圾扔掉，座椅放回原位，走向公交车站，等待一辆夜班车，在这个他生活了60多年的城市，接纳又一个深夜到黎明的夜晚。

以麦当劳为家的北京人

1990年，麦当劳进入中国内地市场，2005年，麦当劳开始试点24小时营业餐厅。从那时起，以麦当劳为家的报道便屡见于报端。

今年9月份，一部讲述一群在24小时麦当劳为家的“陌路人”相互扶持的港片《麦路人》在内地上映，我从没见过香港深夜的麦当劳，但在北京见过很多次，各种各样的人在午夜时来到这里，出于相似或不同的理由，在这个漫漫长夜里仍然明亮的空间里迎接第二日的黎明。

再次见到北京大爷，已经是在一个月后。

马上要立冬的北京。

还是在同样一家麦当劳的门口，午夜时分，他站在一辆面包车旁张望着。

上次见他时的短袖看起来已经穿了很久，套在两件叠穿的外套里，手上拿着一个空饮料瓶，和一沓从麦当劳餐桌上收集来的餐巾纸，随身带的大袋子不见了，手机也丢了。

他在等待吃当天的第一顿饭。

在凌晨12点到三点之间，有人做这样的生意——从面包车后备箱里卸下几个装着饭菜的保温桶，在有多条夜班车路线经过的公交站旁，支起简易的小方桌，光顾这样深夜食堂的，多是坐夜班车的常客，比如代驾司机们。

盒饭有10块钱的，也有15块的。他准备吃一份10块钱的盒饭，有时候身上没有钱，他会和老板说能不能先吃一份，“等有了再给你们，”卖饭的大姐也就这样同意了。

但那天晚上，在深夜里等了一个小时，这个临时的“深夜食堂”也没有开张。期间有好几个代驾司机走过来，问今天盒饭怎么还没有来。

凌晨一点，他决定坐夜班车去丰台，“在附近吃拉面的话要20块钱，但是去丰台的话能稍微便宜一点，15块，而且肉多面也更多”。

后来，我们一起走去附近的一家面馆，他腿脚不利索，走得非常缓慢。刚落座，他端来热腾腾的面汤放在我面前，沉默着很快吃完。

凌晨两点半，我们在凛冽的寒风中走回麦当劳，路上碰到出警的警车。“肯定是要去查嫖娼，”大爷说，“要不是为生活所迫，为了吃口饭，谁愿意去做这种工作？”

我问他白天在哪里，他说老年卡不用花钱，坐公交车来回坐，有时候能坐到河北。

他很少回家，但会去看望一些老朋友，手机丢了以后，想联系就直接去朋友家里面，晚上就到麦当劳过夜，或是继续坐夜班车；坐到天亮，他会去香格里拉饭店吃早点，“不要钱，还能拿出来。”

“我出来已经11年了”，今年61岁的他告诉我，“我是属于离婚的，不想回家，给儿子和孙子做饭太麻烦。”他告诉家人自己住在单位，但其实他已经很久没有工作过了。他给儿子和儿媳买了房子，租了出去还房贷，自己的房子则空出来给前妻和儿子一家人住。

白天时，他有时也去图书馆里待着，“对，那里暖和，也有热水，”我应和着说。

大爷忽然问我，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小说？我说我不怎么看小说，喜欢看真实的故事，“那就是纪实报告是吗？”

几百米的路很快到了。

他一开始朝麦当劳走去，但仿佛不放心我一样，又转身走向公交车站，看着我坐上回家的夜班车，他才蹒跚着走回了麦当劳。

“北漂母亲”和她的朋友们

45岁的安徽人杨顺通常会在晚上11点推开麦当劳的门，她总是穿着同一件红色羽绒服，头发扎成利落的马尾，笑着和认识的人打招呼。

在她那里，我听到了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那个老太太啊，她回家了。她悄悄告诉我，一个月有7000多退休金呢。”

“那个北京大爷，说他儿子给他买了一个别墅，他不愿意住。”

杨顺来北京工作已经18年，从卖手机到在餐饮店打工，到现在购物商场库管员的工作。

今年受疫情影响，有半年多时间她一直待在老家，虽然几个月没发工资，她还是回到北京继续做这份工作，她丈夫则去了上海，“等他落脚了我再过去。”但她不想离开北京，“我已经交了11年社保，还差四年就交满15年了”。也正因为这样，虽然有一些“管吃管住”的工作机会在她面前，因为没有社保她也不再考虑。

杨顺一个月休息四天，只有这四天，她不在麦当劳过夜。她会从北京一家知名的购物商场，下班倒几班地铁，再转公交，去到顺义郊区，她的弟弟弟妹家，“我弟妹家在郊区，在顺义有房子，就把我爸妈也接过来一起住了。”

“没敢和父母说，跟他们说我和同事一块儿住。”杨顺也找过房子，一个月薪水5000块，她承受不起每月2000多的房租，为了儿子能在北京读高中，也花了一笔不小的费用，“我准备找找平房，但离得远的话每天路费也不少。”

她通常晚上8点下班，但常常要加班到九十点，遇到节假日搞活动促销，有时一天要上12个小时的班。聊起工作的岗位，她的语气中透出几分无奈，“肯定是导购员赚得多呀，有底薪，有提成，但是要求35岁以下。”

从9月份开始，麦当劳成为她“临时的家”。

杨顺总是在晚上11点以后才来，这个开在大学附近、白天总是坐满人的门店离她并不近，往返要两个小时，但她可以选择去的地方并不多，由于疫情原因，许多显示24小时营业的门店，实际上晚上11点后便不再提供堂食服务。

接近午夜的麦当劳不再那么热闹，讨论基因编辑的大学生收起书包相互告别，拿着电脑看球赛的年轻人也走了，收拾餐桌的店员提醒一位老人隔壁桌有两个剩下的橘子，店里的部分区域灯光暗下来，有人发出轻轻的酣睡声。

“挺安全的，一开始还有点紧张，不过北京还是安全，没有乱七八糟的人来打扰你，”杨顺说。来的次数多了，她在这里也认识了一些朋友。

11点40分，一位头发稀疏的老人步履蹒跚地挪着碎步走进来，把拐杖放在桌上，咳嗽了几声，拿出矿泉水，摸索出药片服下去，一会儿又从塑料袋里掏出两个馒头，就着水吃起来。

“你今天来得晚啊，”杨顺笑着和老人打招呼，转过头和我介绍，“老爷子也是北京人，说家里有三居室，有一个儿子。”

“不太理解他们这些北京人，有家不回，”杨顺凑近我小声说，“肯定是心里不舒畅”。

常常来店里的一个银白色短发阿姨，是另一个她不太理解的北京人。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阿姨时，她正神情专注地盯着面前的电脑屏幕，不时地用鼠标来回点击几下，电脑里传出外放的声音——“美国大选的日子越来越临近了，义乌指数成为关注的重点。不少商家表示，目前还没有收到拜登的订单。”这是在10月底的一天。

到了快12点，她站起来活动身子，把电脑关掉，吹了吹灰尘，装进一旁的黑色手提包里，然后掏出了手机，开始看电视剧。不同于看电脑时严肃的神情，她开始不时咧嘴笑，手机里传出老版电视剧《鹿鼎记》的台词。

“她老说家里信号不好，就是不愿意一个人待着，”杨顺告诉我，“她说她是工程师，家就在附近，脾气也有点怪，你跟她主动说话吧，她不理你，你不理她吧，她又跟你去聊。”

接近凌晨一点，老人仍然捧着手机，整个人卧进了有靠背的椅子里，打盹的间隙，手机差点滑落，一个惊醒，扶了扶托在鼻梁上的眼镜，拿起来接着看，没有要离开的迹象，刀枪舞剑的音效声继续回荡在午夜的麦当劳里。

深夜的“临时避难所”

10月底的一天，凌晨两点半，我在工体附近的一家麦当劳见到了59岁的杨楚，一头短短的黑发，穿着黑色皮上衣，看起来十分干练。

她是少数主动和我攀谈的人之一，“来，姑娘，坐这里，这里暖和。”

杨楚是湖北襄阳人，在武汉生活，经历了“封城”、“解封”后第一次来北京，刚到北京西站，钱包和手机就被偷了。

她在车站求助了几个人之后才电话报警成功，已经很晚，一名警察说帮她安排宾馆住下，“记到我的警号下，下次再还我”，她向我转述，“让我感到很温暖，但是我不想欠人情。”

刚丢完东西的杨楚仍保持着一种谨慎，她拉开一个编织袋，露出一款某奢侈品牌女包，“可能是我这个包太显眼了，”说完又拉上了拉链。

用身上仅剩的一点现金，她买了一杯咖啡，从晚上10点坐到现在，原本她在另外一家24小时麦当劳店，但好心的店员提醒她因为疫情原因只开到11点，于是她按照指引来到了这里。

“上一家店的员工人很好，但是这家店的员工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她说道，“我买一杯咖啡，问能不能续杯，态度非常不好，我是不会这样对我的员工的。”

杨楚介绍，她是一家生物制药企业的法人，虽然生产药品，但是和防疫没有关系，非新冠相关门诊的一度停诊，让企业损失不小，“疫情？那影响大了，今年就是保命，先活下来。”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但我们改不起生产口罩的生产线，我有100多个员工，只能看着别人赚钱。”她接着抱怨起原料药企的垄断和制药行业的竞争。

虽然带着一丝对陌生人的谨慎，也许是深夜的缘故，她提起丈夫2017年的意外去世，还有对在美国读书的儿子的担忧，“儿子好多同学都感染了，公司的压力现在都在我一个人身上。”

聊起武汉这特别的一年，她很少提及“封城”期间的生活，反而是回忆起儿时如何在街上度过江城的夏日夜晚，无比潮湿闷热的天气里，大街小巷排开一张张竹床，日子过得拮据的人家则拿出纸板铺在地上，先往附近泼水，让地面凉下来，大人们扇着扇子聊天，小孩子们吵闹着跑来跑去，就这样在外面度过很多个夜晚。

“欢迎你再来我们武汉，”我们在深夜告别，还有三个多小时就要天明。

又一个零点后的夜晚，我在二环内的一家麦当劳遇到了一个97年的女生，她来自四川阆中，一头卷曲的短发，穿着牛仔裤和马丁靴，一见到我便热心地递过来一个暖宝宝。

但她对自己的很多经历却避而不谈。

“我喜欢坐公交，今天来回坐了五六趟公交。”

“我本来打算今天离开北京的，但是今天坐公交的时候，窗外的风景好漂亮，叶子都变黄了，我觉得这里也挺好的。”

她说自己刚从上海过来，对上海的印象之一是，上海的夜晚比北京热闹，麦当劳里的年轻人比北京多。

“北京是不是有很多好玩的呀？”凌晨两点，她的两只眼睛睁得很大，带着一种自然的好奇，“是不是有个紫禁城，是不是还有个横店？”

“这个麦当劳不赶人，有好几家，可能也是因为疫情原因，11点就不让待了，”她表现出理解的样子，“在上海的时候，我有时候在麦当劳待一晚上，有时候在肯德基，有时候是全家。”

同样是凌晨两点，在三里屯附近的麦当劳里，有回不去学校的几个大学生感慨着想体验下流浪的生活，反复换着姿势趴在桌子上，出门转了一圈很快又回来，“外面太冷了”。

而在凌晨三点，从附近的gay吧出来的男生开始了他们的聚会，几个桌子拼在一起围坐，讨论着当晚发生的事情，比如谁有没有化妆。

凌晨四点，离天亮还有两三个小时，大部分人都还在沉睡中，街上已经有早起的老年人在跑步，和晚归的人们一同出现又消失在夜里。

等到天亮时，北京大爷也该完成他的夜班车之旅了，嫌家里信号不好的工程师大妈也许又来到了麦当劳吃早点，杨顺则在简单洗漱收拾后，赶去12公里外的商场开始货管员的一天。很快，麦当劳又将恢复白日的热闹和忙碌。

（注：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