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容下多一個張居正嗎？

萬曆十五年，即1587年，表面上是無甚特別的一年，但實際上卻是明朝跟中國一個重要的年份。

明朝於1368年由朱元璋所建立，歷經十六個皇帝至1644年滅亡，而萬曆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

在當政前期，萬曆與張居正緊密合作而致「萬曆中興」，但張居正死後，萬曆漸漸不上朝，荒怠政事，明朝至此，國力已無法再振作起來。相反，遠在歐洲，英國於1587年擊潰西班牙的艦隊，並開啟英國伊利沙伯女王的盛世，此消彼長。

不過，黃仁宇提出了一個觀念，就是不論萬曆、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及李贅都是一時之傑，上至皇帝首輔，下至文官將令都曾全心全意的謀變，但每個人的結局也是一個悲劇。他們都耗盡心力，可是全部都不能根本性地改革整個中國固有的制度及社會。

萬曆少好讀書，聰穎，有仁君之風，故重用張居正，但其後卻發現他所信奉的，所依靠的都是虛妄的。皇帝貴為一國之君，掌管萬物，但卻受到中國傳統官僚系統的處處掣肘，因立儲一事收到文官的逼迫，最終發現皇帝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近乎一個圖騰，真正掌權的是文官，是地方，皇帝根本沒有任何能力去改變整個社會。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令萬曆荒怠政事，多年不上朝，命運是悲慘的。

張居正與申時行，一個雷厲風行，一個圓滑平和，性格不同的兩人先後成為明朝的首輔。張居正被喻為明代的第一政治家，在任內推行多項改革，但卻同時破壞當時的政治平衡，影響到多方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在他死後遭到清算，他的改革最後也只剩下一個城牆。申時行則盡力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他深明皇帝是一個象徵性的存在，文官系統卻是實際的統治者，只有平衡兩者的利益才能達致長久之道，可惜最後仍要被參劾。

世間再無張居正固然是這樣出類拔萃的人才難以再出現，但實際上中國的政治也難再容納多一個張居正。

戚繼光與海瑞是明代後期一文一武的傑出代表，但卻都是貧困地死去。戚繼光貴為明代後期將領第一人，對倭寇對北方的侵擾均力挽狂瀾，深受張居正的寵信，但張居正倒台後卻被人參劾；海瑞以儒家思想為人處世，心繫國事，可是最後卻因過份進取地試圖打擊豪強，壯志不能酬。

張居正是能臣，戚繼光是良將，海瑞是好官，但他們的結局代表當時中國的社會已形成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一個以士大夫為核心的治國集團，這個集團有自身運行的方法，任何破壞當中平衡的人最終都不能避免地被這個集團所推倒。

中國的社會缺乏一個完整的司法體系，沒有財產及法律的基礎，一切事情都是憑儒家提倡的道德理念作判斷。可是，由於沒有統一的定義，人言人殊，道德理念變成當權者統治的工具，最後所有人都只能順服於這個集權的體系。

因此，中國已不是昏君、佞臣或弛將所引致衰落，而是經過一代代的累積，整個社會已出現一個模式，這個模式讓中國在皇帝荒怠政事時也能良好的運作，但卻同時造成僵化，容不下任何形式的進步，無論是內在或外在的，思想上或技術上，所以中國不可能出現日本明治維新般的改革。

最後，讓我用黃仁宇的話作結：「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帝國走到這時衰亡得失已不是關乎於人，而更似是一個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