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困境

王小波在他的文章《知识分子的不幸》里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现在已经被完全滥用了，似乎只要接受过高等教育，不论你到底是否真有“知识”，都可以被称为知识分子。但其实知识分子并不是一个容易取得的头衔，它首先要求你具备独立的人格，而具备独立人格往往要求你的生存并不依附于一个特定的政府或机构，或者你至少不仰赖于某个特定的领导去生存，这一点是最难实现的，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不依附于某个集体的独立生存往往很难实现，这也注定了大多数读书人具有先天的软弱性。中国历代就缺乏不依附于皇权的独立知识分子，哪怕是在先秦时期，大多数士人的最大追求，也不过是让自己的学说被统治阶级所采纳，因此为了让统治阶级满意，就会或多或少地出卖自己的真实追求，甚至最后像法家一样完全沦为统治阶级的鹰犬，一切以实现君主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到了秦朝以后，独立知识分子更是基本绝迹，察举制和科举制这样的人才选拔制度，也让中国的读书人从此只有一条出路：做官。为了实现飞黄腾达的梦想，中国读书人的独立思考根本无从谈起，只能对四书五经之类的经典顶礼膜拜，不敢在学术领域进行批判性思考，无法实现理论创新，更遑论科学工具的发现。这些人真的做官以后，为了保住饭碗则更加难以保持独立人格，只能对皇权进行人身依附，也必然需要逢迎上意，歌功颂德。

那么，中国历代就没有独立知识分子吗？当然有，但确实很罕见。因为成为知识分子还有第二个要求：你得遇到一个允许独立知识分子生存的时代，至少是一个理智的年代。什么是理智的年代？最起码的要求是，知识分子发表意见不会面临杀身之祸，知识分子钻研学问不会被权力所干扰。但是这样的年代是极为稀有的，因为在法治社会之前的社会，知识分子能不能放心发表意见和专心研究学问，并不取决于这些知识分子本身是什么表现，而是首先取决于统治者是什么性格，什么追求。统治者如果容忍甚至欢迎批评意见，那知识分子就可以成为魏征；统治者如果反感甚至严禁批评意见，那知识分子即便是魏征又能有什么作为？面对这样的统治者，你越发表意见，就越是自取灭亡，而且这样的统治者，也往往只偏爱那些逢迎上意、溜须拍马的佞臣，不会对魏征之流有什么好感，相反让他们消失才会让统治者感到舒服和满意。其次是取决于所处时代的群众状态，如果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比如文革时期，哪怕你选择沉默投降都无法自保，人民群众会自发对独立知识分子进行精神上的摧残，肉体上的消灭。当然，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往往就会主动培养什么样的人群，这样的群众状态也往往是特定的统治者所造就的。

最后，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坚定的人格力量和不悔的精神信念的，因为他们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会遭遇各方的误解以至攻击。那些入世的传统知识分子，往往会由于修齐治平的士大夫理想，把实现全天下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他一方面有着忧国忧民的焦虑，想分担统治阶级的重担，但提出的改进措施基本都会因为损害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而不被统治阶级所接受，统治阶级往往只会接受他们成为自己的鹰犬，对任何不符合这一工具属性的知识分子都会进行打压；另一方他们又缺乏对底层困苦的体察，对于修齐治平的美好想象往往与现实严重脱节，不仅美好的治国理想遭遇现实打击以后迅速褪色，而且他们自身的腐化堕落往往比统治阶级来得还要快，他们到最后大多只是成为了皇权的附庸，成了民众口中的贪官污吏。而那些出世的传统知识分子，成为隐士已经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好出路，虽然这同样被批评为一种对现实的消极逃避。对于已经走出传统知识分子迷梦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大多尝试在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扮演一种独立观察者和批评者的角色，统治阶级有问题他们批评，人民群众有问题他们也批评，既希望统治阶级接受民众的批评监督，进行科学决策；又希望人民群众接受科普，不要做出反理性反科学的行为。虽然他们大多主观上希望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都能听听他们的批评意见， 但最终的结果往往是被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所共同厌恶，他们的建议既得不到统治阶级的采纳，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最终甚至会被这两者一起讨伐。因此，一个读书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人格力量和不悔的精神信念，往往很容易在遇到最初的误解以至攻击以后就偃旗息鼓，选择明哲保身，甚至选择倒向强权拥抱利益，更不用说伴随着这些误解和攻击而来的人身威胁和打击报复，他无法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反过来说，这也正是独立知识分子的可贵，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并不完美，才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指出它的问题，它的不足；正因为这个社会依然存在着顽固的保守力量，才需要这些知识分子揭示新的思想，新的出路。只有当这些知识分子具有独立人格的时候，他们才能最大可能地不计利害地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最大可能地为科学真理而不是为权力需求服务，最大可能地赋予一个社会理性反思的动力。这种独立人格的真正实现，既需要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更需要他们在政治上、人身上也是独立的。

那么知识分子究竟怎样才能走出自己的困境呢？从外部来说，这取决于你所处的时代。如果你是身处一个自由法治的时代，那么你可以做到自由表达，只要你不触犯法制本身，那么这本身其实也谈不上有什么困境了，你唯一的困境可能是怎么维持自己的理性与客观；如果你是身处一个基本理智的时代，那么你基本可以做到谨慎表达，但你必须很清楚你的言论所能到达的界限，超出统治阶级允许范围的言论你无论如何谨慎表达，依然会被视为大逆不道，也会遭受人身威胁；如果你是身处一个丧失理智的时代，那么你不仅无法谨慎表达，甚至无法保持沉默，只能选择热情歌颂，在这样的时代，你是否能够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你的声音是否还能被人听见，往往只取决于你是否已经实现了经济、政治、人身上的独立，否则你最好的策略只能是选择沉默。不过根据历史的经验，人类社会总体上是在逐渐走向文明与开放的，哪怕在某些阶段存在一些停滞与倒退，但是我们不妨保持这样的信念：那些倒霉的年头总是会过去的。

但是从内部来说，走出困境只需要你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人。只要你自己的精神世界是觉醒的，你的人格就可以是独立的，你的思想也可以是自由的，它并不会被某个独裁专制的帝王所统治，也不会被某个丧失理智的时代所束缚，你并不需要等那些倒霉的年头过去，因为你每天都在做一个理性豁达的自我，只要你明了自己的真正信念，它就无法被时空所凝滞。

2021.5.16