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彪： 经济胁迫与司法绑票

（一）

2019年7月，澳广（ABC）披露维吾尔人被抓捕并被强迫在新疆的纺织厂工作。随後Cotton On集团和Target澳大利亚公司宣布不再使用其新疆分包商采购的棉花。随着新疆的集中营和强迫劳动黑幕被国际媒体、人权组织和智库不断曝光，国际社会尤其人权团体向采购新疆棉的企业施加了巨大压力，耐克、CK、汤米、Gap等品牌商纷纷停用新疆棉织品。瑞典时装公司H&M公司宣布终止与涉嫌强迫劳动的中国供应商华孚时尚的关系，并声明“不与位于新疆的任何服装制造工厂合作，也不从该地区采购产品或原材料”。负责棉花供应链标准审核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在对新疆“强迫劳动”进行调查之后，于2020年8月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

2021年3月底，中共突然对H&M等公司进行猛烈抨击，多名艺人终止与该品牌的合作，中国主要电商平台屏蔽了H&M的商店和相关商品，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对其名称进行屏蔽，数十家H&M店铺被迫关闭。中共煽动民族主义小粉红掀起一波抵制西方品牌的浪潮，受波及的有耐克、阿迪达斯、优衣库等200多个品牌。不少国际媒体形容这次抵制行动就像义和团运动。

用经济胁迫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中共当局的这种类似绑票的行为，例子还有很多。邓小平1992年说“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此后稀土越来越被中共涂上政治色彩。2010年，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纷争再起，中国减少并一度断绝对日本的稀土出口。2019年以来，中美关系日趋紧张，中国又计划限制稀土出口到美国，以打击美国的军工企业。

2017年，为了报复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中国政府停止上演韩剧、停止韩国艺人来华演出，并怂恿民众抵制甚至袭击在中国的乐天超市，国家旅游局紧急停止一切赴韩国旅游。限制本国公民的旅游目的地，来达到政治报复的目的，这也只有专制体制才能想得出来和做得出来。

2020年4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呼吁国际社会对新冠病毒源头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这触动了北京最敏感的神经，在中国政府看来，这是给本已紧张的中澳关系火上浇油。此前，澳大利亚政府于2018年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成为第一个向华为颁布禁令的国家。2018年，澳大利亚国会立法处罚外国干涉罪行，禁止政党收受外国捐款，并规定外国政治组织或实体必须经过登记才能进行游说，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当头棒喝。对于中国政府加速向海外渗透扩张，澳大利亚是最早警惕并有所反击的国家之一。在澳总理呼吁调查新冠源头之后的几个月内，中国开始对澳大利亚红酒进行反倾销调查，11月份宣布对澳洲葡萄酒征收高额关税，同时限制进口澳洲牛肉、大麦和煤炭等产品，其政治目的显而易见。

受中共经济绑票之苦最多的地方，乃是台湾。2019年8月，为了影响台湾大选，中国突然暂停台湾自由行，中国观光客成了政府的政治工具。2021年，中国突然宣布自3月起禁止台湾凤梨进口，借口是发现有介壳虫。台湾凤梨97%以上出口到中国大陆，中国此举试图让台湾措手不及，为执政的民进党制造麻烦。中共的民族主义喉舌《环球时报》称，民进党“辜负了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善意”，“恶意利用这些善意做为为非作歹的资源”，并宣称禁凤梨根本不算牌，未来会“给民进党一连串噩梦”。这相当于中共自己招认了“以商围政”，禁凤梨的背后是政治讹诈。

政治色彩最明显的经济霸凌行径，大概是中共针对挪威的贸易报复。2010年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将諾貝爾和平獎頒給狱中的政治犯劉曉波，虽然挪威政府无法影响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但中国政府还是迅速限制进口挪威三文鱼（后来一度被全面禁止），同时提高了对挪威其他产品的贸易限制。2010年，中国进口三文鱼的92%来自挪威，到2013年时跌到29%。经济霸凌起了作用。2013年9月，挪威中左翼政府被选下台，新政府为修复中挪关系做出了不少努力。2014年归还若干圆明园文物，同年挪威首相未与来访的达赖喇嘛会面，这是挪威政府首次拒绝达赖喇嘛的会晤提议。最终两国在2016年关系才正常化。2017年6月，刘晓波狱中病危，欧盟、美国等施压中国政府要求其释放刘晓波出国就医，遭到中国拒绝，但挪威方面未发表意见。刘晓波于7月13日病逝，挪威首相对此仍然不作回应，因此受到挪威政界和人权界的广泛谴责。

（二）

除了经济胁迫之外，中共当局还越来越多地对外国公民进行绑架、关押、起诉、诉讼威胁等，这可以称之为“司法绑票”。持瑞典护照的作家、出版人桂民海，因出版物引发习近平和共产党高官震怒，被中共秘密警察从泰国绑架回国，并在酷刑之下声明放弃瑞典国籍，在被关押两年释放后，又再次被捕，判刑十年。在此事件中，持英国护照的铜锣湾书店店员李波也被从香港绑架。澳大利亚公民、作家杨恒均于2019年1月被中共抓捕。 2020年8月，在中国环球电视台工作的澳籍记者成蕾被捕，并被控泄漏中国国家机密。

如果说这几个案例主要出于中共国内政治的考虑的话，那么对加拿大公民两位麦克的拘押就纯粹是出于报复目的的司法绑票了。2018年12月1日，加拿大警方应美国司法部要求，在温哥华机场扣押了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九天后，前任外交官、在國際危機組織擔任資深顧問的康明凯（Michael Kovrig）在北京街头被逮捕。同一天，商业顾问麦克·斯帕弗（Michael Spavor）在辽宁丹东被捕 。自从两位麦克被逮捕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施压加拿大，要求加方释放孟晚舟。前加拿大官员玛格丽特（Margaret McCuaig-Johnston）说：“两名麦克被捕的时候，我恰巧在上海。我发现自己的行李箱被翻查过。我把两名麦克被捕事件告诉了一位当地朋友，那位朋友告诉我，中国政府有一个黑名单，上面有几百名加拿大人，可以随时作为人质来拘捕。”

此外，在孟晚舟被捕的一个多月后，中国政府违反常规操作，把涉嫌走私毒品的加拿大公民罗伯特（Robert Lloyd Schellenberg）的刑期从15年直接改判为死刑。2020年8月，加拿大籍的叶建辉被以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中共把中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掠为人质，作为换取释放孟晚舟的谈判筹码，这种流氓行径引发全球愤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之为“毒害性外交”。

德国学者郑国恩（Adrian Zenz）撰写的关于对维吾尔人被关集中营、强制绝育及强迫劳动的报告，广受西方媒体的报道及引用。他在2019年曾通过数据研究推论出，新疆再教育营的关押规模可能达到100万人。于是新疆一些企业及个人发起对郑国恩的诉讼，理由是他的研究导致了这些企业和个人的名誉及经济损失。新疆当地法院已经受理这些案件，这些行动显然出于中共的授意，判决结果也不会有什么悬念。澳籍华裔记者、研究员许秀中，因主持撰写新疆强迫劳动的报告《被出卖的维吾尔人》以及相关新闻报道，受到中国政府发动的流氓式骚扰、诽谤和威胁。中国还公开制裁了欧洲的十多名议员、若干学者和智库，以报复他们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研究和立场。

正如经济是中共的政治工具一样，司法更是如此。毛时代，中共把公检法直接当做“驯服工具”和刀把子，后来直接“砸烂公检法”。改革开放后，虽然在立法、审判、律师制度方面开始恢复并取得有限的进步，但共产党仍牢牢控制司法，“刀把子”的提法重新浮出水面，对司法的政治控制越来越不加掩饰。两个麦克的案件也让国际社会开始领教了中共的黑帮式司法。

（三）

中国强有力的经济胁迫之下，有一些公司选择了坚守原则，但也有一些公司选择了经济利益，从而和专制政权站在一起。分别拥有Zara、Tommy Hilfiger和Calvin Klein等全球知名品牌的Inditex和PVH，从网站上删除了反对强迫劳动的政策。无印良品（Muji）、斐乐（Fila）、亚瑟士（Asics）、VF、Kelme等公司都公开宣布支持“新疆棉”。

雨果博斯（Hugo Boss）先前谴责了强迫劳动，随后却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继续使用新疆棉花的计划。但几天后，公司总部删除了这个帖子，重新声明承认对维吾尔地区强迫劳动的担忧。雨果博斯因为在二战期间向纳粹提供制服而闻名，已经沾染强迫劳动和种族灭绝的污点。伊力哈木的女儿菊尔撰文说，“该品牌的摇摆不定反映了企业面临的复杂挑战，它们试图在中国市场准入和尊重人权之间取得平衡。最终，他们犹豫不决的立场——以及其他公司的合谋沉默或直接支持——使中国政府更加有恃无恐地虐待维吾尔人。”

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除了国内的“低人权优势”之外，西方国家在接触政策名义下的绥靖政策也是原因之一。中国完全没有像普遍预期的那样，从经济市场化、全球化走向政治自由民主，反而越来越走向独裁。中国当局利用强大的经济力量和科技手段，对内加强镇压，对外加强渗透扩张。贸易、旅游、司法、媒体、科技、文化教育交流等等，都成为中共的政治武器。

很多国家对中国市场的巨大依赖，使中国政府运用经济胁迫屡屡得逞。按照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本国总出口的比例，澳大利亚居世界之首，中国连续十多年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在它的出口总额当中占了三分之一。澳洲酒有 37%出口到中国。台湾的凤梨，出口到中国的占总出口量的九成以上。很多西方的大学、智库不敢批评中国，他们从中国政府直接或间接得到好处。每年中国学生给美国带来巨额利益。中国留学生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效应，在2019年度为1030亿人民币（约160亿美元）。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中国留学生学费占总学费的比例达到了31%。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在授予达赖喇嘛荣誉博士学位后，中国政府就取消了该大学的认证资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做毕业演讲后，中国政府就停止了公派到该大学的留学项目。这些属于教育领域的经济胁迫和报复行为。

中共的经济胁迫、司法绑票与外交霸凌，也经常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位匿名网友形象地揭示了中共逻辑的荒谬：“如果我们是卖方，比如卖水给香港，那对方就是靠我们养活的；如果我们是买方，比如去日韩旅游消费，那对方更是靠我们养活的。据此逻辑，当然全世界都是靠我们养活的。” 一般说来贸易是双赢的事情，把贸易当武器，也会伤害中国自己的企业、个人或消费者。以稀土为例，在2010年中国限制稀土出口日本时，日本进口的中国稀土占总进口量的九成。制裁刺激了日本的节能技术研究，包括研制稀有金属代替品、减少用量、回收再用等，2012年稀土进口量比2010年少了一半以上。2012年有近70家中国稀土工厂减产、停产。这个事件也加强了日企摆脱依赖中国稀土、逃避中国政治风险的意识，间接地加快了日企离开中国、到东南亚投资的速度。其实，中国之所以能够占有稀土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大约九成），是因为其“低人权优势”：低工资、低福利、不顾劳工权利和生态环境，从而获得明显的价格优势，使其他国家放弃生产。

民主国家的议员联合呼吁全球民众喝澳洲红酒，以行动对抗中国的关税霸凌。台湾凤梨也得到了很多国家和民众的道义支持。在新疆棉品牌的风浪之中，不少一头雾水的中国网民也得知了新疆大规模集中营的真相。中国政府的恶霸行径使其自毁形象，国际社会越来越认清了中共的嘴脸，并开始反思过去的一厢情愿的对华政策。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