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仅要对抗自身的弱点，更要为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去对抗目光所及的丑恶与苦难，从反抗中揭示自由、团结和正义。

要理解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问题，必须要有历史意识。对历史的遗忘，我们便很难明白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的滥权和腐败为什么会前赴后继。要理解武汉市第四医院的问题，必须要有价值意识。一件事情或灾难发生了，我们要知道它的是非对错，否则很难明白医患权利是如何被剥夺，以及一些医患死亡事件会对将来有何意义。

人的历史意识和价值意识，不是说有就有的，而是需要认真思考分析发生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每一次滥权和腐败事件。医疗改革正被当权者转向舍本逐末（愚民）的时代，我们身在其中，不仅要有激情和勇气，也要对时代处境有清醒认识和合理判断。这是艰难的过程，我们必须一起学习。

学习的目的不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另一种意识形态洗脑，而是培养一个人独立思考判断的能力，不随波逐流，不盲目从众。只有培养出独立人格和公民意识，才有可能顺应整个中国医疗改革的未来。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强制灌输，腐败滥权，以及经济利诱等行为，剥夺了医患双方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人更容易变成庸庸碌碌的螺丝钉，成为作恶机器上的一员。

目前对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经济和技术成就存在根本性误解，被错误解读成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的政绩，而忽略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腐败的黑暗面。权力垄断以及缺乏有效监管，导致少数医患群体遭到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压迫或排斥之事层出不穷。在这种经历中，我们不仅要对抗自身的弱点，更要为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去对抗目光所及的丑恶与苦难，从反抗中揭示自由、团结和正义。唯有反抗才能阻挡荒诞，唯有反抗才能体现生存的价值。加缪说“我反抗，故我存在”。须知，人类一直是在对宿命的反抗中生生不息，造就生命之丰富，通过行动去证实、去定义。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袁英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神经节苷脂，主要成分为从动物大脑中提取制得的一种鞘糖脂，这类鞘糖脂在神经系统特别是神经末梢中含量丰富，种类很多。上世纪90年代，因疗效成疑、用药风险等原因，这种药在国外被撤市。

与此同时，神经节苷脂在中国开始风靡起来，中国市场的产品最初来自巴西进口，在临床上的适应证范围极其广泛，在医院使用量大，销量增长速度惊人，引发国内数 10 家企业仿制。这种被中国神经内科、甚至胸外科医生大量使用的万金油“营养药”，每年销售额高达到几十亿，是医药代表口中利润滚滚的“大药”。

2020年5月，悲剧降临到了冯路一家。冯路的父亲因感到头晕，伴有呕吐感，来到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中医院治疗。他被确诊为轻度脑中风，在神经内科住了几天院后，头还有点晕。5月28日，主治医生开了一张处方单给冯路，让他去医院对面的药房买药，买完再送到医生办公室。主治医生对冯路的解释是，这个药医院没有了，去医院对面的连锁药房才能买到。处方单上写着的药品名称，正是“神经节苷脂钠，2盒”。

当时买药时有些不同寻常。药房的工作人员不仅仔细看处方单，而且还拍了照片。拿药后，他的处方单也被药房收走。这两盒药全部自费。268元一盒，“这个药有些贵。”他心想。

出院的费用清单上，没有这个药的记录。只在长期医嘱单中，5月29日到6月2日，记录了这两盒药被分次注射进了父亲体内。在“医嘱”一栏，药物名称“单唾液酸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钠”的下方，还特别标注了药品为“自备”。在注射神经节苷脂钠10天后，6月8日，冯路的父亲开始肌无力，随后转院到当地最大的医院后确诊为吉兰·巴雷综合征。

高昂的药费背后，是巨大的经济利益。李云雷从多方了解到的信息是，神经节苷脂类药物，在纳入重点监控目录后，院内使用受限，很多大医院药房拒绝销售此类药物。一些医生只能通过院外处方给病人开药——药物的回扣越来越高，“每支药医生拿40%左右的提成”。据裁判文书网的诉讼案件披露，2010年，某种神经节苷脂类产品，一支销售百余元，给付的回扣就高达35元。2010年起，某医院外一科共购入单唾液四己酸神经节苷脂4510支，药企合计给付回扣157850元。

据了解，患者遭受头部外伤，有颅脑、中枢神经、周围神经损伤，或者脑血管疾病，只要和神经损害相关，手术前后加入一种者多种神经营养类药物，仍然是目前国内一些医院的普遍做法。病友群里甚至有病友因为“腰椎管狭窄”手术，手术前后使用了大量“神经营养药”。除了神经内外科，儿科也是此类药物滥用的一大科室。相当一部分营养神经药物用在了被判定为发育迟缓的早产宝宝身上。最近，病友群有一个宝妈入群，她五个月的宝宝，被注射了上百支神经节苷脂类药物。

著名儿科专家鲍秀兰教授在2020年就多次回复提醒家长，“鼠神经生长因子、脑蛋白水解物、神经节苷脂，这些药物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因为这些药物无法通过血脑屏障，也就是说进不到脑子里。国外很早就禁用了。门诊经常遇到这样治疗的孩子，所以需要提醒一下。”

为何在被重点监控后 滥用仍然普遍？背后的逻辑很清楚，“有些医生不知道这个药有这么严重的不良反应；有些知道，但是因为高额的回扣，还是有很强的动力用这个药，毕竟诱发吉兰·巴雷综合征，致瘫致残的概率很小。”但是这些心存侥幸的医生忽视的是，虽然药物致残致瘫的概率很小，但是如果不幸“中奖了”，毁的却是患者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