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 | 走走專訪|阮鳳儀:我是這樣成為《美國女孩》
文/Fan Su(文字工作者,曾是新聞記者,現為雜誌編輯,喜歡故事、認識人和社會,也愛文學。) (原文發佈於2021年12月10日)
Herstory
「我從小就很少得獎,做什麼事常常第二名或沒有名,直到拍了畢業短片,才第一次收到這麼多肯定。」甫以《美國女孩》拿下金馬最佳新導演獎的阮鳳儀,2017年以畢業短片《姊姊》獲東京國際短片節最佳觀眾票選獎而嶄露頭角,《美國女孩》延續《姊姊》的故事線,攤開「破碎」美國夢的下半場,同樣備受肯定。早在金馬頒獎前夕,《美國女孩》便同時獲得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兩座會外獎,為金馬首次。
拿下第58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阮鳳儀的得獎感言是,感謝爸爸、媽媽和妹妹。她說,那段因為母親罹癌搬回台灣的日子,相當難熬,因為拍成了電影,她才有了出口。而獲獎,便是回應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所述:「The most personal is the most creative.(最個人的最有創意)」
成為一個導演
表達的「出口」,是從高中就一直在找的。這是一條從文學、藝術經紀到電影的路,她形容是「很多很多限制所引導出來的一條路」。
剛開始是文學,阮鳳儀笑說,文學獎從高中投到大學,都沒有中過,就死了心。
後來轉向藝術經紀,「那時覺得創作太崇高,想說要不然試試(與創作)相近領域。」升大學之前,阮鳳儀休學一年到法國念語言學校,大三再交換至法國學習相關專業,回國後到畫廊工讀,但似乎終究不是創作,無法表達自我,而沒有繼續。
兜兜轉轉才轉向電影。
阮鳳儀的電影啟蒙來自高中國文老師,國文老師愛在課堂上放映歐洲藝術片,大學時期,她不是窩在台大多媒體視聽中心,就是下課奔去中山光點看電影,經常一週看上四部片。
但直到大四,修了中國戲曲科目,接觸到劇本,然後飛去紐約唸了一期電影暑期課程,才徹底迷上這個行當,確定心意,轉向電影。
確定之後,放手一搏。第一年,她以編劇身份申請兩間紐約的學校,一個落榜、一個備取。沒有氣餒,檢討調整後,第二年決定附上短片作品,改以導演身份申請,甚至直接飛到美國面試,五天內五間學校,從東岸到西岸。
在導演身份的申請者中,她恐怕是最沒有資歷的那一個。但,「那時候也沒在管,」阮鳳儀說,就像一開始,自己寫好短片劇本到處問有沒有導演願意執導,是台大老師沈曉茵一語點醒夢中人:「為什麼不自己導?每個人都是從零開始,不試怎麼知道。」於是,她找了15位朋友,從YouTube上邊看邊學,磕磕碰碰拍出自己第一支短片《抹片檢查》,也成功申請到了美國的電影研究所。
成為一個女性
從申請短片《抹片檢查》、畢業短片《姊姊》到第一部長片《美國女孩》,阮鳳儀的電影作品全以女性作為主角。
拍攝申請短片時,她剛好第一次做抹片檢查。那段經驗令她感受詭異,「我覺得自己不像一個人,而是一個檢體。」阮鳳儀如此形容。於是,她跟高中好友的醫師父母借下了一間婦產科診所,完成了《抹片檢查》的拍攝。
她發覺自己對女性的身體狀態、女性空間、女性書寫都敏感。從小與媽媽到烏來泡女湯,看著婆婆阿姨們裸著身子,自在移動、聊天,話題私密又有趣……捐血車與護士、美甲店等等,都是她所著迷的「女性空間」。她也愛讀女性作家的書,西西、向田邦子,還有最近正在讀的艾莉絲孟若。她說,這些作品幽微細膩,正貼近她自己的成長經驗。
主流標準講求的格局、氣魄,與自己有所共鳴的作品類型不同。為什麼有格局才最重要?如果那些不符合我對生命的感覺呢?阮鳳儀第一次如此提問,是大學時看了瑪雅戴倫的實驗電影《午後的迷惘》,關於一個女人不斷在夢境裡迴圈,最終分不清現實與夢境。電影也許沒看懂,感受卻很深,遲來的震撼令阮鳳儀不斷回想,並逐漸意識到,自己成長過程接觸到的女性作品太少了:「不管台灣還是全世界,女性創作者太少了。」她也把自己的創作,定位在此。
所謂女性創作,女性視角,是對私密的、個人的、家庭的經驗給予和外在的、世界的、宏大的經驗一樣,平等的注視與敬意。
「心裡還是有一些沒有被說出的話,一直期待別人替我說出來,但即便這麼多人說了這麼多話,我好像還是有話要說。」讀這麼多書、看了這麼多的電影,阮鳳儀仍然有「要說話」的衝動,也慢慢聚焦,自己心裡那個關於移居經驗、女性經驗的母題。
成為一個姊姊與女兒
從畢業短片《姊姊》到長片《美國女孩》,由移居美國的一對姊妹,談到回台後姊姊與媽媽的衝突、怨懟。正是經由創作,阮鳳儀先後理解了自己的妹妹、媽媽。
在《美國女孩》裡,姊姊芳儀與妹妹芳安差了三歲。真實生活裡,阮鳳儀與妹妹僅有一歲之差。阮鳳儀成長上渴求創作、追求意義,一直戰戰兢兢,而妹妹樂觀、開朗,像是與她互補的精神支柱,彼此不可或缺。
從美國回台後,妹妹也有自己的難題,難以融入,經常被同儕嘲笑稱「美國人」。但妹妹個性與阮鳳儀天差地別,很多時候不糾結。穿著金色legging出門、開車敷著白色面膜嚇到路人……,談到妹妹,阮鳳儀好氣又好笑:「她就是happy-go-lucky。」
電影裡,芳儀對於媽媽離世的恐懼,也是阮鳳儀一直所害怕的。她曾問過妹妹,難道不害怕死亡?妹妹說沒什麼好怕,反正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也不記得,只要不痛就好。
當初《美國女孩》寫到第四版,還沒有最終成為片中魔幻亮點的那隻白馬。考量很實際,拍攝不好執行。但阮鳳儀屬馬,天生愛馬,某天念了劇本給妹妹聽,妹妹回說:「沒有把馬寫進去?可是我覺得那是你很重要的一部分。」後來,那象徵芳儀渴望的白馬,才被放進在電影當中。「我們能突破對方盲點,我很感謝我妹。」
至於與母親的矛盾,則全來自太過相像。阮鳳儀說,從小就排斥被說像媽媽,過去以為是覺得媽媽不酷、太樸實,後來才知道,是因為兩人太像,阮鳳儀太清楚媽媽「不太好」的那一面。
「這如果已經是她的最好了呢?」戲裡好友反問芳儀,戲外的阮鳳儀何嘗不知。長大後,有機會回過頭看自己,「也許可以再溫柔一點。」阮鳳儀說。
成為我自己
拍自傳電影,就是這個自我理解的過程。
2020年改本時,正值covid19疫情爆發,全家四人關在家裡。媽媽還是叨叨念念,但這一次,阮鳳儀像觀察田野一樣觀察自己的家庭與媽媽,盡量不帶上情緒。也是為了建構戲裡母親莉莉的角色,她側訪爸爸也側訪阿姨,才一步步更為理解自己的母親。
《美國女孩》的對白幾乎都是取自家中的日常對話。阮鳳儀說,編劇擁有重構世界的權力,但她不想偏離初心。初心是,同理那一段破碎時光裡的爸爸、媽媽和妹妹。
「我們現在成為什麼人,跟我們的原生家庭和成長經歷有很深的連結,但隨著出社會、工作,我們很容易忘記『為什麼我變成這樣』,我希望透過一個成長故事,大家可以感受到,自己也曾經經歷過那種迷惘、不知所措。」
在電影的最後,陽台徐徐微風。《美國女孩》也像一陣風,吹進阮鳳儀的心裡。她說,自己有出口了,有表達了,有試圖留下一些什麼了。
也有更多事想繼續講:年初妹妹結婚,家裡發生一堆雞飛狗跳的趣事,她說,想拍妹妹結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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