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邊緣的博論題目的出發點：障礙研究

我的博論題目是聽障口音（deaf accents），用社會語言學的方式來談，而不是語言病理學的角度。

雖然在語言學的系所，但我的領域社會語言學，在更多時候卻不被語言學的同儕覺得「足夠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是語言學與人類學／社會學的交叉學科，不過後面兩者也對我們很陌生。因為語言對他們而言只是人類社會中眾多面向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實在無法理解為什麼社會語言學家要如此強調語言。

今天先不談社會語言學，我想談談我啟發我博論的基礎：障礙研究（disability studies）。

障礙研究，顧名思義就是研究「障礙」。看起來這是一個，只要我不是身心障礙人士，就與我無關的學科。不過對我來說實非如此。

障礙（disability）是一個基於生理／心理的不同，與社會結構互動下，產生的結果。他與損傷（impairment）不同，損傷更強調的是生理／心理事實。而障礙則是大至一種壓迫，小至一種感覺。

一個使用輪椅的人，他在一個完全可以暢通無阻的都市環境裡，他不會遭遇到「障礙」，即便他可能有某種「損傷」的事實。用障礙作家 Liz Crow 的話來說，當一個社會不對某種身心樣態的人造成任何生活上的阻礙，不只沒有了「障礙」，我們也不必去察覺「損傷」。

想想看，其實近視是一種損傷，但是為什麼近視的人不覺得遇到障礙，因為近視的人太多了，多到這個社會也不會真的對近視的人造成什麼阻礙，所以我們甚至不需要去將近視當成一種損傷。

同性戀，在過去是一種心理損傷，需要被治療；在社會上也遇到各式各樣的阻礙，在同志運動的努力下，不同的性慾特質得到正常化，他才不再是損傷。

對於 Liz Crow 而言，障礙權利運動的目標就是，最終，我們只需要定義一種損傷，那就是損傷主體因為該損傷而感到痛苦、長期疼痛，喪失機會等，這是我們唯一需要定義的損傷。因為生理上的疼痛，並不會因為社會不再設限而消失。

而障礙研究要處理的，就是人類變異（human variation），原本應該可以被視為人類多樣性（human diversity），卻為何最終當中的部分樣貌被定義為「異常」。殘障理論（crip theory）參考了酷兒理論（queer theory），重新定義了殘破（crip），殘破的不是損傷主體，該被「殘破」的是制度與結構。

對我而言，障礙研究處理的其實是人文社會學科裡很多命題的根本，我們究竟有沒有辦法不再階層化的看待「差異」，有沒有辦法讓差異就只是差異，而非異常。而就如同我們會去看見不同族裔的生命歷史、不同性傾向的抵抗經驗，我們也該如此看待身心障礙者。

有些人可能會想到聾人研究。看起來最激進，對我而言卻其實最保守的，莫過於聾人（Deaf people）研究主張的，聾人是得到「聾」，而非失去「聽」。套一句 Donna Haraway 講的話，面對一個自成一體的暴力體系時，我們真的需要去將自己建構成另外一個完整的體系，才能與之對抗嗎？

許多西方的聾人並不認為自己是障礙者，這進一步造成西方聾人運動與障礙運動開始產生斷裂，然而晚近的障礙或聾人研究學者們，卻開始認為，排斥障礙身份的聾人社群，其實跟健全者（abled people）擁有同樣的健全主義意識形態（ableism），就如同除病化後的同志社群，有些人會以同性戀不是病，來切割任何將同志權利與障礙權利相提並論的討論。

以我自己的領域，比較弔詭的就是同志口語的研究。一些早期的語言病理學家會指出，同志會有什麼樣的講話方式，並將之視為異常，比如所謂的同志大舌頭（gay lisp），把 s 唸成 th，近代的社會語言學者要平反這種說法，有些人採用的論述卻是，同性戀早就被除病化了，怎麼可以將同志口音視為一種語言病理。

但對我而言，裡面最弔詭的便是他們再次的掉入健全主義的邏輯。有一些差異是適合被除病化的，比如同志口語，然後有一些差異卻好像被默認是適合被病理學家繼續討論的，比如我博論的題目：聽障口音。

我認為障礙研究在人文社會領域裡的基本精神被嚴重低估，障礙研究被錯誤理解為只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福利研究，這個是不對的，障礙研究的基本精神是我們如何看待差異，如何擊垮將差異異常化的社會結構。

我曾經被問，障礙研究要在哪些學科系所來做？我心裡面想的是一個反問，女性主義研究要在哪些學科系所來做？如果你覺得任何學科都可以做女性主義研究；為甚麼你會問哪些學科可以做障礙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